一、三生有幸

 

    1938年2月，我提着一只藤篮，里面放着几件衣服，一条毛毯，还有一本高尔基选集。这是我从学校的衣物中挑选出来的。听说那地方很冷，不带点保暖的衣物不行，可是我一个人逃离学校，行李多了也拿不动，只能带这一点了。
    我要去的是共产党在延安办的“陕北公校”，我没有见过这个公校，却被这个公校的名气吸引住了。这正是我要追寻的光明大道。
    在汉口大街上，我问明了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路，便猛着胆子朝日租界的一座楼房走去，陕北公校招生处就在这座楼里。
    我走上二楼，一间大房间里，两排靠椅拉出了一条长线，椅上坐满了青年，不用问，这些都是到陕北公校去的。
    一个年轻的女八路递给我一张表，表上列出的栏目不少，都是报名必须填的，我把表填好，交给了那位女八路，她在表上按照顺序给编了号，送到坐在墙角的招生负责人面前。那负责人按照表上的排号叫去谈话，谈完话，还要你交出一个介绍信，他便给你一个到陕北公校去的介绍信。那些谈过话，拿到介绍信的人便三五成群，高高兴兴的离开二楼，准备登程了。我一看这情形，心里真高兴，到“陕公”去，就这么容易啊！
    轮到我了，我走上前去，只见这位招生负责人长着红鼻子，嘴里还亮出两个金牙，对我一脸春风。他看过我的表，问了我几句，随即要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我说没有介绍信，他的脸马上变了，变成了一块冰。对我说：“我们陕北公校的规矩，没有介绍信是不能收的，你请回吧！
    我急忙对他解释说：“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从学校逃出来，逃到长沙去找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王凌波，王凌波是那位同学的舅舅，想请他开个介绍信。不料，我们一进长沙办事处的门，就见我们学校的麻子校长正走在前面，我俩大吃一惊，料定是校长来抓我们回去的。这位麻子校长曾对我们说过，共产党在湖南的代表人徐特立原先是他的校长，前些日子他找过徐特立，不能让他的学生到陕公去，一个也不行。我们一见这情形，便急忙抽身到火车站，买了去武汉的车票，买好车票，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好进站了，临上车时，那位同学害怕了，说：没有介绍信，汉口那边不收我们咋办？说罢，他扭转身，就又往回走了，我便猛着胆子来了。”
    那位负责人没听完我的唠叨，便斩钉截铁的抛给我一句话：“我已经给你说了，没有介绍信，陕北公校是不收的，你趁早走吧！”热脸挨在冷屁股上，我压着一肚子的话，回到原来的长椅上，脑子昏昏地坐在板凳上。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长椅上的人都走光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发呆。
    那位红鼻子金牙齿的负责人也下班了，他走在我面前时，只冷眼看了我一下，抛下一句话：“你怎么还不走啊？”他对我厌弃起来了。
    吃过午饭，我又回到这个二楼上，又坐在那条冷板凳上发呆，心里只想哭，心想：到陕北公校的路走不通，断了，我往哪里去呢？退回去吧，绰号叫黄猫的学校训育主任那一关我过不了，他不把我开除，就会让我参加CC，成为他的一条走狗；回家吧，父亲那一斧头砍下来，让我当一辈子泥巴腿子，当一辈子睁眼瞎，这苦命的日子，我怎么过啊？！
    望望天，窗外的天是灰的；望望地，地板的颜色同红鼻子的脸一样，都是冷冰冰的。这时候，我的眼睛只飞出一个字“绝、绝、绝”。一想到我从学校逃出来的情形和眼前碰到的这个绝境，我难受的抽抽噎噎哭泣起来了，哭出声来了，一个18岁的小青年不懂世事，却走在了这条绝路上，一阵心酸，一阵颤抖，于是，我放声大哭了！
    这时，一位身穿蓝士林布旗袍的女同志，来到我跟前：“这位同学，你心里有什么事，能跟我说说吗？”
    温言软语三冬暖，这位女同志的话听的我暖心。我连忙抹掉眼泪，啰啰嗦嗦的对她说：“我是个爱国青年，日本鬼子来了，我要坚决抗日。我也是个爱好左翼文学的青年，对国民党的一套很鄙视，我家里没有钱，交不出学费，学校训育主任几次要我参加国民党的小组织CC,家里人坚决叫我莫干。我知道你们共产党在陕北办了一个陕北公校，不要钱，给饭吃，学习毕业后，还分配工作。我认定这是我奔向的光明大道。我找了一位同学，他同我一样，也想去陕北公校，我俩偷偷从学校逃出来，想找他王凌波舅舅开个介绍信，结果校长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来抓我们了，于是，我们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想到武汉来找八路军办事处，心想，你们对待爱国青年是一样的。哪知道却碰了个大钉子。”
    那位女同志听了我的这番唠叨后，对我说：“我很同情你，你别急，我替你想想办法，你在这等着。”
    只一刻工夫，我望见从楼上下来一个大高个子，沉甸甸的脚步，踩得楼梯直响，那位穿旗袍的女同志随在他身后，一同向我走来。
    我一见这个大个子，便欢喜的叫了起来：“你不就是神行太保罗炳辉嘛。”
    大个子一听我叫出他的绰号，便咧开那弥勒佛的嘴笑着问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说：“我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红军将领传》，这些书里都说到你，还有照片。”
    大个子一听这话，两只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你也读这些书啊！”
    “何止这些，还有绥拉菲姆维支的《铁流》，鲁迅、茅盾、巴金、苏联的高尔基，他们的作品都是我最爱读的。”
    “哦，你有什么事？”
    我把从学校逃出来要到陕北公校的事又说了一遍。大个子张开弥勒佛的嘴巴瞪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放声直笑说：“好一个热血青年，可爱啊！”
    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好话，心里一欢喜便问他：“你让我去陕北公校好吗？”
    “行、行、行。”罗炳辉的话十分干脆，十分实在。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便落了地。
    那位女同志跑到招生负责人那里把我填的表拿过来，给罗炳辉看，罗炳辉正要同我谈话，那位穿旗袍的女同志却说：“他身上的路费不够，到不了陕北，怎么办？”
    罗炳辉问过我路费的情形，便说：“办事处的人到延安时，护照上多加一个人的名字就行了。”
    那位穿旗袍的女同志又说：“你看他身上衣裳单薄，到那里怎么过？”罗炳辉摸了我学生装里面套的那件棉衣，口里啧啧有声“不行，不行，太薄了。”
    他问那位妇女：“你看怎么办？”那位妇女不语，罗炳辉嘴快，说：“让办事处给他一套棉衣。”
    那位妇女沉默了一会，望着我问道：“离武汉不远有座学校，也是共产党办的，学生跟你一样，都是爱国青年，你去不去？”
    我说：“只要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我都去。”
    那位女同志笑着对罗炳辉说了一会。罗炳辉说：“好吧，就这样办。”
    那位女同志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在湖北黄安办了一个训练班，你就到那里去吧！那地方很适合你。”
    我听了这话，连忙向罗炳辉和那位妇女深深鞠了一躬：“太感激你们了！”
    罗炳辉拿过那张报名登记表，在表上挥挥洒洒写出了自己的大名，在另外一张白纸上还写了几行字。那位女同志把罗炳辉签过字的表和一个条子叠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写着“汉口府右街XX号新四军办事处收”。
    我拿着这封信，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一位女青年一见是罗炳辉介绍来的，便十分热情的让我办好了入学的手续。
    过了几天，我便同另外七个青年一道，由一个老八路领着，步行到了黄安七里坪青年训练班。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都是罗炳辉给我的幸运。我今生今世永远感谢罗炳辉和那位女同志。非常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位女同志的名字，只听人说过，他是一位地下党省委书记的遗孀。

 

二、文化和武化的结合

 

    1941年5月，我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当教育科长。罗炳辉是二师师长，他的师部就住在我们这座小茅屋的前面。
    那天下午，他没有事，就闲转悠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他立了个规矩：转到哪个单位，不许那单位的首长出来接，他来到我们的小院里，只有我们这些科长干事们围着他，或坐或站地围了一圈，他问了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在干什么事？等等，一些家常话。
    轮到我时，我问：“你还认得我吗？我是在你面前哭过鼻子，你才让我参加新四军的。”
    他一想：“哦，原来是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在政治部当科长，正忙着一个人在编两本教材。一本是连队战士政治教材，内容主要围绕穷人为什么会穷？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的土地哪里去了？富人的土地怎么来的？”
    罗炳辉一听，张开那弥勒佛的大嘴笑了：“好好，这些革命的道理就是要让战士在课堂上一点一点弄明白，不能老是让战士屁股坐在背包上，去听那些长篇大论的报告。他们的屁股都坐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哪还有力气来听你的大道理？”
    接着又问：“你还编什么?”
    “识字课本。”
    “好！这个太需要了，我们的战士最喜欢的就是识字。”
    站在他身后的警卫员顺口朗诵了一段识字课文：“王老五，卖豆腐，一天卖得二百五，裤子破了没人补。”
    罗炳辉一听便鼓起了那铜铃般的眼睛，问道：“这也是你编的？”
    我连忙说：“不是，不是，这是张劲夫主任自己编的，他事情太忙，便把我抓来，照他这个样子往下编。”
    罗炳辉鼓励我说：“很好，你们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的干实事。”
    他转过身，看见文化科长吕蒙，吕蒙是一位木刻艺术家。罗炳辉要看他的艺术作品。吕蒙把几幅得意的作品摊开在罗炳辉面前。只见战士的军帽都是歪戴着的，绑腿也拉的不成样子，歪头扭脑，两只眼睛却非常有精神。罗炳辉看到这些便沉下脸，把这些作品推到一边，他显然不喜欢吕蒙的画，不过他话到嘴边又噎住了，他要尊重知识分子嘛！
    文化干事杨中流把自己的两幅彩色画，推到罗炳辉面前，画上的战士军姿威武，脸色红润，腿杆很长，绑腿上一串人字，整整齐齐，腰上的皮带扎得紧紧的，一个人浑身上下都精神饱满。罗炳辉拿着这张画左看右看，嘴里啧啧有声“好，这就是我们的战士。画兵嘛，就要画出兵的神采来。”他鼓起铜铃似的一对大眼睛，朝我们大家扫了一圈，然后抛出一句话来“革命的文化要同革命的武化相结合，革命的武化也要同革命的文化相结合。”    
    这时候，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口号还没有流传到我们的部队中来，罗炳辉的这个话却像一路春风，早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了。这也是罗炳辉同我重逢时送给我的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永远刻在我的心头。

 

三、互赠的战伤

 

    1942年一月，二师师长罗炳辉给六旅旅长谭希林发出一个电报，让谭希林率领六旅部队由淮南津浦路西转到路东竹镇地区来休整。六旅部队转到竹镇后，谭希林专门到师部去请师长罗炳辉来阅兵，这是军中最高的礼节，罗炳辉欣然应允。
    检阅那天，六旅全体人员依照编制顺序，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排列在竹镇的大操场上，师长罗炳辉骑匹大黑马，带着师部的一班人，来到检阅场上。
    阅兵指挥员放开嗓门大喝一声，全旅五千人马便咔嚓一声，出现了一个整齐划一，方方正正的军阵，全旅人的眼光都聚焦在罗炳辉身上，罗炳辉下了马，右手卡在帽沿上，向全旅官兵敬了一个礼。
    罗炳辉臃肿的身体，规范的步伐，从队伍中心穿过，踏上了主席台，罗炳辉站在主席台中央岿然不动。六旅旅长谭希林跨着有点偏跛的步伐走向前来，向罗炳辉行了个标准的军礼，飞去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请师长训话！”
    罗炳辉向谭希林跨前一步，同谭希林的手紧握在一起，张开那弥勒佛的嘴巴：
    “好啊，几年不见，你们的队伍大进步了。能达到这个地步，不容易啊！”
    “谢谢首长的鼓励。”谭希林笑着说。
    罗炳辉胖脸上的伤疤和谭希林的跛腿，同时展露在几千人的眼前。

    他俩身上的伤疤，都是对方互赠的。
    在江西苏区，谭希林是红军的一个特务营长，罗炳辉是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长。两支军队，两路敌人，在赣江两岸熬战了一年，大小战斗不计其数，血雨腥风的岁月，把两位将军，两支敌军的眼睛都打红了。
    先是罗炳辉的保安团把谭希林的左腿打成了残废，从此谭希林立正时两腿不能并成一条线，总有点跛。后来，谭希林的部队也在罗炳辉的胖脸上留下了一道柳叶型的弹痕。罗炳辉对谭希林，谭希林对罗炳辉，二个人心头都留下了深深的仇恨。
    后来罗炳辉率领他的保安团在战场起义，成了红军第六军团，罗炳辉成了军团司令，谭希林在福建成了闽浙赣边区的司令。两个人同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后，罗炳辉同谭希林先后来到华中，二个人都当了新四军。在创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中，都立下了大功。皖南事变后，罗炳辉当了二师师长，谭希林担任了二师第六旅旅长。
    虽然岁月流逝，那内战时留下的战伤却依然留在二个人的身上。这会，在阅兵场上，谭希林左腿蹬不直，是个跛腿将军。罗炳辉脸上的弹痕成了一片柳叶。
    有一次，谭希林在六旅的干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总要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不能总让个人的恩怨情仇永远结在一起，拉不开。你们看，我同罗师长昔日是势不两立的仇人，现在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革命同志。我就按军队的纪律尊敬他，听他的号令。当年互相仇恨的事再也不提了。但是，我们各自身上的伤痕却永远抹不去了。”

 

四、送别

 

    1947年3月间，五旅部队正在峄县泥沟集准备南下华中。一天夜间突然接到纵队司令部一个紧急电话：全旅团营干部必须天亮前赶到峄县城天主教堂开会。
    干部们骑上快马、一头雾水地赶到峄县城，天刚大亮。天主教堂早已打扫得干净，却不见一个人影。大家望着这场面不免议论，是否华中时局有变？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时，突然看见赵启民走过来了，大家便拥上前去，探问消息。
    赵启民原是五旅政委，最近才被调到二纵队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告诉大家：华中方面没有什么新情况。今天开会，主要是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要亲自来为五旅部队南下送行。昨天夜里罗炳辉坐着吉普车从临沂赶来，一路颠颠簸簸，加之他身体有病，到这里连汽车都下不来了。这会儿正在休息。开会时间稍微推迟一点。
    罗炳辉同五旅部队，确有一段特殊的情缘。
    1937年冬天，五旅部队还是河南桐柏山一支不满百人的小游击队，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利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旗号，一面对桐柏山游击队加紧缩小包围圈，一面派人同游击队负责人周骏鸣谈话，希望这支游击队编入国民党的保安团，队里的头领可以升官，不然的话，就难免兵戎相见了。他想用威逼利诱的办法，利用这支游击队跟共产党中央北方局失去联系的机会，把这支游击队吃掉。桐柏山游击队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正在这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罗炳辉，得知这个情况，便千方百计来挽救这支游击队。他设法同游击队负责人周骏鸣取得联系，并告诉周骏鸣一面暂时对国民党敷衍应付，一面提高警惕，抓紧扩充部队。他同时选派干部、给周骏鸣送去无线电台，好同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取得援助，不再孤零零的在桐柏山上受国民党的欺侮玩弄。后来，当游击队扩大到近千人时，周恩来在同蒋介石谈判中，让蒋给了这支游击队一个编制番号——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第八团下了桐柏山。5月间，四支队全体在霍山流波疃集中，进行校阅，出发东征。
    在流波疃的大操场上，七团、九团、特务营、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都显得枪刀明亮、服装整齐一派威武，一派豪气，唯独第八团，人数少，服装斑驳，枪械陈旧，队伍中还有不少人穿着老百姓的服装，手里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四支队司令高敬庭看不起这支衣衫褴褛、武器很差的部队。这让八团团长周骏鸣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去向罗炳辉诉苦，罗炳辉告诉周骏鸣，争取让八团成为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的前锋部队，不要怕艰险，不要怕牺牲，到了敌人后方，你们就像蛟龙汇入大海，大显身手，要枪有枪，要兵有兵……
    周骏鸣听了罗炳辉的指教，便领着这支没一点正规军模样的部队，挺进到了日本兵占领的巢县、含山、江浦、全椒一带。这些地方，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全都跑光了。国民党大军从南京溃逃到长江北岸时，许多部队便自动解散。当兵的把手里的武器，卖给地主、土匪和游民，得来的钱便当作回家的路费跑了。这样一来，这些沦陷地区便遍地都是武装土匪和汉奸维持会。这些人不会打仗，手里的武器却都是精锐的。周骏鸣带领第八团进入到这些地方时，便把这些土匪武装收编的收编，解散的解散，对于汉奸武装，则是消灭不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八团便扩大成了2个团。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将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第五支队，罗炳辉担任支队司令，周骏鸣担任副司令。
    在创建淮南根据地的过程中，罗炳辉带领第五支队东征西剿、南征北战，深入淮北、淮泗、淮宝，开辟了游击区，建立了根据地，还特别注重训练部队，让部队苦练五大军事技术。他自己身边的警卫排，每个战士都是他精挑细选找出来的高挑个子，每个战士在射击、投手榴弹、匍匐前进、过铁丝网、过独木桥这些方面都是项目精英。罗炳辉不管到哪个部队，都要挑出一个最优秀的排跟他的警卫排比赛。那些参加比赛的排长都比不过他这个排的普通战士。他就利用这样的标兵排来激发部队的练兵热情。他还指挥五旅一个团在来安半塔集，打垮了顽军韩德勤一个旅的进攻。使淮南路东的局面大解放，创造了有名的半塔集守备战。他还指挥五旅研究出了五点梅花战术，在六合城的金牛山下，把日本的一个大队杀的七零八落、丢盔弃甲而逃。可以说，五旅能由桐柏山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成长到如今这个名震江淮的主力部队，确实是罗炳辉辛勤培育的结果。
    去年，五旅来到山东，在界河一仗出击有力，受到陈老总的夸奖。这给罗炳辉脸上也增添了不少光彩。
    如今，这支部队由中央军委指名远去华中参战。罗炳辉赶到峄县来送五旅出征。这件事让五旅将士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得了肥胖病的老将军，昨天晚上从临沂赶到峄县，一路把他颠簸的翻不了身，在战士的抬扶下才下了车。他带病送兵的精神象一团烈火温暖了五旅每个干部战士的心。
    上午九时半，罗炳辉在医务人员的陪伴下，来到了天主教堂。当他艰难地爬上教堂台阶，走进会场时，已经累的气喘嘘嘘了。成钧和赵启民忙上前去准备搀扶，他却拒绝了。坚持要站着讲话，首先举起手来向大伙行了一个军礼。一张蜡黄憔悴的阔脸庞，但是却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张浮肿的弥勒佛嘴巴里吐出了沙哑而有力的声音。
    “同志们，我代表陈军长饶政委张副军长来向五旅同志们送行！”
    他详细的谈了五旅南下的原因。
    “今年三月，粟裕谭振林向军部搬兵，要四、五、九旅增兵华中。迎击国民党15万大军向苏中和淮南的进攻。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报告延安，总部回电，二纵队不能全部返回华中。只批准五旅调回华中。你们这次行程遥远、十分艰辛，要特别爱护战士的双脚，新布鞋、新草鞋都要试穿几天再装到背包里。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都靠一双铁脚板。我们的干部就要让我们的战士保护好他们的脚板。行军休息时，还要战士抓紧时间练练枪法，一定要记住：“兵不习武，以身许敌。”我们的部队都是热血男儿，你们要像兄长一样爱护每一个战士。
    罗炳辉是个爱兵如子的老将军。他当五支队司令时，每次行军宿营时，都要深入连队督促战士洗脚，让医务员为战士挑血泡。就因为他对战士关怀备至，所以部队的行军速度很快。国民党夸他是“神行太保”。却不知这位从奴隶成为大将军的罗炳辉，凭的就是对士兵的爱心，才在一次次战役中取胜的。他一讲到行军打仗的事便滔滔不绝，成钧知道他的脾气，连忙送来一杯热茶：“请喝点茶吧。”罗炳辉这才坐下来擦了擦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低头喝起茶来。
    在会场的一角，我双手捂住脸庞，暗自饮泣。罗炳辉同我的往事一幕幕在头脑里放映，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罗炳辉批准我入伍的。如果没有罗炳辉，我今天恐怕还是湖南农村的小学教员，甚至堕落成一个CC特务分子，罗炳辉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恩人。
    罗炳辉到五旅来送行，很可能是他跟五旅的最后一面。罗炳辉抱病给我们送行，我们从南方再回到山东时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人生最苦是死别”，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这种离别，这句话我嘴里讲不出来，心里却非常悲痛。
    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一部照相机，没能把罗炳辉那抱病送征的憔悴容颜拍摄下来。
    我发誓我要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生命，来做好我的工作，来报答罗炳辉的恩情。

 

五  天长城的奠礼

 

    1946年7月，15团政委殷绍礼接到旅长成均的一个电报，成均让15团利用夜间秘密行动，转移到天长城去，这是由于成均接到一个秘密情报，国民党新五军正准备向天长城进攻。成均在天长城西面的张公铺集中了五旅的二个主力团，准备迎击新五军一个营的偷袭。他决定，先把新五军的这个营吃掉，掉过头来，再来收拾向天长城进攻的新五军主力。
    15团团长李士怀、政委殷绍礼在当天夜晚，从最前线的东王庙阵地撤出，秘密进入了天长城。
    天长城是淮南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淮南党政军的领导中心都驻在这里。城内城外的防御阵地都早已修好。
    15团部队进到天长城后，淮南党政军机关便撤退过了三河。新五军一旦占了天长城，淮南战区便失去了首脑中心。新四军二师在这里经营了八九年的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便将变为国民党的统治地区。此战关系重大。
    李士怀和殷绍礼把天长城内外的阵地地形看了个遍，便指派一营去占领城东面的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正好把天长城保护在自己的怀里。高地上的工事早已修好，是淮南军区司令部机关根据多年来反顽斗争的经验修筑的。地堡的枪眼很深，用一支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放进射击孔里，那步枪上的刺刀还露不出刀尖。地堡的顶盖更是又高又结实，交通濠也是修得弯弯曲曲，又宽又深。在当时军区机关的军事指挥员看来，这样的阵地坚固得不能再坚固了。哪里知道，开战后，只打了半天，这样坚固的阵地便被新五军的山炮、野炮、重迫击炮扫荡光了。后来查明，敌人的炮弹用的都是长延期信管，炮弹打到碉堡上，并不瞬间爆炸，它要在碉堡里钻上一下再爆炸。那看起来高大结实的顶盖，经不起它二三发炮弹，便被扫荡干净。
    15团的战士都是一些经过多次战斗磨炼出来的，敌人第一次把碉堡扫平后，下一次他们便把自己的火力转移到碉堡外面，凭借着战壕，他们隐蔽自己，让敌人的炮火向空无一人的地堡轰击。
    新五军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号称五大主力之一，兵多炮多子弹多，进攻时成班成排的人端着快速发射的机关枪和冲锋枪，象海上波涛似地冲杀过来，城东高地上的硬碰硬的冲杀激战，只持续了半天，便被新五军占领了。东面高岗上的阵地一失守，15团便只有一座古老的城墙可以凭借，同美械化的敌人拼搏了。正当15团在天长城同新五军恶战时，电波中传来一个噩耗，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在山东前线指挥作战中，高血压症复发，在临沂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这位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奴隶出身的将军，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到团指挥所时，团政委殷绍礼电报没有念完，便失声痛哭起来。
    当团指挥所的人全陷在悲痛中时，忽然听到殷绍礼一声喉咙嘶哑的大叫，我们要用战斗的胜利来悼念老师长。天长城正是老将军蹲了八年的指挥中心，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深藏在罗师长的心中。我们现在在老将军修整一新的地方，用战斗的胜利来悼念老将军！用战斗的胜利作为我们前线战士向老将军的奠礼。
    正当这个时候，城东门枪炮声响得十分激烈，一营营长神色仓惶地跑进指挥所里来报告，东门快要失守，怎么办？殷绍礼冲到他前面斥喝一声“你说怎么办！？”
    “撤……”营长的话只吐了一个字，便被殷绍礼喝断了：“你敢！”殷绍礼跑出指挥所大门，对手里拿枪的战士们厉喝一声：“跟我来！坚决把敌人反扑出去，在罗师长蹲过八年的地方，一望见敌人就退，我们还是人吗？”
    在团政委殷绍礼率领下，一群机关干部战士，端起手里的步枪，高举着手榴弹，喷发着怒火，向城东门口冲去。他们刚冲进城东门的瓮城口，就见一大堆敌人的尸首躺在地上，活着的都向城门外逃去。原来第一营副营长胡子金带着几个战士钻在瓮城的门洞里，他们把手榴弹抛出来，在冲进瓮城的敌人屁股后面爆炸开花，满城里又都是一片喊杀声，敌兵再不顾什么命令，便掉转身，向城外逃命去了。
    殷绍礼见到胡子金他们的行动，一个欢喜一个笑容，回到了他的脸上。一营营长羞惭满面，对殷绍礼连连说我错了，殷绍礼安慰他说，赶紧去把队伍整理好，敌人没什么了不起。
    我抓住这个机会对殷绍礼说，让我把你的话传达到每个战士，一定把这一仗打好。殷绍礼说，好，现在南门打得很激烈，快去。我顺着城墙跑到南门，只见南门的城楼已经被敌人摧毁了，敌人的燃烧弹把城门顶上的木椽也烧着了，二营在城门顶上布置了一挺重机枪，这时候，机枪子弹已经打光，新五军的士兵头戴钢盔，吆喝着杀进了南门，南门楼顶上的机枪连指导员鲁昌云一看自己手里驳壳枪子弹也打光了，便顺手拔出一根木椽子，吆喝着几个战士，从城门楼上跳落到瓮城的空地上，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一股狠劲，竟然从不太高的城门上跳到平地，挥起火星四溅的木椽，向敌人堆里横扫过去，敌人被扫蒙了！正在向瓮城第二道城门猛冲的敌人，忽然发现这一个个火兵，从烈火中冲出的新四军，猝不及防，便丧魂落魄地向南门外跑去，南城门便这样被收复了。
    下半夜，十五团接到成均的命令：今天中午，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亲自到淮河南岸的蒋坝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决定淮南的主力部队全部撤到淮北，原来预定向天长城出击的计划取消了，十五团部队乘夜间敌人停止进攻的机会，撤出了淮南城。
    十五团部队撤出时，团政委殷绍礼守在北城门口上，他命令部队一个战士的尸体，一条步枪都要撤出来，不能让敌人当缴获品去宣扬，他发现三营某连丢了一挺机关枪，机关枪本来在城墙腰部里的一个工事中，敌人的炮火将工事打塌了，机枪实在拿不出来，只好让它埋在土里，这事让殷绍礼大发脾气，猛喝斥道：哪怕只剩一寸废铁你也要给我拿回来，这是罗师长的老口号，在敌人面前，不能留下一点耻辱。
    营长带着几个人，回到南面城墙处去找那挺机枪，过了一会，营长拎着一挺崭新的美国机枪向团政委殷绍礼报告，那挺打坏的机枪实在拿不出来，被砖瓦深埋在下面，我们从敌人的死尸堆里摸来了这挺机枪，殷绍礼满脸的怒气全消了，对营长说，我们要记住罗师长生前说的话，“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你这个做法，正符合罗师长的这个精神。任何时候都要保住我们的士气！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精神来祭奠罗师长的英魂。

                                                                        谢雪畴

                                                2010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