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阜，1928年出生，著名报人、新闻学家。少年时代参加新四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先后担任《沈阳日报》总编辑、《辽宁日报》总编辑等职务，1994年离休
1928年，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原怀宁县附近一个叫余家圩子的小村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安庆。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父亲把我接到了上海，继续念小学。
当时的上海也已经沦陷，但由于我家住在租界内，境况还稍好一些。我父亲兄弟三人，当时都在上海谋生。大伯父的长子叫赵卓，是我们的大哥。他在大学外语系学习，加入了地下党，我大嫂曾子坚是他的同学。
突然有一天，大哥和大嫂都失踪了。1939年初，家里才接到大哥写来的一封信，告诉家里他现在在安徽无为、巢湖地区搞抗日工作。大哥在信中还说：“看现在的局势，弟弟、妹妹们在上海已经念不了书了，还是上我这儿来吧。”
1939年10月，大伯父护送我们三家的六个孩子来到安徽省无为县大嫂处。1940年初，我们随大哥一起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来安县半塔集，大哥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一营三连当连长，我则到一营二连当通讯员，穿上军装，成了地地道道的新四军小战士。这年我才11岁。
“黑小鬼”的部队磨砺
新四军生活的艰苦程度是现在的人很难想像的。
参军头半年，没发过一次津贴，连买肥皂、牙粉的钱都没有，洗衣服都是从皂树上摘几片皂树叶子，捶巴捶巴用来当肥皂。军装每人只有一套衬衣、一套外衣，鞋子就是用布条编的草鞋。夏天还好说，可以跳到水塘里洗个澡。到了冬天，干脆一冬不洗澡。由于不能及时换洗衣服和洗澡，从司令员到战士，没有不生虱子的。冬天有闲暇时，大家就钻进老乡的稻草垛，脱下棉衣，一边晒太阳取暖，一边抓虱子。为了不打扰老百姓，部队宿营时大多是露营，席地而卧。夏天长江两岸的气温都在40度左右，蚊虫叮咬，闷热难耐；冬天冷风呼啸，夜晚气温常常降到2—3度，衣被单薄的我们只好把稻草一层层裹在身上御寒。
1941年初，日本鬼子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部队不断转移，一直没穿上棉衣。有一天晚上宿营，我冻得浑身发抖，在屋里摸来摸去，摸到了老百姓的灶坑边。这时，灶坑里的火已经灭了，可灰还是暖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腿先伸进去，接着又把身子一点一点缩进去，只留下半个脑袋在灶坑外，暖暖地睡过去。半夜里紧急集合，我睡得正香，根本没听见。团长点名，发现缺了我。“糟糕，把小赵阜丢了，大家快回去找，一定要给我找到。”团长一声令下，同志们把老乡家的犄角旮旯，连牛棚都找遍了，也没发现我。突然，一个同志发现灶坑边露出一撮头发，用手一抓，正是我的脑袋。大家把我拉出来，来不及拍拍身上的灰，跟上部队就出发了。第二天天亮后，部队又找地方宿营，大家这才看着我笑起来：你们看看小赵阜，满身满脸都是灰，红小鬼变成黑小鬼喽！我也冲着大伙乐，这一乐，脸上只露出一口白牙，大家见了，笑得更欢了。当时团里有个女指导员，将近30岁的年纪，对我们这些“小鬼”像妈妈一样爱护。她把我领到老乡家，借了一个盆，打来水，又拿出自己的毛巾，给我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然后拿出小镜子递给我：“小赵阜，看看，这回像不像你了？”
不光生活苦，在敌人的封锁下，新四军的医疗条件更差。1943年，我在七师时，胳膊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已经脓肿，疼得钻心，便去卫生部看。七师卫生部的黄部长是部队有名的外科医生，他给我检查后说：“我得给你这个小同志动手术哇，不然会疼得受不了。”
那时部队的医疗条件相当简陋，手术室就是普通的民房，四壁糊上纸，再用纱布挡一下。黄部长让我坐在板凳上，把胳膊抬起来。我问：“黄部长，你给我动手术打不打麻药？”黄部长笑着说：“打，怎么不打。”他一边用碘酒给我消毒，一边向围在旁边的实习医生讲解脓肿是怎么形成的，应该怎么治疗，我也跟着听入了神，不防备中，只听“哧啦”一声，黄部长的刀已经切下去了，脓血立时“崩”出来，溅了他一身一脸。我疼得呲牙咧嘴，出了一身的冷汗。黄部长还在逗我：“麻药已经打完了。”“你打的什么麻药啊？“精神麻药啊？”“原来还是没有麻药啊？”黄部长一边给我包扎一边满脸歉意地说：“小同志，你原谅我吧。现在部队太困难，我们一点麻药也没有啊！”我怎么能埋怨他呢？这个技术高超、兄长似的外科医生，用他的手挽救了多少新四军战士的生命，他是新四军的功臣啊！后来，在日本鬼子的“扫荡”中，黄部长不幸被俘，新四军用一百担粮食才把他从日军手中换了回来。
那时候在部队，大同志对小同志非常关心照顾。刚参加新四军时，我们都很不适应部队的军事生活，闹出不少笑话。夜里紧急集合时，一骨碌爬起来，摸着黑儿，抓起裤子就往头上套，越着急越穿不上。队长过来一看，忙给我们把衣服扒下来重穿。行军时，怕我们掉队，都是两个大同志中间夹一个小战士，有时干脆前面的大同志拉着我们的手，后面的大同志推着我们的腰往前走。这种情景，我至今难忘。
为了我们这些小家伙的学习，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有初、高中文化的大同志就去有孩子在城里念书的开明士绅家借课本，然后用这些课本教我们学文化。我的文化水平就是这样不断提高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辽宁日报社任总编辑时，很多同志都奇怪地问我：“你参加革命时才念到小学四年级，你从哪儿学的文化？”我就自豪地告诉他们：“我的文化都是在革命队伍中学的。”
“伙夫”原来是刘少奇同志
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大决策，它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结局，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帮助我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那时对敌斗争十分残酷，为了保密起见，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来进行工作。
当时闹出个大笑话，大家把“胡服”听成了“伙夫”。大家看“伙夫”气度不凡，许多领导陪同“伙夫”考察和工作，大伙很奇怪：“伙夫”怎么是这么大的官呢？
“伙夫”还给大家做报告，我也去听了，报告的题目叫“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说实话，“伙夫”一口湖南方言，加上我年纪小，没听懂几句。解放以后，刘少奇同志的著作出版了，我专门找到这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章来读，才知道那次讲话的内容。
少奇同志在我们那呆了很长时间，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不光敌人不知道“胡服”即少奇同志，我们也不知道。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伙夫”原来是“胡服”，是刘少奇同志的化名。
那一段时间，刘少奇同志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思想。他说：“打小鬼子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在少奇同志的有力领导下，皖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仅三个月就初具规模。随后，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淮北、苏北、苏中等根据地也相继建立，初步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在华中敌后建立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少奇同志来了之后，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局面大不一样。
少奇同志形象英伟高大，但人非常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红小鬼”非常亲切，有一次还摸着我的脑袋问过我“你从哪里来，吃得饱吗？”
接触虽然不多，但刘少奇同志对我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大。刚参加革命时我年纪很小，对共产党知之甚少。我参加革命后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这本书我须臾不离身。认真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了解了共产党，并开始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慈父一样的罗炳辉将军
说起我的新四军生涯，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司令员罗炳辉。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战神与慈父的化身，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罗炳辉在红军时期就因战功卓著，荣获过二级红星金质奖章。在新四军时，曾任第五支队司令员，以后又历任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罗炳辉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军，还是个能双手打枪的神枪手。指挥战斗时，战士们趴在战壕里，他就站在战壕外面，奇怪的是，敌人的子弹就是打不着他，所以也有人称他是刀枪不入的“福将”。
罗司令员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小鬼”，对我们格外关照。
那是我在连队当通讯员几个月之后，一次部队集合，罗司令员发现了我们这些站在队列中的小鬼，很是怜爱。他说：“娃娃们还没有枪高，怎么能让他们去打仗？”司令员命令把我们这些小鬼从战斗部队中剥离出来，成立了少年工作团，我们少工团的任务是到部队慰问演出和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
从此，我们成了司令员的“牵挂”。他从前线作战回来，便告诉参谋长：“去，把小鬼们给我找来。”我们就去给司令员唱几个歌，跳几个舞。演出完了，司令员总是把老乡们送给他的慰问品，一点不留，都给我们带回来。我们缠着司令员表演枪法，司令员笑呵呵地说：“你们往天上扔个东西吧。”一个小鬼掏出一枚铜钱扔上去，司令员手一挥，一枪就把铜钱打下来，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罗司令员长得又高又胖，有一次他一时兴起，解下腰上的皮带，招呼我们：“来，来来，小鬼，看看我的皮带能把你们圈进去几个。”我们一个个地往皮带里钻，一下子圈进去六个，司令员哈哈大笑：“你们六个小鬼还顶不上我一个罗炳辉呀！”
那时新四军的军装，都是按成人的身材制作的，我们这些小鬼穿上，别提多邋遢了。司令员看着我们的装扮直皱眉头，他把供给部长找来，劈头就问：“怎么搞的，让小鬼们穿成这个样子，一个个像叫花子似的？”
供给部长立正回答：“报告首长，现在布匹供应太困难……”
“再困难也要克服，马上告诉被服厂，按身材给小鬼们做军服。”司令员下了命令。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全副武装起来：合体的军装、军帽、军鞋、挂包，胳膊上戴着新四军的臂章，整装列队出去，别提有多神气了。
1940年夏天，部队在前方打了胜仗，三千多官兵集合在一起，召开庆功会。我们四十多个少工团员坐在最前面。罗司令员讲完话，看见我们坐在下面，就对警卫员说：“快去，把小鬼给我找上来一个。”然后，司令员又指着我说：“就把他找上来。”警卫员下去找我，我个子太小上不去台，他就把我抱上去。司令员说：“你代表你们这些红小鬼，给大家讲讲话。”我一听，懵了：“司令员，我不会讲话呀，这么多人，我可不敢讲……”司令员鼓励我：“大胆点！你现在不是新四军战士吗？既然是战士，就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讲话。”
说着，司令员把我推到了台前。我一下子杵在那儿了，吓得要命。后来我一想，既然司令员把我推上来了，讲就讲吧，我就大声喊了四句话：“首长好！同志们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下面的战士一听，这个小鬼讲得还挺有劲，“哗”地一下给我鼓起掌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司令员上前抱起我，连连夸奖：“好小鬼，讲得不错……”我兴奋得脸都红了。
1941年春，为了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新四军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战事频繁，部队不断转移。那时，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将军病倒了，病情十分危急。为了保证徐海东的安全，罗炳辉司令员派一个警卫营专门负责保护徐海东，用担架抬着徐海东转移到估计敌人去不了的地方。同时，罗司令员也把我们宣教团的四十多个小战士交给警卫营，随徐海东将军一起转移。罗司令员命令警卫营，在保卫徐海东的同时，保护好这些小战士，并规定了三条：小鬼们一个不能牺牲，一个不能病倒，一个不能丢失。
那次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扫荡残酷极了，我们的部队也有较大的伤亡，我们由于罗司令员的安排，一直跟随徐海东司令员转移，所以，虽然生活上吃了不少苦，但一直没与敌人有过正面交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半塔根据地。罗司令员见我们都好好的，高兴极了。他把我们揽到身边，挨个抱起亲亲才放下。
虽然罗司令员像父亲般地疼爱我们，但并不溺爱；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但又要求锻炼我们。
那是1943年的春天，我15岁了，和十几个少年干部一起，由新四军二师所在地的津浦路东办事处宣教团调往七师工作，途中，住在津浦路西的一个村子里，正好罗司令员也住在那儿。
一天早上，我们贪睡没去上操，司令员一看，小鬼们都在睡懒觉，就告诉警卫员吹紧急集合号。号声一响，我们一骨碌爬起来就去集合，一看，司令员已站在那儿了。集合完毕，司令员说：“知道今天给你们什么任务吗？我今天亲自带着你们跑步，绕着操场跑十圈，谁也不准拉下。”然后下了命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跑。”司令员在前面跑，他个子高，腿长，越跑越快，跑到五六圈时，一半人已经跟不上了。司令员跑了十圈后，又招呼我们集合，然后严肃地说：“你们这些小鬼，跑十圈，没几个人能跟上我。这要是急行军不全都掉队了吗？现在是战争环境，如果不刻苦操练，怎么能打仗？现在就睡懒觉怎么行？我今天领着你们跑步，就是对你们的一种惩罚。从今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坚持上早操，练习军事动作，做合格的新四军战士。”司令员训完话，看我们一个个都笔直地站在那儿，又挥挥手说：“好了，好了，都回去吃饭吧。”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罗司令员对我们唯一的一次惩罚，罚得我们心服口服。
长期的军旅生涯，严重损害了罗炳辉将军的健康。1946年6月，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的罗炳辉将军，在赴枣庄前线部署战备返回临沂途中，突然病情发作，不幸去世。得知这个消息，全军悲痛，我的心更是如慈父过世般地难过。因为部队集结在运河大堤上，我们不能去参加将军的追悼会。眼望滔滔河水，我在心里默默哀悼着他，愿河水带着我的思念，送将军远行。
（赵阜口述，张金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