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第一次缴到了敌人的无线电台。但是，当时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看见一个匣子里面有几个灯泡，不知干什么用的，他们在仇恨反动派的情绪下，把缴获到的发报机、充电器、蓄电池和电动马达全给砸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没有砸坏，这只能是半部电台。这架收报机被打扫战场的部队上缴给了红军总部，总部把这部电台看得十分宝贵，立即发出通报：“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

龙冈大捷之后，红军迅速东进。1931年1月1日，毛委员和朱总司令来到宁都大沽的南林山时，就在这一天的午前10点发出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一号，进攻潭道源师的命令”。在命令的最后特别加上了一条注意事项：“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无线电台，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个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张辉瓒师大败，吓得谭道源屁滚尿流，于2日早晨就仓皇想东韶逃跑。红军就乘胜追击谭师，晚上由朱总司令和毛委员在小布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二号，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在命令的注意事项中又加了一条：“要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台，不得破坏。”

这些通报、命令引起各部队的重视。在东韶痛击谭师的战斗中，又缴到了一部电台。这一次，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龙冈战斗中所俘获的6名无线电技术员也送到驻在小布的红军总部。

为了建设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红军总部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队，培养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于1月上旬发出通知，要求各军立即抽调立场坚定、有些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干部到总部学习。

1月8日，天下着濛濛细雨，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宁都城，师部首长粟裕、高自力、唐天际告诉我，军党委已决定派我去总部学习无线电，瞩我好好学习。师首长一再说：“党和上级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你，这是对你的信任……。”我听了真高兴，可是心里有点害怕：我这个16岁的小学生能学得好吗？不管它，去，坚决地去，有什么困难能挡住共产党员！一定要把这门新技术学到手。 当天下午，我就收拾好了非常简单的行李。

9日下午，我就安全到达小布，来到赤坎龚家祠总部报到，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同我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之后，即介绍到无线电通信队去了。无线电通信队也驻在小布赤坎陈家土楼，东边靠近总前委驻地，西边靠近朱总司令住地，北边是总部和总部其他机关所在地。当天晚上，我们12名同志都到齐了，相互作了自我介绍，我是江西南康县唐江镇人，其余11位是：太和县的胡立教，湖南省的钟正一，福建长汀的李立田，还有邵东怀、骆炳林、吴茂林、周淼、肖英、温诤、李赤华（女）、李建华（女），两位女同志都是江西高安县人。

我们的队长是王诤，前任政委是冯文彬。起初，我们训练班叫学生排，有18人（12个学生加上6个原有的报务员），分两个班，建立了党、团支部，党团员分开过组织生活。我是党支部的青年委员。有一个监护排24人，另有4个通讯员，运输排40人，分三班，当时袁光同志是监护排的负责人。记得开初的时候，康克清、贺子珍、钟佩兰都参加过无线电活动，不久，她们都调离了。

1931年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典礼，就在宁都小布陈家土楼的上厅举行了。朱云卿、郭化若、李井泉、左权、杨立三等总部领导和同志都参加了。朱总司令亲自参加并讲了话，在讲话中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两个字的。”最后朱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发挥尖兵作用，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你们肩上。”说得我们又兴奋又感到肩负的任务艰巨。

开学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毛泽东同志首先讲了革命的必然性。他说：“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要发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无法阻止的。工人、农民要起来革命，反动派是无法阻止的。国民党并不可怕，蒋介石兵多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上的赤壁之战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我们是一定要、也一定能打败敌人的，因为老百姓反对他们，拥护我们……。”

毛泽东同志还生动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

我们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键供我们学发报，就请赤坎的王铁匠打了几把土造电键，但还是不够，大家只好用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当电键来练习。没有振荡器，就由教员念电码来练习抄报。抄报纸两面都写满了，就用橡皮擦干净了再用，直到纸片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为止。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小竹管继续使用。没有汽油充电，就用煤油代替，但煤油也不足了，其他部门的同志把办公点灯用的煤油节省下来支援我们。电池用完了，就去收集同志们手电筒里用过的电池。

几位老报务员、机务员比我们更辛苦，更紧张。他们一方面教我们训练班的学员学习，一方面轮流侦听敌人的消息。

电台建立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不能进行两地通信联络，主要工作任务是抄收新闻和侦听敌人的无线电通信消息。当时王诤、刘寅同志轮流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信，朱总司令和其他总部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并称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

我们摸清了敌人电台活动的一条规律：敌人的电台每到一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后呼叫“A、R、C”，即问你在何处？以确定先收录谁的电报，对方在回答何处的地名时，也是用明语的，这样就等于向我们报告了敌军的行动和部署。

4月，无线电队随总部迁到青塘。一天晚上，朱总司令和郭化若同志带着三位陌生的同志来到无线电通信队，我们正好集中在开会，朱总司令对大家说：“这三位同志叫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是上海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来帮助我们办无线电事业的”总司令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表示热烈欢迎。

我还记得在小布、黄陂的时候，朱德同志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来给我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在青塘，他还天天到部队和农村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当时我们通信队员出现了一些不团结和不能正确对待分工的问题，认为搞技术有奔头，搞政治差不多，搞后勤工作没出息。朱总司令就跟我们促膝谈心说：“毛委员说你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整个无线电通信队，不是指你们哪一个人，你哪一个人还当得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呀！你搞报务的，没有机务给你修机，你怎么能搞报务，如果没有炊事员给你们做饭吃，饿着肚子搞报务、机务行吗？”

朱总司令又语重心长地说：“不论搞哪一项工作，都是重要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什么有出息与无出息之分。分工不是分家，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要讲团结，团结起来才能办好事情。大家看，一只筷子一折就断了，10只筷子就要费好大的力气了，如果50只、100只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有不团结的时候，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当党员的，当领导的，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总司令总是这样亲切而耐心地教育我们。

第二天起，除留开机值班的以外，训练班的学员和其他同志都安排半天学习或工作，半天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到5华里外的青塘石灰乡参加社会调查。

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只够买点油盐，根本吃不上菜，大家都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拔野笋和挖野薯来当菜吃。口粮也十分紧，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发苦。由于没有被子，经常钻草窝睡觉。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大家身上都生满了虱子。

来到无线电通信队已经有4个月了，在党和总部首长的关怀和鼓励下，我们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初步学会了无线电技术。

在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下，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的电台，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6月，红军总部在建宁建立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王诤同志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建立了五个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和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为有了公秉藩师部的那个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江西苏区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这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同志当代表出席了会议，被授予一枚三等红星奖章。这是我们红色通信战士荣获的第一枚奖章，是对无线电战士一年战斗成绩的有力鼓励和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