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旧东北军的，一九三五年调到陕北，十月在劳山战役中被解放过来。劳山战役之后，我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受到徐海东、刘志丹和郭述申同志的接待和照顾。
中央红军没到陕北以前，陕北就有了一个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政委是钱钧。据说钱钧在苏联学过空军，在鄂豫皖苏区时弄到过一架飞机，由钱钧驾驶这架飞机炸过黄安，后来汽油用完了，飞机也飞不动了。到陕北后，他就在通信学校当政委。我到红军时，通信学校已办到第二期，第一期四个人都是陕北的，第二期十多人是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的。这时，有两部无线电台，一部是随我一同从东北军过来的五十瓦台，还有一部是一九三五年五月打延长时吴泽光带来的十五瓦台，用手摇发电机的。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通信学校的两期学生还没毕业，周副主席写了个条子，叫通信学校合并到军委三科。党中央到陕北时，人员不多，对外叫西北办事处，三科实际就是中央军委的三局，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底中央到达陕北直到“双十二事变”以前都叫三科。当时三科下属只有一个电台和一个通信学校。王诤同志是科长兼电台台长，没有副科长和科员。合并后，吴泽光同志还继续负责通信学校，钱钧调走了，由曾三同志担任通信学校政委。这时通信学校三、四期陆续招生，人员也增加了。我当时是电台的报务主任(就这一个台，即军委电台。另外开始建立新闻台)。报务员有陈士吾、肖克农、何祥昆、田保洪也干过短时期，后来被派到白区去了。我在学校兼任教员。
中央红军来陕北的人数虽然少，但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英明正确，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连打了劳山、直罗镇两个战役获得胜利，形势很快起了变化。直罗镇战役中缴获两部电台，过来的报务人员一个是常茂林，也叫常如松，原来是个少校，是牛元峰那个一0九师的。还有一个是孔文甫，现在在邮电部，已经离休。还有一个叫郭延廷，是搞机务的，后来调到东北，就没消息了。还有一些人自愿返回东北军。直罗镇缴获过来的那两部电台就留在前方使用。
我当报务主任一直当到一九三六年冬，搬到保安后才改为材料处主任。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前方有五个台与军委通报(二局除外)，再加上吴泽光那个台(中央到达陕北之前派到二十五军的)共六个台。这样，五个台五个对象，再加上张学良、莫斯科，四方面军一共有八、九个联络对象。打下直罗镇，就开始搞新闻台(CSR)，这时三科有了一个通报台和一个新闻台。新闻台就用我带来那部五十瓦的机器，功率大些，晚上还用它与莫斯科联络。新闻台没有正式台长，有时王诤去，有时我去，新闻也不多。我记得笫一份新闻报是毛主席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大意是，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军委迁到保安后，三科成立了材料处。我是材料处第一任主任。所谓材料，实际只有一个担子的东西，是些表头、电子管、另配件等，还有一只万能表。材料虽然不多，但在当时却是宝贝。另外还有几驮子器材，都是前方淘汰的，像荷姆莱特(充电机)、蓄电池等笨重的东西。
在保安时增加了几部电台，红军在前边有十几部电台。在中央有两个台，有一个台专门与西安联系，当时曾三、林青、沈鸣鸿、梁茂成同志等在西安建立了电台，同张杨搞统战工作。 “双十二事变”时，周副主席写个条子给王诤同志，请他赶快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大意是：听说西安捉住了蒋介石，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打开收音机，果然是这样，大家高兴极了。
“双十二事变”后，党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军委机关也都到了延安。大概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王诤同志宣布成立三局。局长王诤，副局长朱道松。下面分两个科：一科管通信联络，科长由朱道松兼任，科员是钱松甫；二科管技术和材料，科长是我，还兼材料主任。由陈明管材料，还有朱连、陆亘一、吴子云、李长春等十一、二人搞技术。这时王诤不再兼电台台长了，海风阁同志到前方去了。一九三七年初宣布成立政治处，管二局和三局的政治工作，伍云甫同志任主任。二局都是“红小鬼”出身，比较整齐，三局比较复杂，所以三局的事他管得多。延安的电台当时有一分队，队长是闻述尧；三分队，队长是尤静轩；三台是新闻台(CSR)。还有一个新闻收报台，报务员是金静英、曹怀银。由赵玉珍用新闻发报台与苏联联络。前方电台的具体数字搞不清，大概有十四、五个台到二十个台。通信学校校长还是吴泽光。三局还有几个勤务员，总人数在二十人左右，这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的情况。
这时南京成立办事处，周副主席要人，王诤同志就叫我和肖贤法先到西安。这时南京形势紧张，国民政府正搬家。我们在西安等了两周，又叫我带一部发报机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实际就是长江局)去建立电台和搞材料。同去的有肖贤法和译电员张海青。
我在汉口除建立电台外绝大部分时间是买材料，当时买整机比较容易，买成批材料则很困难。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初战胜利，威望提高了，买东西也好买。当时汉口有个中华无线电社，经理姓陶，是钟尚青岳祖父开的，器材质量很好，愿意和我们做买卖，曾经要求我们帮助他将中华无线电社迁到西安然后再迁到延安。经请示李克农同志，觉得困难很大，被我们拒绝了。我在汉口买的器材批数不少，但数量不多，整机买不起，一部十五瓦机要三千五百块现洋。新四军买过一部，我给他们提出过意见。如果用这笔钱买零件和原材料自己装可以装十部。我们自己装不算手摇发电机只要二百元一部，他们买的只不过装璜好看一些。我主要买中华无线电社和亚美公司的零件，以及孙立记手摇发电机。再就是工厂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铜皮、铜棒、铝皮、铝板、胶木板等。因为我们在汉口关系熟了，有些五金材料还可以通过洋行到外国商人仓库里去找。
我买好器材后，交给搞运输的龙飞虎、邱南章、王超北等同志，由他们抢运回延安。那时是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国民党节节败退，来不及对付共产党，所以运输并不困难。我们在汉口买不到多少东西，买到的也不成套。当时上海有东西，但已沦陷，不能去。再就是香港能买到，香港的材料大部分是从上海运去的，因此我经过李克农同志向周副主席请示到香港去搞材料。周副主席同意去，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三万块左右，准备搞八十到一百部机器的材料。周副主席批准了拿三万块现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去了香港，在香港通过中原电器公司(廖承志的同学莫鉴开的)、中华无线电社和孙立记驻港代表以及美国RCA的代表(我们没直接接过头，美国电子管就是他们的)，花了三个月时间凑齐了第一批材料。我尽量多买手摇发电机，共买到四十多部，还有A电、B电、801、71、30和31型电子管。我不买很重的东西，因为不适合山地游击战争的需要。买器材我是成套的买，一共买到够装八十至一百部机器的器材和必要的备品备件，数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各种器材我都自己开箱看，抽查一部分，数量质量都不错。孙立记国产手摇发电机当时是较好的，是通过中原电器公司经理莫鉴搞到的(手摇机是先有孙立记，以后国民党军政部才制造)。在香港我们是以八路军名义出面的。那时出入香港没什么手续，从广州上火车到九龙下车，坐轮渡五分钟就到了。九龙海关监督宋子良是宋庆龄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宋庆龄和宋子良关系较好，不知是廖承志还是宋庆龄打通宋子良的关系，我们这批器材免验免税，立即起运。我将装箱单寄给王诤同志一份，自带一份。最后付款由杨琳办。杨琳是秦邦宪的弟弟，在香港为我党管理财务。就这样第一批器材从香港经汉口、西安运达延安。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三局收到。运输工作是由办事处、李克农、钱之光同志组织领导的，由运输科长王超北具体承办。一九三九年我回到延安，王诤同志很高兴，说这批器材可解决问题了。延安原来只有十几部机器，利用这批器材，一下子能装配近百部，对八路军抗战来说会起很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从香港回到汉口，因为我是汉口电台台长。回汉口后，建立了第二个电台。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周副主席对我说：你再去一次香港，林青那里有些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同时再去买些材料。李克农同志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还和上次一样。这样八、九、十三个月我又去香港买了第二批材料。手摇发电机买了四十部，干电池、电子管的品种都跟上次差不多，只是数量少了。大概够装六十至七十部电台的材料。第二批器材是经过经纪人徐先生办的。徐先生是国民党交通部长徐堪的儿子，美国留学生，是个党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地下党员，与杨琳有关系。他有个写字间，是个皮包公司，据他说还有个电信工厂。当时我不放心，要去看看他的工厂，他答应了，但不立刻带我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带我去看过一家工厂，有百十来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工厂也搞不清楚。他是经纪人，收百分之二的手续费。这次交易他收没收手续费，我就不清楚了，是杨琳和他结账的。
材料还没买完，日军就占领了广州，铁路被切断，汉口也紧张了，我把器材清点后拿到装箱单，材料是通过越南海防转运到桂林办事处。我在香港时，组织上通知我叫我回汉口搞地下电台。我正准备去汉口，但这时汉口办事处已撤走，廖承志同志通知我不能去汉口了，我就经广西北海到长沙，在那里见到周副主席和钱之光同志，汇报了情况，他们叫我先去衡阳再转桂林。到了桂林办事处，因为没有汽车，器材运不出来，这时已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利用这段时间回了一趟延安。见到王诤同志，向他作了汇报，他非常满意。直到一九三九年底，第二批器材才从桂林运来。这批器材运到延安还是起作用的，但是运输工作已经很困难了。
我第三次去香港是一九四O年底，皖南事变之前，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建立南方地下电台的后勤基地。我连夜坐飞机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情况并不严重。我这次去香港还有一个任务，是检查过去买的东西有没有还没运出来的。结果是都运出来了。第三批器材比前两批增加了大电子管和蓄电池等，材料单子是延安开来的。南方局布置给港委，大概还是通过徐先生他们办的，如何运输，何时运到延安我就不知道了。
一九四一年十
抗战八年我们在国民党地区随时注意为延安购置电信材料，买材料给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建台工作带来方便，如香港地区在买材料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建立了两部电台，建台费用是从买材料的回扣中解决的。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先后曾建立各种电台约三十处，从而保证了南方局及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和党中央的通信需要。
“双十协定”后，成立北平军调部。一九四六年一月，我经延安，仅住了一夜，就随李克农同志到北平，在北平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十一月初，谈判破裂，周副主席为了抗议不参加国民党的伪国大。我们也相继撤出。我在北平军调部时是第三处处长(组长)。第一处管谈判，第二处管情报，第三处管通讯机要，第四处是行政处，处长是伍云甫。伍云甫走了，荣高棠就是处长。此外还有一个翻译组，一个铁道科，三处下边有个总台和一个机要科。总台台长是陈士吾，下边有三个小台和新闻接收台，台长是段恒德，机要科科长是吴振英，另外还有黎东汉、龙振彪等多人都在北平电台工作过，但时间不长就都回本地区了。当时我们和下边几十个军调小组通报很困难，电台多，任务急，他们都注意与本地区军政单位联系，不注意跟我们联系，为了这个问题，我回了趟延安，最后决定所有电报都通过延安转。我们只留下一个主台，一个备用台，即翠明庄、北京饭店的电台。一九四七年一月，董老带着人最后撤出南京，我们这里也撤出北平。我提前回三局，呆了段时间，担任了业务办公室主任，一九四七年秋我调到社会部一室当副主任，主任是罗青长。由于其它原因，我一直没去。进城接收时，我先是住良乡，后到京西，住程砚秋家。进城后，我的转业手续还是三局给办的。
我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都是在周副主席和南方局、各有关党委领导关心教育下才做成的，在那种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我的体会是，没有党的领导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