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之后，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会师前后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通信联络工作是极为艰巨的。
军委总部的电台，特别是无线电1、6两个分队，担负的任务更繁重，既要保障对中央红军所属的1、3、5、9等军团的指挥通信，又要加强同红四方面军和红2、6军团的联络。因此必须确保24小时不间断的通信。为此，总部电台采取了1、6分队交替行进的方法，做到一部电台行军，一部电台工作，从而使各对方台能够随叫随应。各军团电台虽然没有条件实施交替行进，但都能与总部电台密切配合。他们常常不顾行军的疲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如行军大休息的时间，或道路不好行进迟缓的时刻，都就地开设电台，与总部电台取得联系。沟通联络后，只要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就一直工作到双方的电报都收发完毕，才撤收机器，迅速追赶部队。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司令部总是派得力的分队和参谋人员警戒、护送电台。若是有重要情况，一些首长还亲自同电台在一起，对电台十分关怀爱护。当时我在1分队工作，对此有亲身体会。
那时，国民党军队常派飞机侦察扫射。为了防空和隐蔽我军的行踪，部队通常多在夜间行军，但我们无线电队为了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在白天实施强行军。这样一方面要紧急赶路，一方面还要不时地隐蔽防空，到了目的地，还要马上架线工作。因此，常常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同志们虽很疲劳，但由于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工作都抢着干，从不怕累叫苦，互相推托，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
为了解决电台的实际困难，在部队骡马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上级首长仍给电台配备了骡马。可是因爬山越岭，道路崎岖，或为了绕开敌人堵截，要穿越密林，行走不便，骡马丢了不少。对仅剩下的几匹，大家都互相谦让，总是让给年大体弱的同志骑。环境越艰苦，同志间越是相互体贴照顾，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在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队的联络始终畅通，来往电报现在看到的就有280余份。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也非常密切，为了联络的顺利，红四方面军电台多是王子纲台长亲自上机，因为他的手法好，发报点急划长，间隔均匀，听起来清晰悦耳，我们都喜欢同他通报。由于通信联络顺畅，来往电报收发及时，这对党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定作战计划，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电台的工作是这样，电话队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不是架线，就是开始向新的营地开设新的线路。而且又总是等部队机关走了以后，他们才能撤线，然后再去追赶部队。在行军途中，常常见到电话队的同志，背负电话线，走得满头大汗。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感人。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正向金沙江挺进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突然中断了，这引起了中央首长的严重关注。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为此常来电话询问情况，鼓励大家千方百计地与红四方面军联络上。我们都非常着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联络时间，细心地呼叫、守听，但总是联络无效。直到抢渡金沙江的前夕，大约是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刚接陈笑云的班不久，突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信号，再仔细一听，正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呼叫我们，而且又是王子纲亲自上机。他当时呼叫得特别急促，时间也较长，我多想尽快地和他沟通联络啊!在中央红军将要渡金沙江的关键时刻，能和红四方面军恢复联络，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呀!我情不自禁地喊起来：“红四方面军出来了!出来了!”王诤听了马上走过来，从我头上摘下耳机，他戴上亲自抄收了对方的一份长报，接着把我们积压的电报也发出去了。据以后了解到：红四方面军的那份长报，除了通报当面的详细敌情外，还说明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概况。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收到如此重要的电报，对中央红军决定尔后的行动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接着我们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两大天险，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蒋介石妄图围歼我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岸，使我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军阀刘湘部也闻风丧胆，纷纷向东逃窜，被迫龟缩在雅安一线组织防御。
强渡大渡河以后，我们无线电台的工作，仍然处于紧张繁忙的状态，对所属各台(含红四方面军)的电报数量顿时猛增起来。这期间，中央红军乘胜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势，一鼓作气，连克荥经、天全、芦山等县，对雅安之敌形成合围的态势。我先头部队，随即向北推进，进抵宝兴，翻越夹金山，于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台是徐明德领导的5台，这也是我们同红四方面军相遇的第一个电台。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图，所以经过整整半年的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终于实现了会师，大家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徐明德同志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使我们大饱口福。大家倾心交谈，沉浸在亲密欢乐的气氛之中。5台的同志为了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还主动地为我们转抄了不少电报。
会师以后，中央机关很快就进驻两河口地区。那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也都集中到中央来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部队处于休整状态，我们电台的工作比较轻松一点，大家都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休息。但是缺粮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们只好掺吃野菜，好在这一带野菜很多，像韭菜、蕈菜之类的野生植物，遍地皆是，很容易采到。
在部队休整期间，组织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变动较大的是总部直属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当时，除随电台建制调到红四方面军的以外，还零星地调了不少人去，现在记得的就有刘俊英、朱忠村、李景瑞、曾庆良、闻述尧、李鳌鱼、钟明江和我等，这大大地加强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红四方面军也在物资上给了红一方面军很大支持。所有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革命军队团结一致和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到红四方面军去后，我和闻述尧被派到6台工作。6台政委徐定选、副台长秦华礼等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直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前，我都一直在6台工作，大家相处得很好。有时虽然也发生点不愉快的事，都能正确对待，并没有影响到互相间的团结。
在6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挫折。如在松潘战役中，6台跟随许世友军长(红4军)，一次工作中发报机突然失谐了，连续几天不能发报。许世友同志知道后，非常着急，当即把我们叫了去，问明情况后，严肃而又关切地说：当前情况很紧急，松潘之敌已经被包围，我们很快就要发起进攻，你们要想尽办法把机器修好，保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我们听了，深感责任重大，回到电台后，抓紧检修机器，寻找和排除故障，同时采取了抄“野”报的方式，抄收总部和附近友邻部队的来往电报。我们虽然不能及时地向总部报告情况，但由于抄收了这些电报，仍能了解上面的意图和整个战场的形势，为红4军首长决定自己的行动提供了依据，从而避免了大的影响。后经反复检查，发现两只发信管子中有一只失效了。因为两只管子是并联的，把失效的一只去掉后机器便恢复了工作，尽管发射功率小一些，但很快便和总部沟通了联络。过了几天，红4军转移到毛儿盖地区和总部会合，从总部得到补充，发信机便完全恢复了正常。另一次是1936年5月，6台跟随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当时的任务是进军川西南，迎接红2、6军团的到来。在向理化挺进的途中，一天我们正抄收总部电报时，忽然听不到声音了，检查结果是真空管烧了。因为没有备份的，又一次和总部失去了联系。这对于红32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上一次发信管子坏了，仍然能够抄收总部和友邻台的电报，知道总部的意图，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影响并不大；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收信机坏了，无法抄收总部的指示，等于完全失去了耳目，这对于部队的行动将会造成多大的困难啊!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向罗军长作了报告，罗军长并未责怪我们，而是要我们尽量设法补救。首长的体谅，更使我们感到内疚，在这样关键时刻，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大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最后我们想到，收信机管子坏了，但发信机还是好的，仍可以发报，只要总部能及时地了解到我军的情况并及时通报给红2、6军团，便可以协调双方的行动。于是我们就把呼叫的时间稍微拉长些，并在每呼叫一遍后，告诉对方我台的收信机坏了，不能收听，只能盲发，请注意抄收我们的电报。每次联络结束前，预告下一次发报的时间，请对方按时收听、抄收。总部得知上述情况后，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后来证明，这种方法很有效，我们盲发的电报，总部全收到了，无一漏抄。这样持续了一周时间，我军就进到了理化附近。
在这里，我们发现远处的草原上有一大片牛、马、羊群，向理化东北的山区移动，并有骑兵护送。因为我们当时的任务是迎接红2、6军团，所以无意恋战，只是布置了警戒，监视其动向。我们就地开设了电台，向总部发了一份电报，随后就随部队和机关后撤休息了。因为这里是山区，没有人家，只好住在帐篷里。有的同志没有帐篷，就只好在山上露营。到了第3天，畜群才基本过完，但后面还留着一小部分。为了解决食用、运输问题，我们立即组织出击，把畜群截了下来，一清查仅牛、马就有五六百头，羊就更多了，另外还得了部分粮食。当日，我们进驻到理化县城。这里是藏、汉民族杂居的地方，附近一带人烟比较稠密，物资也很丰富，为我们迎接红2、6军团的到来，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进驻理化的第3天，红2、6军团的先头部队——红6军团的17师来到理化同我们会师了。在电台不能收信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师得如此顺利呢?后来在我们与总部会合时了解到，总部按时抄收了我们盲发的电报，知道了我们的行进路线，就及时电告红2、6军团，从而协调了我们之间的行动，为顺利会合创造了条件。罗炳辉军长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表扬电台的同志做得好。
当时配属在红2、6军团先头部队的电台队长是龙振彪，报务员有周涌、严成钦。周涌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又是我的同学，没想到在这里相逢，真是欣喜若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龙振彪得知我们收信机的管子被烧后，立即把他们的一副备用管子给了我们，使我们很快恢复了同总部的联系。我们同红6军团的同志一起，在理化休整几天后，即分头向甘孜进发。
本文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