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良诚，1917年11月出生于上杭县蓝溪镇岐滩村。1931年参加红军，苏区时期先后任过通讯员、青年干事、报务员、报务主任等，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时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电台工作人员、左 路军四军电台台长、通讯学校教员。
1935年6月中旬，我们刚刚战胜大渡河天险，又攀藤附葛走出那涧不可下、岩不可攀的抱桐岗，来到天全、芦山，向邛崃山脉前进。面前横亘着人迹罕至的雪山——夹金山。
部队从天全出发，就传来了过雪山的消息。同志们听了都感到有点奇怪：六月三伏天，哪来的雪?当地群众还告诉过我们：过雪山得上午过，不然，过了12点，“神风”一来就过不去了。过山的人都得穿棉衣，喝烈酒，带上生姜和辣椒，好御寒壮气。有的则说还得带一块小木板，到了山顶留给“山神”……到了山上不准说话，不准笑，不准坐，否则触怒了“山神”，“神风”就会把你打死、卷走。
这自然是迷信。我们是受过唯物主义教育出来的红军战士，根本就没有什么神怪可信的。但是我们当时听了这些话，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们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来自祖国的南方，别说是雪山，过去就连雪花是什么样子，有的同志还没有看见过呢！然而几个月来路上遇到的那些艰难险阻的历程，又自然地使大家联想到雪山的险恶了。
领导上号召各单位要做好过雪山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工作。一路上，李白政委就为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忙碌着，他对我说，当地群众关于雪山的传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山上冰雪弥漫，必然特别寒冷，我们大部分同志都穿着单衣，要能搞到点酒、生姜和辣椒之类的东西，就可以驱寒壮气……必须想尽办法弄到这些物品。可是到哪儿去弄呢？这一带的群众很少，特别是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老乡们有点辣椒、生姜也叫他们买光了。
我们从宝兴出发，向雪山脚下的大硗碛前进。到了这时，我们的御寒物品还准备的很不充分，真叫人焦急和担心。李白政委一面行军一面不住地向四外张望，他那平时挂满笑容的脸上双眉紧锁，一看他的神色，我们就知道他又在为过雪山的事着急了。我看看政委，望望前边那越走越窄的小路也焦急起来。李政委紧走了两步赶到我的身边，拍着我的肩头对我说：
“小黄，由你来负责收容任务，我和司务长去看看设法买辣椒。”我看了看李政委那焦急的神情，我想：政委的任务多重呀，怎么好叫他离开队伍，我忙着要求道：
“不，政委，你叫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李政委风趣地说：
“我个子高，腿长，走起路来比你快，何况这是应当我亲自去完成的任务，不等你们到宿营地，我们就能赶回来。”
李白政委带着范司务长和警卫员小李离开队伍向一条道走去，他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地就被风尘淹没了。
下午3点，我们到了指定的宿营地。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不见李政委他们回来。我们几次到路口去观望，谁能不担心呢！一直等到下半夜，才见政委他们汗流满面，背了几十斤辣椒和好几斤生姜回来了。消息一下子传开了，同志们都跑来问长问短。
原来，李政委他们翻了好几座山，走出去二十多里地远，才找到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村子。可是这些地方群众见了红军很陌生，他们是叫国民党反动派吓怕了。李政委他们只好耐心地站在门外，从头到尾向老乡宣传红军的政策……他们就这样跑了好多地方，最后，买回了一些辣椒和姜。
来到大硗碛，前头的三军团派回来几个同志介绍过雪山的经验。上级也作了规定：11点以前通过，走到半山腰以后，不要快走，不要不走，缓缓不停地前进，不准坐下来休息。上山不要唱歌，不要讲话，走路要跟前人的脚印，不要自己开路……
有了先头部队的经验，我们将从大硗碛出发到大维的130里路程，分作两天走，头天到夹金山脚下露营。
第二天，天刚刚破晓，同志们喝了政委他们买的辣椒和姜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满怀信心地向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进发了。
在雪山脚下，我们敬爱的董振堂军团长，站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向着缓缓前进的同志们作起宣传鼓动工作来了，他声音高昂地说：
“同志们，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了。我们翻过夹金山，就可以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啦。翻过山就是一个大胜利……”军团长和大家一起向山峰前进。当他看到前头有个被人搀扶的病号时，立即命令饲养员把马牵上去给病号骑上。走不多远，又遇到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重病号，两个战士吃力地往上抬，他又亲自去帮扶担架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同志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紧紧跟着董军团长沿着先头部队踏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前进。
越往上爬路越窄，坡越陡，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急促。在千万双脚踩成的雪巷的两旁，静静地安眠着几十个英勇的红军战士。他们是为了给部队过雪山开辟道路牺牲的。战友们用双手为他们筑起高大的雪坟。
到了山腰，雾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间，宛如腾云驾雾。山风席卷雪花，漫天飞舞。风雪吹打在我们的脸上，像无数钢刀刺刮。大家互相搀扶着，同残酷无情的风雪搏斗。挑收发报机的运输员老赵一不小心，滑到一丈多深的一个雪坑里，李白政委不顾一切地一骨碌滑下去救老赵。我和黄荣、钟真益把3副绑腿解下来，扭成布绳丢下去，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俩拖上来。
幸好，人没有摔伤。但是天线电收发报机却摔坏了。
快到山顶了，这也是最艰苦的一段路程。空气更加稀薄，呼吸几乎要停止了，心里空荡荡的，头晕眼花，腿酸腰疼，总想要呕吐。同志们忍受着、坚持着……终于，同志们把鸟兽绝迹的雪山踩在了脚下。
下午3点多钟，我们无线电队全部人马安全地到了大维宿营。我们住在半山坡的石盖平顶的房子里，一进院门，便看见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铺着厚厚的麦秸，这是四方面军的同志特意腾出来的房子给我们住的。他们为了迎接一方面军战友，早在沿途摆着茶水，开口一个老大哥，闭口一个老大哥，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从未见过面的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弟兄。
队伍刚落脚，李白政委就带着机务员陈明去找四方面军的电台求援修理机器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李政委带回来一些修理收发报机的零部件，又亲自动手帮助机务员修好机器，报务员轻捷地按着电键，呼叫总部电台，顺利地工作起来。
为了准备北上过草地，我们五军团在马尔康地方筹粮，住了40多天。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恫吓，藏民早就跑了，一点粮食也买不到。大家都很着急，希望赶快出发北上。
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的阻挠，部队迟迟不动。不仅找不到补充过草地所必需的粮食，就连在雪山外面带来的粮食，每人也只剩几斤了。部队改吃一天两顿，每顿不足二两粮。大家只好到山上去采野果、黄花草、车前子、树叶、苦菜和野葱之类的东西来充饥。
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党支部召开支委扩大会议。按照李白政委的提议，决定号召党员首先节约粮食。会议还决定，为了使正在病中的十几个同志能够吃饱，就是干部和党员一口不吃，也不要有怨言，只有这样才能使生病的同志尽快恢复健康，顺利通过草地。
党支部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党员的响应，迅速形成了党员节食之风，全队出现了互相让吃的动人事例。
一天，我们又随李政委外出打猎。突然，发现离我们2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底下，懒懒地趴着一头似鹿非鹿，似牛非牛的怪物。我高兴极了，急忙轻声地招呼：“李政委，李政委，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见政委眼明手快，举枪瞄准。“砰，砰”随着枪响，那头怪物吼了几声就不再动弹了。我喜出望外，兴奋得大声叫：“打着啦！打着啦！”“真是神枪手！”
围着这只庞大的野物，大家都叫不出它的名字。这家伙还真有重量，4个人压弯了腰才抬得动，十多个人轮换着，累得满头大汗才把它抬了回来。
当天晚上，我们欢天喜地地吃了顿美餐。
“我们有肉吃，可以过上几天好生活。但不要忘记更需要营养的负伤害病的同志们啊！我建议，除我们自己留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吃，你们赞不赞成？”政委瞅着同志们。
“赞成！完全同意！”同志们异口同声高兴地回答着政委。
第二天一大清早，炊事员老何挑上肉担子，在同志们簇拥下，跟随李政委高高兴兴地向医院走去。
按照两河口和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过草地北上，早就该动身了。但是由于张国焘阳奉阴违，部队迟迟不见行动。直到8月下旬，中央不得不命令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立即过草地北上。
我们五军团是左路军的先头部队，8月25日到达龙日坝以北查理寺、阿坝一带。如果继续前进，过了噶曲河，再走五六天就可以到班佑和右路军会合了。但是，部队突然停下来，一住五六天，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议论纷纷。
9月的一天傍晚，李白政委顶风冒雨去军团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半夜，我刚值班下来，门轻轻一响，政委回来了。
“政委，你回来了。”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悄声地问。
“小黄，不要起来。”政委一边脱下湿淋淋的衣服，拧去渍水，一边走到我的床前，低声
说：“明天，部队要回头了。”语气里明显地带着忿恨。
“要南下，不北上吗？”我惊诧地问。
“南下，不北上了。”政委带着失望和愤怒的口气回答。
我气呼呼地说：“政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和一方面军北上了，我们跟着北上出草地多好啊！谁知道这里头搞的什么鬼名堂……”
“小黄，还不清楚的事不要乱说，这……这也是组织上的决定。”李政委严肃地制止我。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李政委把要南下的消息告诉了同志们，他说：
“同志们，我们不过草地了，不北上要南下啦，至于为什么，一下也说不清楚，就不要多问了，以后慢慢会清楚的。我们在这最困难的时刻，特别需要注意团结，防止涣散。”
这次南下行军，同志们的情绪异常低落。李白政委挑着一副担子，边走边做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往远看……
几天后，我们回到了卓克基。
接着，按照张国焘要彻底“改造”五军团的意图，军团首长和一些重要干部调整的调整，调动的调动。我们电台也被停止了和中央、一、三军团电台的联络关系，人员也先后进行了调换。我得到命令：立即去总部三局接受新任务。
一天下午，我来到懋功，找到了三局。正巧，一进院门就看到了我们一方面军电台总政委、现在是三局政委的伍永福。伍政委是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见我来了，热情地招呼我到他住的房间坐下来。告诉我：“这次叫你来，不为别的，就是局里的决定，调动你的工作，你去四军电台当台长……”
我感到很突然，担子也太重呀，我说：“伍政委，我干不了呀，我也不愿离开五军团……”伍政委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担子是不轻，可这是革命的需要，只要好好学习，不会的事边学边干也就会了。今后，要特别注意保持毛主席为一方面军建立起来的优良作风，当然也要学习四方面军的好作风。要谦虚谨慎和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我想有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留在这里，有伍政委具体领导我们，有问题还可以找他呀，心也就放宽了些。从此，我离开了五军团，离别了我非常敬佩的李白政委。
张国焘迫令左路军南下，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
我们走了十几天草地，带的粮食差不多吃光了。沿途荒山穷谷，已无青稞可割，无粮可筹，只好勒紧裤带、忍饥挨饿，拔吃野菜。
尽管指战员英勇作战，奋不顾身地与数倍于我之敌激战数月，并取得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特别是百丈关战斗，消灭大量敌人。但终因张国焘的路线错误，我军亦损失惨重。在敌人强大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于1935年11月放弃天全、芦山地区。南下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的意图未能实现，只得向西康高原退却，重返雪山草地，于是，我们又第二次翻越了夹金山。
部队一回到懋功，张国焘就下令：不准随便动用粮食做饭吃，要把带来的粮食留作长期打算，要在这里“建立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这一带本来人烟稀少，一、四方面军又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现在是秋冬季节，要找到食物比以前更加困难了。各单位只得派人到附近山上去摘野果、打野物。
我们电台的一个报务员陈小柱，就是出去找食物，从峭壁上滚跌下去牺牲的。
不久，附近地里、山上的一切可吃的东西，也都一扫精光。
困难迫使我们不得不忍痛屠宰自己心爱的马。
同志们长叹道：
“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啊？现在杀马，以后只好喝西北风了。”
“这个鬼地方——唉，谁知他张国焘要搞个啥鬼名堂？！”
“跟毛主席一起过草地北上多好啊！”
回想总部在卓克基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到附近麦地搓麦子。忽然，一阵惊喜传来：“朱总司令来啦！”朱德总司令来和我们一起搓麦子，我们心里乐滋滋的，兴奋得忘记了肚饿、腰酸、脚胀和手疼。我们猛干起来，就像我们在总司令指挥下勇猛地砍杀敌人一样。
到了中午，大家各自拿着茶缸、脸盆就地炒麦粒做饭吃。大家一面嚼着麦粒，一面聆听总司令讲述井冈山的斗争故事。
当时，朱总司令一有空暇时间，就到电台来看我们，他同大家下棋、聊天、讲革命道理给我们听。
进入雪山草地，差不多有6个月没有见着米麦，红军不得不以树叶、草根、野果、皮带（腰带和枪带）、马鞍皮，甚至到垃圾堆里去寻找藏民丢掉的破皮靴来充饥，维持生存，坚持斗争。那时的盐真比金子还珍贵。从天全、芦山带来的盐巴（块盐），一人分了指头大小一块，用布包着，用火柴匣装着，每到吃饭时，便拿出来用舌头舔一舔。
吃野葱、野菜，不断发生中毒，加上长期的饥饿劳累，营养不良，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使得病号大量增加。数以千计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饥饿威胁着我们，无情的寒冬又逼迫着我们。
特别是入夜，草原上狂风骤起，雨雪纷飞。当时，我们的衣服破烂得不堪言状，难以蔽体。为战胜冬寒，我们拾了许多草来晒干，晚上垫着它，盖着它。至于衣服，我们则东奔西跑地去寻找藏民扔弃的牛羊毛，和自己杀马留下的马毛捻毛线。成天成夜地用双手搓，手都搓烂了。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地织成毛衣、毛裤、毛袜、毛鞋。那又硬又粗的土制毛衣穿在身上，毛刺刺的，满身像长了毛虫一样，不动弹也刺得痒痒，走起路来就把两腿扎得火辣辣的痛。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雪山草地里的冬天！
正在艰难的时刻，传来喜讯。
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从湘鄂川边革命根据地出发，转战数千里，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年6月在炉霍、甘孜地区和四方面军会师了。
中共中央和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纷纷要求尽快离开这荒山僻野，北上抗日，和一方面军会师，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张国焘不得不同二方面军一起，于7月初从甘孜地区出发，再次过草地北上。
一个个黄皮瘦骨、疾病累身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拖着沉重的步伐，向人迹罕至的西康大草原进发了。大家谨慎地踩着柔软的草丛，探索着一步一步前进。草丛下面是深浅不一的淤泥，人在上面飘荡荡地乱颤悠。但是一想起赶快走出草地到陕北去，重新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时，同志们的脸上展现了笑容，叽叽喳喳地谈话声，清脆的笑声和歌声，使荒凉寂寞的草地充满了生机。
都说康藏高原草地的天气一日三变,真是名不虚传。早晨雾气濛濛，天昏地暗；过10点钟以后，又有一段晴天，那火盆似的太阳烤得人像要冒火；而到了下午两三点钟以后，又常常是狂风四起，大雨倾盆，或是气温急剧下降，雪花纷飞，草原立即变成银白世界；有时又是乌云密布，冰雹坠地。因此，我们在草地行军只能天不亮动身，下午两点以前安置好住处，寻找躲风避雪的地方。从甘孜出发后的第4天，我们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大家用棍子、扁担和枪支当支架，被单做篷布，搭起了“营房”。傍晚，一团乌云从西北向我们压来，狂风咆哮，排山倒海似的暴雨倾注下来，“营房”全被吹散刮跑，大家背靠背围坐在一起，忍受狂风暴雨的袭击。雨过之后，便是桃子大小的冰雹从天而落，大家只好用衣服、被单顶在头上，抱头掩面，任凭老天爷的摆布。
这一夜，许多同志病倒了。我们电台担机器的运输员也病了好几个，我和钟真益政委只好白天背机器，夜间值班工作。
沿途没有柴，煮饭烧火成了严重的困难之一。我们沿途拾牛、马粪片当柴，把挎包、衣袋塞得满满的。生火又是一个难题，趴在地上轮换着吹，腰酸腿麻，口干舌燥，脸吹肿了，熏得两眼流泪，还烧不开一碗水。
我们走了12天，粮食差不多吃光了。我们电台的运输员每天都要比其他同志付出更多的力气，所以吃得稍多一些，他们的粮食先吃光了。党支部决定动员大家节约粮食，捐献粮食，帮助运输员克服困难，以保证部队胜利到达阿坝。政委和我，以及其他干部每人只留一斤粮，其余拿出来分给无粮的同志。离阿坝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的粮食全部吃光了。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装机器的皮箱煮了吃，动员大家拔草根、挖野蒜来维持。
我们整整走了15天才到达阿坝。在阿坝休息了两天，每人补充了5斤大麦。
从阿坝到白骨寺出草地，还要走十多天，这最后一段草地，草更深，泥更烂，路更不好走。差不多天天乌云密布，细雨纷纷，成天成宿两脚不干，病号大量增加，多少英勇的红军战士，长眠在这泽国原野里了啊！
我们电台政委钟真益的病越来越重了。几天吃不进饭，身上发烧烫人，但他仍然乐观地说：“小黄，不要紧，我再熬它几天就会好的。”
一天，他骑着马一下子陷进了泥潭，马儿挣扎着，越挣扎越往下沉。饲养员老常两脚也深深地陷了下去。我们猛然想起过雪山时，用绑带拉李白政委的办法，几个人赶忙解绑带，拧成布绳抛过去拖钟政委和老常，费好大劲才把他们拖了出来，可是，马儿却越陷越深，眼看着它慢慢地沉没在烂泥里。
8月上旬，我们翻过岷山，出了腊子口，到达甘肃南部，心情豁然开朗，充满了新的希望，喜悦的滋味，就像失去亲人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那样欢畅。
岷洮地区的群众对红军一点也不陌生，回族、汉族男女老少出来夹道欢迎红军。一天，我们住在岷州的脚力铺地方，电台刚架起天线开始工作，一群孩子围拢过来看稀奇，如同在根据地一样，这种情况差不多两年没有遇到了。我开始有点惊奇，后来才明白，孩子们对我们如此亲热，是因
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一年前经过这里时，给群众留下极好的影响。
次日清晨，我们向岷州哈达铺出发时，群众都舍不得我们走，争着出来相送。
向洮州进发，沿途到处是橙黄的稻麦，我们个个喜形于色，心花怒放。
我们到了哈达铺附近，看见主力部队不断地向洮州开去。这时总部发来通知：要大家3天内准备好15天的熟干粮。我们又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快到陕北和一方面军会师了，反倒通知大家准备15天的干粮做什么？我们一个心眼要赶快到陕北去见毛主席，没想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同志们一个个心情沉重。张国焘阴谋把四方面军拉到青海去，企图破坏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由于朱总司令、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多数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反对，张国焘的诡计才没有得逞。
走出雪山草地，每一个战士都以兴奋的心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但是，不少同志的身体极度虚弱，有的病倒了。出草地后第4天，我也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突然鼻子大流血，血像泉水似地流着，怎么也止不住。没有医药，卫生员只好用棉花堵，冷水捂。但是毫无效果。堵住了鼻孔,血又从口腔里流出来，整整流了一天，床前一大滩血凝成了血块，以后我便昏迷，发起高烧来。行军时，同志们一直用担架把我抬了十几天，至今想起来，我还常常被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所感动。没有党，没有人民群众，没有红军这伟大的战斗集体，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1936年10月中旬，二、四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和一方面军老大哥会师于甘肃的会宁。三军将士，齐声欢唱，斗志昂扬，满怀信心，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狠狠地打击敌人，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准备和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转自福建东南新闻网 （黄良诚 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