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的一天，老友赵金川从北京来电话。原来，北京的朋友们听说我爸爸罗炳辉有一个女儿（罗风英）留在延安务农，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准备援助，先找我了解一下情况。当我把情况一一告知后，赵金川说：“你要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否则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大约是在1957年的一天，妈妈突然把我叫到客厅，原来是北京民政部来了两个同志，他们是来落实我爸爸是否在延安留有一女儿（罗风英）的问题，以便落实烈属待遇的问题。我妈妈说：“杨厚珍在延安确实生了一个女儿，但是，那个女孩不是罗炳辉的孩子，是杨厚珍与另一老红军的孩子。为此，杨厚珍与那一位老红军还受到了处分。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2010年4月12日下午，有一位女士来到我在上海的家中，该女士说，她叫莫娴，是广州一家报社的退休记者，是杨厚珍的孙媳妇，她公公是杨厚珍的儿子钢夫。她说，她公公钢夫是罗炳辉的儿子。我问她钢夫的生日，莫娴女士回答，1938年3月。我当即翻开了《罗炳辉年谱》，罗炳辉与杨厚珍于1937年4月离婚，罗炳辉不可能是钢夫的父亲。莫娴女士说，张明秀（罗炳辉的第三任妻子）是第三者，罗炳辉、杨厚珍虽然已离婚，但是他们感情仍然深厚，仍然有来往，所以，钢夫的父亲是罗炳辉。我见她连史料也不相信，就提出，我可以和钢夫作DNA测试。莫娴女士拒绝了。

       莫娴女士走后，我就跟党史专家宋霖通了电话，宋霖说：“她找过我，要我按照她的意思写篇文章。”宋霖回答说：“我可不能把莫须有的东西写出来啊！”后来，我又与《罗炳辉网站》的站长龙美光联系，他说，莫娴女士在网上与他有接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2012年1月，北京老知青秦征发表了一封信，要求延安领导关心罗炳辉的女儿罗凤英。2年来，有关的报道不断见诸于网络，特别是“红色商铺：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孩子们”和“一张老相片背后的故事”两篇文章。影响很大。

        我爸爸先后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李桂秀是父母包办的。

      爸爸的第二任妻子是杨厚珍。杨厚珍是瑞金一米商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喜欢吃喝玩乐。17岁时嫁给江西的一县长作姨太太，由于该县长是云南人，所以与我爸爸等一伙云南籍军官关系密切、称兄道弟。1928年初，那位县长突然去世。大太太就把杨厚珍卖入妓院。我爸爸等一伙云南籍军官看不过去，就凑钱替杨厚珍买了一个自由身。杨厚珍获得自由身后就缠着我爸爸，1928年春，与我爸爸结婚。婚后5、6个月，杨厚珍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爸爸不认，杨厚珍只得把孩子送回娘家抚养。1929年底，女儿罗镇涛出生。 

       1929年夏，我爸爸准备起义，杨厚珍反对。为了不妨碍起义，我爸爸把杨厚珍骗回娘家。起义后，杨厚珍到红军吵闹，要求我爸爸给她2万元后离婚，我爸爸十分痛苦。由于我爸爸没有2万元，也就没有离成婚。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爸爸在九军团，杨厚珍在中央纵队，长征中，他们始终没有见过面。我爸爸先后经历一、四、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1936年10月了。罗炳辉与杨厚珍已经2年没有见面了。罗炳辉到陕北后得知杨厚珍正在医院里生孩子（罗凤英），马上火冒三丈，拔出枪要到医院里找杨厚珍算账。后经周恩来、朱德亲自作工作，我爸爸才作罢。1937年4月经毛主席批准离婚。

       我母亲张明秀是爸爸的第三任妻子，是在抗大学习时，经何长工夫妻介绍认识，1937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罗炳辉与杨厚珍的孩子们”等文中提到我父亲与杨厚珍共生了四个孩子，分别是杨雪英、罗镇涛、罗凤英和钢夫。

一、杨雪英应该是杨厚珍前夫的双胞胎的遗腹子之一（另一男孩夭折）。生于1928年年底。

二、罗镇涛是我爸爸与杨厚珍生的唯一的孩子。生于1929年年底。

三、罗凤英出生于1936年12月，10个月前的1936年2月，我爸爸正跟着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南下天全、雅安一带作战。罗凤英肯定不是我爸爸的。

四、钢夫出生于1938年3月，我父亲与杨厚珍在1937年4月离婚，所以，钢夫也不可能是我爸爸与杨厚珍的孩子。

为了维护我爸爸的声誉，我不得不出来澄清事实，而且愿意作DNA测试。如果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敬请谅解。

罗新安  2014年1月1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