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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一爱骑自行车，出门会客、上街购物，两腿一夹车梁，跑了。
王辅一的家中，陈设简单，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家电，只有墙上开国将帅们题赠的条幅，折射出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寻常。
在王辅一家的沙发上落座，只觉得猛地一沉，接着客人便“哧溜”往下陷。沙发看来已是“高龄”，一问，沙发从1970年一直使用至今，已有41个年头了。
那天参加一个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时，王辅一身穿的是一件15年前买的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衫，右边的袖口因常年伏案工作，已破损起毛。有朋友当场打趣：首长不至于是经济窘迫吧？
王辅一说，主要是忙，时间不够用，没工夫弄这些不重要的小事情。
外在简朴宁静，内心激情澎湃。在王辅一简单的书房内，环墙而立着5个高高的书柜，柜里塞的大多是泛黄的书，有的年限比王辅一还年长，有的还是孤本；破旧的书桌上，也是堆成小山似的书和资料。
这个已过82岁老翁每天的时间表如是：早上散步，锻炼身体；8点半准时进书房，戴着老花镜，一坐几个小时；中午小憩一会，下午又是工作三四个小时；吃过晚饭看新闻联播，看完就开始干活，天天忙至午夜。有时刚躺下，忽然想到某个东西，就会立即爬起来，直到记下来才会再上床。双休日几乎没有休息。这老同志退下来也不好好休息忙啥呢？研究党史军史。
虽有案牍之劳，却苦中作乐、乐此不疲。连他现在的住处，也是他主动提出要在机关附近，便于机关的同志找他时便利。
让我们走进这个家，看看这个离休将军是如何历经艰难“成仙得道”的吧！
一
1929年7月，王辅一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城头乡东大坊村。当时，这里处在革命根据地的边缘，离最近的日伪据点只有10里地。儿童团团长、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王辅一，怀里藏着一本陈云同志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腰里揣着一颗小手榴弹，时常参加夜间巡逻。区委书记告诉他：“鬼子来了，你要躲；被鬼子抓住，跑不掉了，就拉弦。”
由于机警聪慧，王辅一不到13岁便入了党，16岁那年从学校400名同学中被选调参军入伍。刚穿上军装时，他是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的一名缮写员。战火硝烟中，他刻钢板，印文件，还参与《民兵报》的刻写、油印工作，用一支笔与进行夏季“扫荡”的敌人作战。
王辅一一辈子没带过兵，不过，手里的笔却从未放下。笔就是枪，挥笔铸剑。74岁那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底，中国作协表彰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作家，全国共有667人，其中解放军有117人，王辅一位列其中。
自解放战争起，王辅一调至山东野战军政治部，随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领导转战沂蒙山区，后又任唐亮、鲍先志将军的秘书。战火的淬炼、多年的磨砺，使有着长期在我军高级将帅身边工作特殊经历的王辅一，成为不少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对我党我军各个时期的人物典故更是了如指掌，每逢有人在研究党史军史和著书立传遇到困难时，都会找上门来，而他都热情作答，堪称军史“活辞典”。
1990年4月26日，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武昌县（不久改为武汉市江夏区）县委的领导找到王辅一，说他们准备向中央打报告，计划在武汉为项英竖一座铜像，但碑文迟迟定不下来。王辅一听了二话没说，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准确精练的要求，连夜修订文稿。第二天，他与湖北来的同志一起，逐字逐句推敲，最终将1300多字的原稿，压缩调整成900个字，由湖北省委报到北京，经党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后，刻写在武汉项英铜像背后的照壁上。
1993年4月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派两个同志为首长查找一代名将王近山抗战中指挥一次有名战斗的资料，查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正在失望时，他们突然想到了王辅一。
谁知电话一接通，王辅一当即告诉他们此仗叫韩略村战斗，消灭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参观团”120多名，时间是1943年10月24日。
多年来，王辅一帮助军内外的来访者查询党史军史方面的事情从未中断过。有的查询祖辈抗战期间牺牲后的埋葬地，有的查询部队番号变化，有的查询父辈任职变化。就是笔者采访他期间，也不断有咨询电话打到王辅一住处，不是核对有关历史事件的时间和人名，就是纪念馆想向他询问史料的事。
“别人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让人失望啊！”王辅一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二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王辅一认为，有史而不知史，是莫大的悲哀。这也是今年已82岁的王辅一孜孜以求的动力源泉。
多年来，他一直是手写书稿，人物传记涉及的事件、故事、人物难以计数，除客观准确以外，王辅一在治史的过程中坚持能出现人名的尽量核准发表。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为许多战争年代的官兵恢复了历史原貌，澄清了历史事实，不少子女亦为此受益。至今想来，王辅一仍觉得十分快慰。不过，这言之凿凿的一事、一人和一仗，要查阅、核实、占有多少资料？单就一笔一画写的方格子稿纸，堆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又要熬多少夜，要花费多少心血？
与其交谈，每言一事，他常找出相关资料请你过目。这是王辅一在半生研究写作中形成的习惯。他认为：文章重千钧，要对历史负责，更不可贻误后人。
一次，王辅一在武汉的一个纪念馆参观时，看到一个不起眼的橱窗里贴着新四军5位领导人的一张合影，说明词里说这是“1937年10月新四军领导人在武汉的合影”。他看后顿生疑惑，武汉10月的天气哪有这么冷？可照片中的人物全都穿着厚厚的冬装，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带着疑问，王辅一四处查找资料发现，1937年10月照片中的5个人中，叶挺在澳门，项英还在赣南，5个人不在一起，显然不是1937年10月拍摄的。于是，他进一步分析5个人当时分布在哪里，查阅了《赖传珠日记》等多本资料后，确定照片应为1938年1月4日上午拍摄的，甚至连拍摄人名叫童小鹏都给查找出来了。
去年3月，正在撰写《韦国清传》的王辅一，为搞清楚韦国清在77年前任特科营长时为长征的红军渡河架桥的事，专程来到江西于都、会昌两地实地调研考察。
吉普车在山路上颠簸，他在车内摇晃。有时路窄，车通不过时，年轻人下来推车，他就下车折个树枝拄着前行。一起去的同志不忍心他受累，就劝他别去了，他们去了解一下就行了，王辅一坚决拒绝了。他对同行的人说：“我不现地察看，心里不踏实，下笔就没有底啊！”
最终，经过现地测量河道宽度，估算两桥之间的距离，分析当时寻找架桥材料的可能性，王辅一认真校正了以往资料中有偏差的数据和叙述。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后任军事科学院顾问的石一宸，在2002年10月15日初读王辅一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后，给他写信：“你一个人顶半个战史部的工作量，很不容易……这本书对现在的军职人员很有用，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料。你费了心血、心血没有白流！”
王辅一认为，向年轻人宣讲传统、传播“红色基因”，不可沿袭宏观、笼统的路子，只有具体形象、活泼生动的作品，才能抓住读者。的确，浏览其作品，常有“不事雕琢，清新自然”之感。
多年前，南京军区原政委杜平将军问王辅一：“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听王辅一说没读过大学，是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自学成才的，杜平听了颇为惊讶。
三
王辅一对军史、战史资料烂熟于胸。可常年熬夜工作、写作，也使王辅一的视力陡然下降，出现了白内障眼疾。
2006年12月，军区筹建军史馆工作进入紧张施工阶段，有几处需要他这个“高级顾问”核准后施工。实在等不及，工作人员就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的病床前，王辅一用手把当天开刀蒙着的左眼掰开一条缝，吃力地瞄了瞄。好在，这不需查阅史料他随即予以确定。至今说起这一幕，参加军史馆筹建的同志仍赞叹不已。
2007年7月28日，在建军80周年前夕，王辅一应南京《周末》报之约，介绍了“八一”建军节的由来。他千方百计找到了1933年7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在这天报纸的二版上，有中革军委6月30日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江西吉安籍老红军彭嘉珠看了文章后，当天乘车来到王辅一的住处，激动地说：“我从1930年当红军，到现在才知道‘八一’建军节的由来，谢谢你帮我补上了这一课！”
这些年，部队安排他承担了许多“顾问”的工作，他兢兢业业地去做。许多老将军、老战士及遗孀，常常求助于他订正情况、撰写材料，有时还需要接待来人、复印邮寄材料等，能自己承担的，王辅一不愿给单位添麻烦。
2009年，是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60周年。王辅一作为渡江作战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研究了数十年。从1月份开始，他以《百万雄师渡大江》为题，苦战两三个月，先后写出56篇系列文稿。南京广播电台自3月2日起，每天在3个时间段滚动播出。《南京日报》转载了相关的36篇文章，南京电视台据此史料制作了16集《大江作证》专题片。而王辅一撰写的文章不仅没有分文报酬，连名也未署。
而王辅一很少讲的是：1995年，王辅一的前妻在卧床7年整后离世。在王辅一精心照顾下，她从未出现褥疮等现象。虽然生活和精神上压力不小，但王辅一始终乐观豁达，并且从没停下自己的笔。
王辅一用呕心沥血的付出，赢得了将帅和遗孀们的信赖。南京军区筹建军史馆时，王辅一突然想起周恩来总理1939年曾经给新四军女兵焦恭贞题词一事：当年3月10日，周恩来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视察时，不仅自己给正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学习深造的焦恭贞题词，还将题词的白绸布带回去，请陈毅、周子昆、冯达飞、余立金、薛暮桥、沈西蒙、何士德等11位同志题词，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请德籍作家、记者希伯题词。
焦恭贞对这件有12位名人题词的白绸极为珍惜，带着它转战大江南北和苏鲁皖大地。1949年南京解放后，她随着丈夫——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的老红军杨汉林来到南京，把这块白绸布作为传家宝珍藏，对外秘而不宣，从不对人讲起此事。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和泾县纪念馆多次登门，拟收藏此文物，均被焦恭贞及家人拒绝。2006年9月，王辅一找到年老患病的焦恭贞，动员她将题词献出来。焦恭贞和家人相信王辅一的人品和动机，很快将题词拿来。鉴于文物年代久远，容易损坏，王辅一将其扫描拍制成照片。如今，这一珍贵文物的复印件已在军史馆展出。
四
2002年5月29日，有人扛着行囊千里迢迢找到王辅一的住处。翌日，又用自带的锤、钉和小零配件，将上书“养浩然正气，集风云世观；淡泊以明志，行思而致远”的匾额，在王辅一的客厅钉好后才返回。这组黑底黄字的牌匾，是原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家乡、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科长程宽富，为感谢其为项英著书正名、恢复历史原貌，自己动手烧烫、刷漆、制作的。
说起王辅一与项英的渊源，始于1981年。当时他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百科编审室主任时，受命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条目。条目仅需1100多字，但由于项英当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是个敏感人物，所以，要客观准确地反映他的一生，难度可想而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皖南部队遭损失的责任被全部推给项英，项英的名字也从有关党史军史著作中消失。可随着研究的深入，王辅一发现“皖南事变”的情况复杂，将新四军的失败全归咎于项英不合适。
然而，当他刚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有错误，撰写文章批评他；有人给他扣“大帽子”，称他想为项英“翻案”。
面对领导的批评和一些学术上的争议，仅仅想着“恢复历史本相”的王辅一没有放弃。他从第一手史料入手，跑遍了当时国内有名的图书馆、档案馆、军史馆，进行收集、汇总、整理、筛选、分析、鉴别；更重要的是他遍访老红军战士和知情者，查证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历史背景，经过慎重的考证、思考和梳理，他根据自己的调研、考证，重新撰写了项英条目。
1984年12月，总政治部百科编辑室将项英条目送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了3处批示，在“皖南事变”一节旁批：“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胡耀邦对这件事很慎重，又批交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专家研究后，向胡耀邦报告：“我们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余秋里也对条目均表示同意。就这样，条目被定下来了。
1986年1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军史资料》《革命史资料》3家刊物同时刊发项英条目，立即在史学界和新四军老同志中引起很大反响。国家高教部当年专门开会要求，今后高校党史教学中有关“皖南事变”的讲解，以此条目为依据。
可探索真相的道路并不平坦。王辅一为此在单位大会上受到领导的批评。1990年6月30日离休命令下达，9月1日回到南京后，他在没有经费支撑、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的情况下，顶着压力继续着项英的研究，进一步解决了项英研究中的诸多疑点和难点问题，并于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经党史专家审定的42万字的《项英传》。
1996年12月18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对项英女儿项苏云谈看过《项英传》的感受时说：“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把很多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给予了很好的澄清。”
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在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项英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从1981年写条目起，王辅一对项英的研究30年来没有停顿，陆续为项英写出传略、传记和专题业绩文章，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近看项英》2本书，还担任军科组织编辑的《项英军事文选》的编委和特邀编审，参与了这本近60万字文选编辑的全过程。
有感于王辅一的品格和操守，杜平将军曾给王辅一书写陈毅元帅的诗句《冬夜杂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一条幅，至今悬挂在王辅一的客厅里。
五
从年轻时起，王辅一就保持着口袋里携带纸笔的习惯，想到什么，马上就记下来。
1964年5月，他随首长到福州开会时发生昏厥，随后住院2个多月，军区总医院神经科主任告诫他：植物神经系统受损紊乱，今后再也不要做文字工作了，再干就没命了。然而，王辅一从未离开烹文煮字、呕心沥血的写作活动。这么多年文字工作的打熬，不仅没有像医生警告的那样击垮他，反而使他修炼成为一名落笔成文的老兵。
不管身上是否还穿着军装，王辅一的心从未离开过这支军队。上个世纪50年代，王辅一便开始为“临汾旅”授予称号一事奔波。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23旅，在临汾战役中战功卓著，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兵团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23旅“临汾旅”荣誉称号。当时团以上单位授荣誉称号均由中央军委批准，但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此批件一直未查到。1978年秋，王辅一参加总参召开的司令部工作会议时，在延安革命博物馆看到了徐向前元帅当年向“临汾旅”颁奖的图片，立即打电话告诉该部领导，使这一图片列入该部历史陈列室。2002年5月，《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稿件，称在徐帅夫人黄杰同志帮助下，经中央档案馆仔细查询，查到了尘封50年、由周恩来批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同意给“临汾旅”授称的审批件。王辅一获悉后，立刻赶到该旅当年的副旅长、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吴仕宏家中，向吴老汇报此事。经吴老同意，他3次起草信稿，向总政、军事科学院和军区领导详述汇报此事，直至准确情况在几家档案馆存档后他才放下心来。
每天不停地忙碌，辛苦付出却不求回报，有人会觉得这对82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和压力。恰恰相反！王辅一说：“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会带动个人的学习，带动个人用脑、动腿和体力锻炼，生活更加充实，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今年1月12日，总政治部领导在给王辅一的来信中写道：“您对我党我军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是闻名军内外的军史专家，是新四军军史研究的权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您离休20年来，始终没有放慢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奉献的脚步……您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的奋斗精神，您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的执着信念，非常令人钦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书为证：20年来，王辅一出版了《项英传》《新四军简史》等6本书；参与主编了《军事大辞典》等3本书；协助编审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新四军与南京》等8本书和一批文稿。此外，他为陈毅、周子昆、唐亮、杜平、向守志、刘西元等11位将帅写出传略；为黄公略、张爱萍、许世友等10位老将军写过专题业绩。连同其他200多篇研究文章，粗略一算，离休后他已发表作品近1200万字。其中，他撰写的《罗炳辉的故事》，收入“早陨的将星”丛书（共8册），获得中宣部颁发的1992年度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哲人说：“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至暮年……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你我心中都有一根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永存。”王辅一的信仰和追求，对何为“青春”作出了绝佳的诠释。
本版图片作者提供
图①：王辅一在书房伏案写作。
图②：王辅一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讲解新四军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