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永远的延安
初到陕北
到吴起镇几天后我的病减轻了，高烧就退了。我刚能走动就到镇上去逛，遇到收容队带回来的一群掉队人。深秋的高原寒气袭人，可他们只穿着仅能遮休的破烂单衣、长裤几乎麿成短裤，不少人手上拄着棍子，虚弱的身子走路直摇晃。再看我们在军委机关的人，和他们也相差不多。当时红军没有“穷富”之分，富的顶多只是多一件衣服、一双鞋而已。
吴起镇内只有三四家店铺，最大的房屋群是东北角一个地主荘子，有土窑洞二十多眼。镇子四周有用乱石垒成的城垣。我们到“家”了，却是个穷“家”，但这里是救了红军生命之地。到长征最后阶段，中央红军只有几千人了，疲惫不堪，陕北根据地出现在面前，我们心情之高兴，只有绝处逢生的人才能感受到。
不久，卫生所长王斌通知我到永坪红军第二医院治病。临行前我领到了一块银元的路费，军委三科的同志又凑了三十几个铜板，让我路上用。永坪红军第二医院，院长李资平，政委易秀湘。医院条件很差，病员分到老乡家里，住医院和住老乡家一个样，和医院的关系就是领粮食的关系。我们把领到的粮食交给房东，和全家一起吃饭，很受房东欢迎，因为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是吃不饱的。
医院又重新对我的身体检查了一遍，发现我的肠胃长征中损坏了，要再继续治疗。医院要我节食，但遇到好饭，我吃起来就控制不住，这是长征过来的人的通病。经过了一个月，我的病基本好了，但肠胃病缠了我终生。我的病将要好时，手脚上的皮全脱了，头发也脱光了。这次生病是我有生以来最重的一次，幸好发生在长征末，如果稍微早点，我就可能早没命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回到中央军委机关时，红军主力东征了。留在陕北的是军委后方留守处，周恩来任主任，刘志丹为副主任。周恩来见到我很高兴，要我在留守处工作。他谈到当前的任务，几乎说的都是粮食问题，要我协助他抓这项工作，我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供给部粮秣处处长。
周恩来介绍情况说，现在粮食成了我们生存的关键。在中央苏区能够征公粮地区的人口不到三百万，呼公粮的人不到二十万，十几个人养活一个人。现在陕北根据地人口少得多，不能养活我们这几万人。筹粮是周恩来派给我的一项紧急的重要任务，要依靠陕北的同志来完成，他带我去见一下陕北红军的领导、留守处副主任刘志丹。
周恩来把我介绍给刘志丹后，向我交代任务说：“红军后方留守处决定成立延川中心兵站，你去兼任站长。负责领导延川、清涧、延长三县的筹粮工作，短期内要筹足三百担粮食，接应东征的红军回来。你拿着介绍信分别去找三个县主要负责人办理。不久我也会到延川一趟。”周恩来交待完了之后，让刘志丹向我介绍了那里干部的情况。
因为筹粮任务紧要，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那里筹粮。尽管很困难，经过努力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当我把三百担粮食筹集得差不多时，周恩来来到延川县，他没想到我提前完成了，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这时他叫我把工作交代一下，和他一起到黄河边上的清水关去察看黄河渡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毛泽东率东征红军从山西回陕北，就是由清水关渡黄河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还提起这段经历。他说：“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没有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
任粮食局长
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回到了瓦窑堡红军留守处。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李富春同志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去协助他搞财经工作。我同意了。你暂时不要回供给部，先到陕甘宁省工作一段时期。
我立即到陕甘宁省的驻地吴起镇报了道。陕甘宁省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明芳任省主席，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任政委，我是粮食局长。我一到，李富春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陕甘宁省现在即无财（产）、也无经（济），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要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现在和中央苏区不同，在那可以征公粮。和长征路过的蛮子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在那是见了粮食拿着就走，无所谓买也无所谓征。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不能向群众直接去要粮，要通过地方政府，以征公粮的形式要粮。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的关系最危险的问题。要是搞得不好，就会“官逼民反”，希望你能解决好这个当前最大的困难。”在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还是第一次，他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军委总供给部也搬到了吴起镇，和陕甘宁省委相隔五里路同，我两边都有职务，就两边跑。主要是在省里工作，我的工作上几乎天天要同李富春接触，得到了他很多教益。李富春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了，政治思想水平很高，虽然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他很联系群众，又很平易近人。我们都不叫他的官衔而叫“富春同志”，这在红军中是很少见的亲切。
那时，陕北遇到的粮食困难极为严峻，已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而对这样的形势，一九三六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后，立即决定成立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对外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凯丰要我到粮食部工作，富春同志不愿放我走，因为陕甘宁省委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解决红军的生活问题。富春和凯丰争着要我，“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裁定我去粮食部，任供应局局长。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任粮食部长，是学习苏联的“要人管粮食”。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他夫人廖似光是广东客家人，对我特别亲切。我刚刚报到，凯丰就高兴地说：“老弟，你可是我向周副主席打'官司’要来的，供应局是粮食部的半边天，你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把粮食部的工作搞好了。”
凯丰对我们来说是大知识分子了，他每天读书的时间特别多，办事的时间少，是个“甩手掌柜”。他甚至坦率地对我说：“我不会搞粮食工作，但粮食工作很重要，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就亲自做粮食工作。这个工作很艰苦，要做出成绩很不容易。大家要做个列宁式的粮食干部。”我问什么是“列宁式的粮食干部？”他说：“从书上来看，列宁抓了三条，一是向富农、地主强征多余的粮食；二是严密组织粮食的运输、保管；三是制定严格的供应制度。这后两条都是你供应局管的事。”我说：“我们和他们情况不一样。苏联那里是地主、富农捣乱，有粮食征不上来。而我们这儿是地主、富农的粮食也不多。不久前，我已经向毛主席提出了几条建议：减少边区的吃公家饭的人数；鼓励农业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到附近的农村去。毛主席还叫我去谈过一次，听得很认真。”凯丰对我的话非常感兴趣，叫我想法子办。
为了查清边区的粮食情况，由我负责组织了一个五人调查组，选择延安县南区调查，摸一下粮食情况的底。我们调查发现新区农村的粮食情况比中央苏区好多了，农民基本上有饭吃，富农、地主手中的有余粮但不算很充足，这对制定征粮政策是一个依据。当地可耕地很多，只要有劳动力，发展农业很有前途。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经凯丰修改润色后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对凯丰说：“你这个粮食部长倒像个农业部长。从调查报告来看，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我准备在干部会上讲一次，号召大家对农业进行调查研究。”
粮食部的供应工作是最麻烦的，需求矛盾十分尖锐。我的原则是不管需要，只管分配。也就是说，我有多少分多少，没有就不分了。供应局下设若干个粮库（粮站），因缺粮，有粮就发，没粮就停，晚十天半月发粮饷是常事，各单位意见大。
一天下午我到延安东关粮站去，正在这时运粮队赶着空车回来了。原来入库的粮食在三十里铺被医院的人和伤病员抢走了，说医院最近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伤病员们闹起来了。知道了这个情况，粮站站长连声说：“反了！反了！这是劫粮，是反革命！”当天黄昏，又有三十多头牲口空着回来了，拦粮的事不仅发生在医院，其他单位也有了，事态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紧急处理就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抢粮。
我急忙向凯丰做了汇报，他问我是怎样处理的？我说粮站说是抢劫，要组织人把粮食追回来，我不许他们去，也不许找拦粮单位的麻烦。凯丰说这样处理很对，拦粮无罪，责任在我们供应不上。我们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你考虑一下怎么解决，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写报告。
我召集全局科长和粮站站长们开会，议出来三点办法：1、各机关的人，凡是能离开的都到农村去催粮和吃饭。由粮食部划分筹粮地区，所征的粮食各归各单位所有；2、各单位的牲口，包括乘马在内，集中起来到远处有粮的农村去运粮；3、延安城内约有私粮和公粮三十万斤，先强行征收，以后付款，以解燃眉之急。凯丰听了我的建议说：“好，好！都是最管用的办法，马上向中央报告。”我们的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三条措施实施，抢粮的风潮停了。
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央决定粮食部撤消，在边区政府成立粮食局。原中央粮食部的干部重新安排，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宋裕和任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我任副局长。这时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了，很多工农干部都想去那里学习，我也提出了要求。不少领导不愿意放我走，我找到李富春，他为我疏通，得以批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到了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
兴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中央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红军东征回来之后，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保安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红大”）培养干部。毛主席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后来刘伯承兼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后为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为副主任，杨立三为校务部长。由于粮食困难，第一期调集的学员比较少，办到第二期就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迁到延安。校址在原延安师范学校院内。
一九三六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长征也到达陕北，入抗大第二期学习的人就比较多了，有九个队，约1300多人。一、二队为高干队，学员至少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全校有上千名学生，这么多的干部进校学习，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进入抗大二期二队学习。二队有学员近百人，我编在第三组，同一个支部的有张震（来自三军团）、余秋里（来自二方面军）、伍书普（来自四方面军）。我和余秋里、伍书普三人一间窑洞。余秋里战斗负伤去掉了一只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学习期间不能带警卫员，招呼他的事，如吃饭、打水、洗脸、蘸牙粉等，就由我和伍书普做，至于出公差、打扫公共卫生、整理内务等，也由我俩代劳。我们虽然来自红军三个不同的方面军，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睡一坑，亲如兄弟。
我在抗大学习了近一年，主要学习了四门课。到抗大讲课的人不少，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凯丰、吴亮平等人都来讲过课。
第一门课（党的建设），授课者朱德。
朱德讲课没看见有提纲也不发讲座，警卫员抱好几本书放在课桌上，但他从来没有翻过。朱老总是个可敬的长者，他讲课是“摆龙门阵”式的，大家听得亲切，但中心思想难搞清楚。他讲课总是爱举例南昌暴动、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长征路过蛮子区……。朱德讲党的建设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共产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要忠实于党，党叫干什么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即使党的领导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也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能抗拒。张国焘恰恰相反，让部下忠于他，自己则以军阀主义的态度对待党。
朱德讲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当时，也就是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扩大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展开了对张国焘的批判。
第二门课（马列主义基础），授课者博古。
博古讲课时讲桌上下是大堆的书，有“洋”书本，也有延安土纸印的。他讲课中不断翻阅，大段大段地读，有时读了几页也不停口。他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领读马列主义书本。
博古操一口很难懂的无锡话，讲来讲去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和语录，枯燥无味，喜欢列举俄国革命的事例。他经常举托洛茨基为反例，念托洛茨基用俄语发音，常引起满堂人捧腹大笑，博古不知为何？原来我们想起了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中误把托洛茨基听成“偷着吃鸡”的笑话。我们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只能通俗地进行启蒙教育，只讲高级理论不行。
博古人很秀气，对人很和善，讲课也很认真。他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还能到抗大面对这么多干部授课，而且很下功夫，我心里还是很尊重他的。
第三门课（战术概则），授课者何迪洲。
何迪洲原是国民党的工兵军官，在江西解放参军。红军的技术人员（医生、无线电、特种兵）多数是解放参军的。何迪洲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十分受欢迎。他在国民党那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有我军的实践经验，能把理论实践融为一体。可惜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何迪洲不辞而别跑掉了，否则他就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了。
第四门课（哲学），授课者毛泽东。
第一天上课，毛主席就说：“我要讲的哲学，在场的多数人是初次接触，会感到不懂，但你们又会懂得很深刻。因为我要讲的内容就是大家工作和战斗中的实际问题。你们很会工作、打仗，难道就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吗？你们不要去抠那些名词和字眼，要很好地研究道理。让你们学习一点哲学，我有充分的信心！”果然，毛主席把深奥的理论讲活了。
毛主席讲课多在一队学员宿舍门口的院子里，学员席地而坐听讲。毛主席讲课有讲稿，不发讲义，但他不念稿子，总是用工农干部熟悉的事情来说明理论。我多少有点文化，即使意思很难一下子全部理解，但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结合工作一想就想明白了。但有的文化低的学员抱怨说：“听毛主席讲课像过年放鞭炮，听起来很喜悦，过后都忘了。”
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写的油印本《实践论》、《矛盾论》记录稿，通俗易懂。最初记录稿很少，我如获至宝地把稿子一字不漏地抄在一个厚本子上，常拿出来读，为我学习哲学启蒙，打了基础。
抗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吃饭成了严重问题。中央军委供给部把抗大列为粮食重点保障单位，但仅仅是方针而已，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话。因此抗大的吃饭有了四种情况：一是勉强够吃，这样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够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饿得抢饭吃，这样的日子相当多。三是吃稀饭，多为一天两顿，这样的日子很经常。四是喝稀汤，就算顿饭，学员称这是“哄嘴饭”，这样的日子不是很多，但却叫人难忘。由于饭不够吃，开饭时大家就争抢。余秋里一只手，开饭时我要先为他抢上一碗饭，然后再挤进去抢我的一碗，稍慢一点就打不上。余秋里常为我开道，他虽然一只手，也去拉开别人，我一下子就钻到前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夏收之前，粮食缺得严重，只好用黑豆等饲料代粮，用黑豆、高粱、小米做成稠稀饭，大家叫它“合作饭”，就是这种饭也不能保证，越吃越稀。学员们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地叫。全世界的军队中，红军最有挨饿能力！
尽管生活艰苦，但抗大一年的生活丰富多彩，比如打篮球，这是最热闹的活动。只要朱老总来上课，下午肯定提前下课，朱老总组织大家打篮球。王铮寻一帮人打的好，动作很漂亮，他们能打得赢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那帮人，但有时却输给我们这些土包子。我们这些农家出身，哪会打篮球，基本上是看会的。我们之中有几个人，东推西撞，动作歪歪扭扭，但往往进球，因此常有争执，朱老总常用四川话说：“进圈圈为准！进圈圈为准！”
回忆抗大的生活，还有几件重要的事：
一、反军阀主义
抗大二期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在二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的精神压抑，很少说话，特别是师以上干部多是这样。当时中央要求进行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他们认为是整他们，来学习就是来挨整。
二队在学习中，教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连队指导员讲政治课时提问一个原四方面军的战士，是毛主席好还是张主席好？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主席好！这个战士忠厚老实说实话，反受到了惩罚。二队在讲座时，一、二方面军的干部认为战士很错误，而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用这样的实例进行学习很愤怒。
对于张国焘的态度，二队队长倪志亮和支部书记谢富治的意见也很不一致。谢到处讲张国焘坏，而倪闭嘴不说，实在憋不住就大吼一声：“都光杆了，还有什么军阀主义！”这句话被支委会抓住了。倪是四方面军参谋长，而我们几个支部委员指责倪志亮坚持错误。他双眼一闭，不理睬。倪志亮越是被说成军阀主义，越要给大家一个颜色看看。三七年二月最冷的一天，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紧急结合把全队带到操场训话两小时，学员们没有准备穿得不多，又冻又饿。事后支委会开会指责倪是故意整人，并向校部报告要对倪进行斗争，罗瑞卿批准了。全队开会斗争了倪一整天，一定要把倪的队长反掉。倪见形势不妙，立即向朱老总求救。朱德亲自来到支部大会上，讲三个方面军的干部要团结，劝大家把事情结束算了。在朱德的压力下，倪志亮做了检查，虽然是应付，但他怕了，以后什么事也不过问了。
二、毛泽东亲自整队伍
三七年初的时候，天气相当寒冷了，北风又刮的呼呼地叫。就在这种情况下，抗大在师范学校的院内广场上集合了。那时对毛主席当然不像后来那样神化，但没有见到过毛主席的还是多数，很想看一下。队伍集合之后，毛主席、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人都出现在临时架起来的台上。毛主席来前队伍有些混乱，秩序不很好。毛主席站在枱子上表情严肃。
罗瑞卿宣布开会时，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站得很端正，稍微扫视了一下台下，就发出口令：
“全体起立！”全体人员都从席地而坐站起来了。
“一队以罗炳辉同志为标准，向前看齐！”此时，唰唰的声音持续了好久。
“坐下”队伍稍微整齐了。
队伍坐下之后，毛主席扫视了一下台下的队伍说：“军队只要为伍就要严肃、整齐。”接着，毛主席就讲话了。他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为侵略我中华民族做理论上和物资上的准备。我们一定要实行全民抗战，保卫伟大的中华民族。
毛主席讲话之后，林彪和罗瑞卿对今天的情况表示不安，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毛主席会用这种亲自整队的方法来表示对学校的指责。毛主席的一次口令，引起了学校对军容、风纪的极大重视。严肃军纪风纪成了学校在不短的时间内注意的主要问题。我记得，从此各队都实行早操。
一九三八年春开的时候，全校在东关机场进行过一次大会操。会操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队列训练。大家对大会操没有什么负担，更没有料到会出“洋相”。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都出席了会操。会操由罗瑞卿主持和施教。会操开始，罗瑞卿发出了口令。可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罗炳辉等跋慢步、出左腿甩右手都不会，搞得顺拐，人们大笑。
三、劫持张国焘出走事件
一九三七年春，四方面军在抗大的少数人曾策划劫持张国焘离开陕甘宁边区，还没实施就被揭发了。
抗大一队学员许世友（原四方面军军长）、洪学智（原四方面军军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张国焘搞到陕南去另外组织红军，参加的有二十余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待四方面军干部的政策很有问题，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确实有些威望。
这些人的活动校保卫处早已有闻，原以为是少数人想结伙出走，并不知道要劫持张国焘。为了侦破该案，保卫处的科长陈福生在学员中组织了侦察小组，有一队张无寿、二队邱会作、黄克功、三队李某（名字记不起了）共五人，陈是组长，我和黄克功负责掌握二队的动态。
起初侦察毫无进展。一天，我和黄克功等在延安北门的城墙上无意中发现了二队学员徐长勋（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四局局长）、三队学员张大华（原四方面军营长）等七、八个人由城墙下的水洞里出来，见了我们慌张地走了。我们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是雨季时城里向外排水的通道。洞里有烟头、花生皮等杂物，可以判断有过多次活动。我们向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汇报了。第二天周兴召集侦察小组到保卫处开会，侦察专家布鲁（在苏联学习多年回国的）也到了，周兴决定拘留张大华进行审讯，张被捕后供出如下情况：1、几个月以前，他们二十余人开过会，传达了张国焘的指示：我们必须再创造一支红军和根据地，四方面军多数人会投奔来的。这次先到陕南，做秘密准备工作。2、最近又开了第二次会议。3、已对延安城的地形进行过详细侦察。城一边是延河，西边是凤凰山，北、东、南是城墙，只有那个水洞是出城的最好道路。4、走的时间定了，行动时在延安城内的钟楼放火，乘着混乱保护张国焘出城。5、出城后人员集合，保护张国焘直奔陕南。6、预定一起走的人（约有六十人，干部和警卫员各半），都带好自己的枪，子弹准备充足。他们几十个人有相当的战斗力，少数部队很难阻住。后来的事，如逮捕许、洪，毛主席又去释放了他们等情况，多有文章记载，不再赘述。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励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定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中共中央正法委的秘书长顾林昉，顾林昉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
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相反，我另一个“同学”张震，在我一九八九年去北京时，专门在国防大学请我和胡敏吃饭，口口声声称我“老同学”，我不得其解，他说：“我们是抗大老同学呀！”他坦诚地说：“你的事我管不了，胡敏落实政策我尽力管！”他当了军委副主席后还给我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药，真是没有白同学一场。
任军委供给部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开到甘泉、富县一带去就地吃粮，坚持学习，把粮食吃完了就提前毕业。我在富县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我立即回延安去任职。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遵照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我军将分兵深入敌后，在不同的地域上建立几个根据地，各路军队的供给也将由各自根据地独立办理。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原来军委供给部一分为三，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军需处，同国民党联勤司令部打交道，如领取八路军的薪饷、物资，军需处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叶季壮。另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兵站部，随八路军总部进驻太行山，部长杨三立。留在延安的供给部一摊子，仍为中央军委的组成部分，但机构缩小了。张元寿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长，我任副部长。半年后，张元寿调新四军当兵站处处长（亦曾称总兵站部部长），我任军委供给部长。不过具体的供应范围缩小了，只负责西北地区，华北的黄河以东至同蒲路以西地区，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的部队。
我担任供给部长的前几天，毛主席叫我去谈过一次话。毛主席是从开玩笑说起来的：“恩来同志来电提议你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
我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都在骂共产党，我们不就是好人吗？”
毛主席笑了好一阵子后说：“我说的会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今后有的好人也要骂你呀。”
我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我们这里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
毛主席说：“好呀，你这一条可厉害！我们的队伍内有那么一种人，只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看不起别人的工作，作风又霸道，怎么办？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能靠骂人来解决问题嘛。”
说完这段话，毛主席正式和我谈开了，他说：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任何人不管做什么，都是脑子和手足的统一。比如写字，好像是手在写，事实上是脑子指挥手写的，做工作也一样。对客观情况加以分拆，把复杂的事条理化，分出主次，组织实施，这就是组织工作。一个干部的领导能力，最主要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周密谋划和组织，能够抓紧贯彻执行。
毛主席最后鼓励我说：“你现在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毛主席说着笑起来了，一旁的机要科长孙开楚也笑起来了。
陕甘宁边区划定为二十三个县，都是贫穷落后的地区，丰年粮食持平，略有自然灾害就有大批人外出逃荒要饭。延安的工业只有打马掌等简章的手工业，延长出产少量石油。
军委供给部机关，下属五科一处：会计科，科长廖静民；出纳科，科长（名字忘了）；军资科（主管军械），科长刘光明；粮秣科，科长高文智；管理科，科长杨居桃。政治处主任刘镇，总支书记杨村，保卫特务员王金国。机关工作人员约五十人。
供给部的直属单位有七个。
1、汽车队。三十辆大卡车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由国民党政府配给的，担任延安至西安的运输任务，刚开始刘镇是队长。汽车队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的，因没有零配件，能开动的车慢慢减少了，最后剩几辆怕抛锚不能跑远道，就分给延安的高级领导人作专车用。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高岗等人都分有一辆，毛主席用的是一辆救护车。
2、兵工厂。厂长郝希英长征前就是厂长，兵工厂有三百余工人，只能修理枪支和铸造手榴弹。
3、被服厂。有四百余工人，厂长曾志贤是江西吉安人，在瑞金时是优秀工人。厂里除少数踩机器的是男工以外，均是女工。被服厂担负了全边区部队服装的生产任务。刘志丹的夫人童桂荣就在被服厂工作，是被服厂的老工人，国家一直养着，解放后退休在北京万寿路居住。
4、鞋厂。有二百多工人，只能生产布鞋。
5、军械库。在延安西的高桥镇，编制五十余人。库内存放的是历次战斗缴获的一些破旧枪支、洋镐铁锹等军用品，就是这样一些“军械”也被看作是宝贝，不敢轻易处理。
6、骡马运输队。这是从几十头牲口发展到八百多头的队伍，从一个队发展到四个大队的运输大队，是边区最大的运输力量。第匹牲口可以驮200多斤，匹匹饲养得膘肥体壮，一看就知道是供给部的运输队，当地老百姓很羡慕。
7、军人合作社。主任孔祝三。
8、供给学校。有学员二百多人，军委参谋长腾代远兼任校长，我兼任副校长，耿万福任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说起供给学校，当时要求上学的人很多，不好安排。叶季壮为了起带头作用，交代我不要让马露贞上学。马找到我，我不好当面拒绝，就说给她写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上学。这封所谓的介绍信是给耿万福的条子，我写道：“叶部长说不要马露贞上学，她去后你打发她回来。”马露贞高高兴兴地去了，耿万福看到条子，对马露贞说：“收下你了，回去等通知。”学习都快结束了，马露贞才知道真相，但为时已晚。多少年以后，马露贞还骂我：“我一生不识几个字，都是邱会作害的。”
在延安时期，军委供给部同志其他部门相比比较庞大，是实际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军委直属机构的领导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但我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充满了干劲，什么困难也不怕。我接任时供给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穷有穷的办法，我一上任就采取了这么几招：
第一、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队（包括抗大）约三千人，留守兵团约一万五千人，由供给部直接供应，但供给部没有钱。我记得当时驻定边县的三十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银洋买副棺材，我们都发不起。那时部队相当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小米或杂粮，要採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二次肉。红军和八路军生活之苦，古今军队都少有。
部队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处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有钱不发，来吵吵闹闹的事常有发生。有一天，陈奇涵、陈先瑞、武亭三个人同时找我要钱。陈奇涵是绥德五县警备司令，那里是统一战线区。他要上任，我发了一百元钱，他啼笑皆非，领吧实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没有，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陈奇涵曾是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时的党员，又是我兴国同乡，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亲是亲，公事公办只能给他一百元钱。陈先瑞是七十四师师长（后改为警备二团），部队驻洛川，也在统战区。他来领饷，我发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二百元够屁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不想打领条。武亭是炮兵团团长，也驻在洛川，但无统战任务，我一文没给。武亭说：“他们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吵了起来，陈奇涵硬拉着他们走了。腾代远参谋长知道了这件事，找陈先瑞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军委供给部确实没钱。
我想，与其大家来吵，不如先发《安民告示》，说明没有钱，这是敌人对我们封锁造成的。告示一发吵的就少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后勤干部要受三重苦：一是和部队生活苦，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要受谩骂之苦；三是要委屈地受首长批评和责备之苦。但是我们再苦也无怨言。
生活如此困难，干部就有思想问题，主要是平均主义。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稍微好一点，就有人指责我是为了“往上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也在会上指桑骂槐地说“供给部忘记了大众利益。”我不吭气，向毛主席报告要成立军委审计委员会，建议李六如当主任，毛主席批准了。审计委员会成立之初，李六如兴致勃勃地管事，这一下骂就朝着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受不了了，提出辞职。
第二、卖破烂，应付急需。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穷家，我们不仅向中央财经部领不到分文经费，他们还经常想向我们借钱。实在没有办法，我想到清家底卖破烂。我们把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用它解决了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买了一批通信器材。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发现延安城剩有一批通信器材，我批给他三百元购买了。对于我不发菜金买器材，不少人意见非常大。毛主席知道了，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为我说了话：“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发不起菜金是问题之一。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毛主席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又如，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来延安，毛主席亲自接待，花了五十多元，事后他收到一封告我状的匿名信，说“供给部有钱请国民党军官吃饭，但几个月不发伙食费，供给部可能变为国民党了……。”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解释说：“几天前我接待了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引起了一些人不满。客人是我毛泽东请，骂供给部毫无道理。有人问为什么过去战场上的敌人现在成了客人，我说这证明革命的形势发展了，一起打日本。大家对不发伙食费有意见，供给部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赞成实事求是。”
这次毛主席没有发火，按着他的性格，搞到他头上的事是要大发脾气的。毛主席听进了大家的意见，特地把我叫去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只发实物，现改为费用定额比较好，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五分钱，上级没有钱的时候，可欠账，待到有钱时补发。我们的人唯一的就是能领到几文伙食费，现在就规定它几条：一是伙食费按规定发；二是今后欠的伙食费，由供给机关打欠条，有钱时全额补发；三是伙食费绝不准挪作它用，节余的分伙食尾子。这是红军的制度，应当坚持下去。
我把毛主席交待的规定发布了。虽是“空头支票”，但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后来财政情况好转，这些规定实现了。我军从创建开始一直是发实物的伙食管理办法，这一次毛主席亲自决定改为费用定额的办法，是我军后勤工作上的历史性改革。
解决经费问题
为了供给部有进账的钱，我们绞尽了脑汁，最后以办实业解决了问题。
第一，开骡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从延长回延安，在东关看到骡马里客人爆满，于是我想到开个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开办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二十几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进账。不久，我们又在城南七里铺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东关的店还好。于是我在边区里一个一个店地开，开了二十几个，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的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主干线有：从延安经绥德到山西西北部八路军一二O师为一条线；从延安到宁夏的盐池为一条线；从延安经富县到关中为一条线。为来往客商服务，干部执行任务也可以住宿。全部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我们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后。
第二，发展食盐。
盐池到延安大约二百多公里，运到延安卖至少是三倍利润，我们决定贩盐。
最初供给部只有十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顶多走两趟，运二三千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那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而我们认为盐可以换到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禁运是禁了我们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李富春肯定了我的报告，但是同国统区发生经济往来是重大问题，必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
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开办军人合作社。
军委供给部开的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来三八年春从重庆回来，专门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过。在延安，无论私人或公家的商号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虽然从数字上来说还少，但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三八年在大砭沟盖的八路军礼堂，是从合作社的盈利中拨款修建的。另外，总政治部每月要从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点作领导干部开销费用。
通过以上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证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十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初期的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们的生产中还有一个笑话。为了搞钱，我们开始生产人丹。人丹生产简单，原料充足，价格低廉，属于“治百病”的东西，因此销路很好。这样我们的歪点子也来了，除了正规产品外，我们在另一种新产品中的原料里用了树皮，销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杨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当我知道杨梅生拿着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吓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拨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怀里不给我，嫌我小气。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的脸都吓白了。我说：“你还不给我，把毛主席吃坏了，我们都上军法处了。”我给他换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严，没有敢去，叮嘱他一番才回去。
开展生产运动
我到供给部相当长的时间里，按照我在中央粮食部时提出的方法，分地区自己筹粮。延安县是分给军队的筹粮区，军队抽调三百多人、百余匹牲口组成筹粮队。当时抽调牲口最难，为了解决动力，规定所有的乘马都要去运粮。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来了，这样，有意见的也只得服从。有了动力，很快就把筹到的粮食运回来了。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高兴，没人在这方面骂供给部了。
当时军队粮食来源有两个：一是从西安运一部分粮食来；二是就地征粮，后来国共关系紧张，西安的粮食断了，征粮也越来越困难，吃饭问题又严重了。后来偶然从军委供给部军械仓库搞生产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发现可以“种地”（大生产的最早提法）解决问题。
这个军械仓库在延安西北高桥，有个五十多人。他们种了十几亩麦子，亩产二百多斤，那时算是高产了，还有一个菜园，粮食副食自给有余。利用业余时间种地，对边区部队来说很新鲜，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九三七年中秋节，仓库主任要我去那里过节，这里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深思：除了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之外，其余的机关、部队不是可以搞生产吗？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状态就好，工作就努力，当兵也安心。
我将高桥仓库的情况向李富春汇报了。他非常感兴趣，边听边问，最后高兴地说：“这下可能找到一条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给我写一个报告，向毛主席汇报。
报告呈上去一个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谈。毛主席一见我就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主席对生产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大意如下：
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而处灭。你们这个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一定要有个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政经济部对此很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军队和政府搞生产，可以这样设想：三八年先小搞，从中摸索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作起。
我们回去以后按着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若干准备，一九三八年元旦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召集过一次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李富春说：“今天请各位来，是开个特殊的会，不讨论发粮发钱，而是讨论各单位要种地搞生产。……”到会的人原想是来分配钱粮，有说有笑，一听到这里立即沉默了。接着李富春让高桥仓库主任介绍他们去年搞生产的情况和新一年的打算。大家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一见此状，李富春说：“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这一下会场乱了，有人大声说：“现在一天到晚只吃两顿清汤稀饭，饿得路都走不动，种地能行吗？”“我们连一个铁丁也没有，哪有锄头？总不能用手指刨地吧？”会场上一片反对声，会议开不下去了。
李富春只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说：“高桥仓库的生产，毛主席非常赞扬，说他们带了一个好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党政机关都要开始搞生产，规模可以小一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开春，延安各单位都搞起了生产，秋天有了收获，但非常少。秋收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对边区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进行了总结。会后，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
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对大家震动很大，对生产赶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央的领导同志，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开始，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家门口种菜，对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产的气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样了，三九年的生产任务下发后，反对生产的话听不到了，叫苦只是个别的。通过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生产的粮食够全年口粮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绩小一点，但也大大改善了。
为了准备一九四O年的生产并对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进行总结，中央财经部在年初召开了一个小型领导干部会议，李富春的主题报告受到大家的欢迎。李富春认为我是搞生产的“发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讲话。
我这儿回忆的是边区大生产的开端。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发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众所周知了。
红军的艰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饭一样，也是供给工作的难点。红军自成立起就没有发放被服的制度与标准，有东西就发，没有就不发。我从一九二九年当红军战士到当供给部长的十年里，从普通战士成为领导干部，我就从来没有领到过被子。在南京时战士们睡觉，下面铺稻草，上面再盖上稻草。那时后方医院才有棉被。后来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红军除少数老战士有两套衣服之外，大多数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时只能光着身子，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冬天干脆长期不洗。每逢灭虱子，只好光着身子躲在房子里不出来。而穿衬衣我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红军在江西时冬天曾发过一件薄棉衣，从没发过棉裤，春天棉衣变成夹衣，夏天夹衣变成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更简单，多数是自己打草鞋。
红军到地陕北寒区，要有“棉装”才能过冬，要有鞋子才能行军作战，部队的穿着成了生存和保持战斗力的重大问题。
红军的供应在初到陕北时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管的。陕北异常贫穷，要解决部队穿着非常困难。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讨论部队的冬装问题。在一次军队和有关地方常委书记的会议上，周恩来把制作冬装做了布置，具体到不仅分配有数字，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也提出了要求。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我们办了三件事：第一是筹集资金。为了筹集从边区外购进货物的“外汇”，就必须卖出地产，陕甘宁边区能卖出去的只有池盐、药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机关不准我们与皮毛商发生关系，说这是资助奸商，有“资敌”之嫌。我只好向周恩来请示，他不仅同意，还看得更远，提出了要利用商人发展向边区外更多的买卖。后来那几个商人同我们合作了，从国统区进口布匹遇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就是那些商人帮我们搞进来的。第二是采购布匹、棉花。当时陕甘宁边区根本没有布匹市场，农民是自纺自用，只是在延安和绥德有规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只有少量的土布在卖，所以布匹要从国统区买进来。我们在宁夏、陇东、黄河边和西安方向设立了采购点，但买进来的布料很少。后来我们发现，商人们知道我们在大量采购，就囤积哄抬价格，我们和商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强买强购，但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周恩来下令国统区地下党秘密向边区运送布料，仅从关中的淳化就运进了几百匹，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第三是加工冬装。边区的妇女几乎都会做针线活，把布料分发了去，到处都是“被服厂”。一九三七年底冬装按时制作好了，发放又成了问题。冬装体积大，牲口驮运不方便，于是周恩来下令各部队派人来背，成队的士兵来背棉衣，这种供应方法是古今中外军队都少见的奇观。
边区的财经和供给工作
当时，中央已决定周恩来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常常在国统区。周恩来临行前，叮嘱富春同志近期抓三件大事：一是抓紧向国民政府请领费用和物资，有多少算多少。此事用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名义，领到的费用和物资由中央财经部统一分配。二是对边区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例如组成边区银行，建立贸易公司等。三是貯备布匹和粮食，以我们的财力为准，尽可能多。
我当军委供给部长时刚二十五岁，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离不开李富春对我的培养和支持。长征中李富春就注意我了，到了陕北，他力主要我参加边区经济工作。我同李富春的关系是在经济工作中密切的，友谊也是在经济工作中加深的。
按照我军传统，中革军委对供给部的工作有指导责任，但很少有人过问。因为供给工作就是和困难打交道，过问我的工作就是过问困难了。供给部工作中有很多具体事务，我只好向李富春请示。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许多问题都是他亲自和我商议决定的。他不仅在业务上支持我，在思想政治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到李富春家吃年饭。那时我人事方面还不熟，李富春把曹菊如（财经部副部长）、邓洁（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人介绍给我说：“恩来同志离开延安后，我们几个人就是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委托了我们，大家看着我们，我们就要负担起来。今后财经部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日常工作，军委供给部的业务也一起讨论一并处理。”从此，向李富春请示工作成了我的常事。那天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李富春谈到当前的困难时说，现在边区的中央机关和军队有两万多人，吃穿是大问题，边区就那么一点大，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延安的人大部分要到前线（后来称之为敌后）去工作和搞饭吃，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报告。后来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重大战略方针，最初是李富春的建议，主要是政治动议，但也有吃饭问题。
李富春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是很成功的。他办事民主，喜欢用商量的态度处理问题。我向中央财经部的报告，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事，他立即就批回来，遇到比较复杂的，他找我面谈后再处理。李富春听汇报，无论是什么内容，都耐心听下去。他注重倾听别人的看法，经过商量之后才说自己意见。他说话简单，从无长篇大论和空谈。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供给部同中央财经部也有不少矛盾，但只要到李富春那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的原则是按重要性来安排顺序，先军队，后地方。李富春联系群众广泛，喜欢到下面的单位走动。他经常到军委供给部来，有时有事，有时来吃饭。在那时候艰苦的岁月里，敢叫外单位的人来吃饭，可不是一般交情了。李富春来，我总要伙食房加菜，要是我们机关会餐或改善伙食，我打个电话他就来，对我毫不见外。
初到延安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尚没完全形成，但李富春很注意用毛主席的指示来教育大家，我可以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想法和指示，作为我工作的依据，有些至今还记得。
那时毛主席说，财经工作很重要，但又常常不被领导注意。不善于领导财经工作，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央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第二项就属于财经工作。有人认为中央成立财经部没有多少事可做，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展。毛主席提醒我们，领导财经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手”和“口”的量和比例，这是决定政策的根据。比如边区有150万人，却有20至30万非生产人员，壮劳力只有25至30万人。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五个人还多，这么一算就知道群众负担之重了。我们刚到陕北时多收了九十万担公粮，群众就要“让雷公打死毛泽东”，这还不是群众负担过重，实在受不了了才那样说的？对中央财经工作部成立之初的工作，毛主席说最基本的方针是“开源节流”。不过现在早“断流”了，菜金几个月都不能发，无“流”可节了。开源的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又非得从这方面做不可。大家都不想种地，但是到了活不下去的那一天，人们自己就会去种地的，因为人总想活着。历史上李自成在陕南种地活下来了，我们比李自成总要高明一些吧！
早在延安时期，李富春就很注意经济计划。当时边区各部门每年都搞财经年度计划，但实现不了。因此，大家对此都不感兴趣，但是李富春有独特的见解。他说，我们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之中，在战争环境中搞财经计划，学习的意义大于工作的意义。通过搞计划，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需要与可能这个尖锐的矛盾就能够认识得比较清楚，就是主动地去认识客观事物。一切事物都有数量限度，雨水多了会成灾，少了呢？也照样成灾，不多不少叫做风调雨顺。搞财经工作对数量关系要很明确。我们边区财经计划的依据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1、人少土地多。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土地很多，农业有前途。2、经济落后。很多地区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3、文化落后。文盲占人口中绝大多数。4、敌人搞经济封锁很厉害。5、长期战争，群众负担很重。因此，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保肚子，不能饿死人；二是保屁股，不能光着身子。保住了这两个就能活着干革命。边区现在还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要用计划去指导经济活动。
李富春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有计划性、要实事求是的观点，当时并不为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成了全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合作
回忆我们初到陕北的经济工作，不能不提及国共合作时国民政府的供给。
一九三六年初，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出击山西（东征），后来又向宁夏、甘肃出击（西征），都有战略目的，就是求生存。没有地盘就没有饭吃，无法生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机，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发生了日本发动对上海侵略的“上海事变”，促成蒋介石与我们党达成协议，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山西，在阎锡山为司令官的第二战区对日本作战。为了适应同国共合作和八路军深入敌后的需要，我军供应机构的变化很大，我们组建了以叶季壮为首的八路军军需处，常驻西安，向国民党政府的请领或报告，都由军需处承办。国民政府对八路军供应的编制数，最初为两万五千人。所领的经费、物资，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统一分配，八路军军需处承办，中央军委供给部只能分到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以前，由国民政府供给的粮食、物资和军需品，大部分运往山西供应前方作战部队，我们驻在陕北的后方部队只能分到很小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日军打通了同蒲路，向前方的运输中断，国民党政府供给的粮食和军需物品便大部分运往延安了。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军驻西北部队的因难相对比较小。
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相当多的人是由汽车队从西安运到延安的。另外，三九年以前国民党联勤总部发给八路军的粮食也由汽车队运到延安。但由于管理维修不善，这批汽车逐渐损坏不能用了。那时一些地方军阀对我们也有过支援。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曾对我党表示友善，赠送了一万五千件大衣，对我军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发大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好的皮大衣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为李富春留了一件，但只有大号的，李的身材小，我就为他改做成一件小皮大衣。我给李富春同志送去，他穿起来后左顾右盼，非常满意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这样好的衣服，看来这一件够我穿一辈子了！”抗日战争高潮刚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了，他下子从极“左”变成了右倾。当时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力量大，有军队，有政权，有盟国支援，这为王明的右倾路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红军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发了一些国民革命军军衔指标，不少人很看重它，争军衔，不但争有无，还争高低。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里，党内看国共合作好的表面现象多了，右倾路线又一次在党内蔓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不久，高级干部就开始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李富春向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传达是在延安清凉山最高一层石窑洞里。在那里开会，主要是防止日本轰炸。我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解能力和记忆力比较好，特别是邓洁给了我一份李富春的传达记录，那里有毛主席的讲话，文件我长期保留着，至今还记得几处要点：
1、要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同国民党合作的关键，毛主席说，“别人要问：‘你们共产党是利用抗战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问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点点头，要是别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抗战！’”
2、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过去，我们有根据地就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丢了根据地只好长征。现在又有了根据地，就有群众、有军队，我们懂得有根据地的好处。现在我们要到日寇的后方去，那里日本人管不了，蒋介石不敢去，那里就是我们的了。
3、要执行持久战的正确方针。我们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是量力而行，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提出的。游击战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有利于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我们到敌后，从开始就要想到最后胜利。我们要在战争中积蓄力量。
4、要搞好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力应到敌后去，不要留在边区。国民党占领延安、占领边区都能办到，但把我们赶走办不到。敌人呆在延安城，我们就在七里铺。只要我们不犯错误，边区丢不掉。
形势不出毛主席的预料，国共两党合作没多久就冷了。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得到物资供应本来就少，从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东西更少了，再下去就没有了，只有“空头支票”。后来“空头支票”也没有了。
抗日战争开始之初，我们曾经幻想过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军队的供给，也确实得到过一些。但我们早就有意识地着手自己解决物资来源，早有了准备，所以形势变化，国民政府的供应中断的时候，引起的困难就比较小。后来，我军到敌人后方去建立了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由那里的人民养活。而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仅活下去了，而且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