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川省广元县人，1935年红军路过我家乡，我参加了红军，随军长征。红军到达陕北，我在延安进“抗大”学习，是“抗大”第三期学员，但未结业组织就分配我工作了。
    1938年2月，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机关自南京失守以后大多迁至武汉，各派政治势力和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性的抗日救国团体也大多集中在这里，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都已公开出版发行，抗日气氛比较活跃。1938年是抗战的第二个年头，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单纯防御，妥协退让，在日军的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相继失陷。大片河山沦陷，引起广大群众强烈的不满。而中共坚持抗战到底驱逐日寇的主张，八路军出兵敌后收复国土，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大家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把延安看成是胜利的灯塔，新中国的曙光。许多爱国学生和有志之士，纷纷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或到抗日前线去决一死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吸收广大进步青年抗日，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在武汉招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8年初决定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用公开招生的形式，在武汉为延安“抗大”、“陕公”招生并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把这些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招送到延安学习，或输送到抗日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招生组织机构是招生委员会，由董必武、罗炳辉两人为正、副主任委员，主要由董老负责。委员会下设招生办公室，地址在办事处对面一座楼房底层的一间房子内，门口贴有“延安抗大、陕公招生报名处”的直条，屋内摆设也很简单，仅两张桌子、几条凳子。我是3月初去招生办公室的，原来还有一个姓蔡的女同志在那儿工作，后来她因故调离，只有我一人继续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接待报名学生，并对他(她)们进行政治审查，不让敌特分子和其他政治上不合格的人混入延安。但当时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审查只能根据他们填的表格和与他们的谈话，来了解分析情况，以确定是否录取。政审工作由董老把关，我们认为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就由我们写介绍信给西安办事处，再由他们介绍到延安。如我们认为不能确定的，就向董老汇报，并将材料交他，由他决定，有个别特别难定的，由董老将材料带至长江局研究决定。
    招生的具体条件：1．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决心抗日救国；2．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延安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很艰苦；3．学习结束后要服从学校分配；4．从武汉至延安的一切费用自理。
    招生处的牌子挂出后，报名的人络绎不绝，都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每天约有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武汉三镇当地人，也有外省市如四川等地的，许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亡青年，还有海外侨胞。他们中大多是青年学生，也有工人、职员，还有机关公务人员以及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等等。服饰形形色色，动机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是充满爱国热情，抱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决心来的。这些人中，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有的冲破家庭、社会等层层障碍，克服旅途中种种困难，才辗转到达武汉。
    一般上午来的人多，下午少些。报名的人进来后，我们先发给他们每人一张油印的表格，内容有姓名、年龄、籍贯、本人学历简历、家庭政治经济情况、父母及家庭成员职业信仰等，还有去延安学习的动机，学习后的打算，对抗日的态度等。待他们填好后，我们就向他们说明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编的革命军队，坚持抗日救国救民的军队等；并向他们介绍延安抗大、陕公的情况，说明我们招生的条件等，要他们认真考虑，并约他们第二天来谈话。当天晚上我们就得仔细研究表格，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疑点和问题的，第二天的谈话中有针对性地了解，对了解的情况也作进一步的考查。然后约他们下一次再来，如决定录取的，第三次来时就给他们到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了解他们的经济情况和具体准备工作，并提出适当建议。
    对不能录取的人就要想方设法说服他们，找些理由劝他们不要去延安，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要谈好多次。
    当时，我们称国民党军队为友军，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关系和统一战线政策，凡友军的官兵来报名的，一般都不录取。在工作中遇到这类情况，我们都非常慎重，一方面鼓励他们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婉言说服他们留在友军，以扩大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力量，把国民党军队改造成为真正抗Et的军队，使抗战胜利更有希望。我们在招生工作中曾劝说了不少来报名的国民党官兵留在友军。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要求到延安去学习，其理由是他同长官关系处不好，不愿意继续干，要到八路军部队去当官打日本人等等。根据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以及他的动机也不合适，没有录取。但个别态度坚决诚挚的，也有同意录取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少尉连长邓乃觉，带着勤务兵刘诚模一起从安庆来到武汉报名，要到抗大去学习。他看过一些革命进步书籍，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本人条件也很好。我们用对待友军官兵的政策劝说他回去做团结抗日军官，把国民党部队改造成真正的抗日军队。但他认为国民党军队不可能改造好，没有信心，坚决要到延安去。我们没有录取，他每天来找我们谈，坐在办公室不走，甚至流泪，一连谈了一个星期。来报名的其他人也很同情他，纷纷帮他说话。我们也被他的决心所感动，两次向董老汇报，建议录取他，未能解决b最后董老将材料转到长江局，经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一起研究后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邓乃觉去延安，刘诚模因文化低就留在办事处警卫排，听说后来当了周总理的警卫员。“文革”后，邓乃觉同志曾来上海找过我，谈了他到延安后的情况。他学习分配后留在抗大担任军事教员，后来分配到部队，打过仗，做过参谋。解放后仍在部队工作，现已离休，在昆明军区干休所。
    我们招收的学生，大多具有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和投入革命洪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而且多数都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经济上一般不很宽裕，为了筹措去延安的路费，有的向亲朋借钱，有的卖掉了自己的物品。邓乃觉走时就变卖了他的书籍、望远镜等以充路费。当时从武汉到西安可坐火车，但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山路，崎岖坎坷，有时汽车也会滑到山沟里去，这些学生在西安如能搭上八路军的卡车，只须两天就能到达延安，但这个机会很少。不少的人都是背上行李，步行前往。一路上肩背酸了，脚走痛了都打了血泡，有时吃住都困难。历时10多天，才终于到达延安。我们曾收到过一些来信，谈到路途的艰难，到达延安后的情况和喜悦心情，表示要学好本领，为抗日胜利作出贡献。当时到延安去，不仅有路途上的困难，还会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拦和迫害。西安办事处的同志曾告诉我们，有的学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没收介绍信和财物，不准他们去延安，有的则被关进监狱，有个别甚至被暗害。我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我从武汉到西安办事处，准备去延安。当时我要求着军装，林伯渠同志说，现在形势紧迫，来不及做军装，要我穿着便衣去，如遇国民党军队盘查就说是八路军家属，上次有两人也是这样去的。第二天上午我搭上车，车开了约两个小时，行至一条河边，守桥头的国民党军队要所有人下车检查，并将我和另外两个穿便衣的人一起扣留(另两人是大公报记者)，带到他们的盘查所，硬说我不是家属，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要我交出介绍信，否则不让我走。当时趁没人时，我翻了桌子上的铁签插的一厚叠便条信件，发现有很多是我们写给学生的介绍信。后经我们三人一起据理力争，才放我们走。这说明，当时去延安，首先就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勇气。
    我参加了约半年的招生工作，招收人数已无法回忆。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队伍的熏陶中，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担任了我党、我军中的各级领导工作，还有的成为各类专业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