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出身于云南省一农家，从小便立志从军报国。经历风雨洗礼的罗炳辉终于找到了光明之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发动吉安起义，从而巩固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12月22日生于云南省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偏坡寨。罗炳辉7岁入读私塾，因家境贫寒，三年后，便不得不回家务农了。
1915年冬，罗炳辉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劝阻，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昆明参加新军。经过一番努力，罗炳辉成了滇军唐继尧部一名候补炮兵。
1920年，唐继尧被迫从云南逃往香港，作为唐随从副官的罗炳辉随行。
来到香港，罗炳辉目睹军阀们奢侈无度的生活，决心另谋出路以实现其推翻旧社会的愿望，于是他毅然离开香港，返回云南。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在广西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讨伐北方军阀。得到消息后，罗炳辉又离开昆明，投奔孙中山。到达桂林后，他在属于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总司令朱培德的帮助下，被编入军官将校队学习。
1922年，孙中山誓师北伐。罗炳辉升任朱培德部交通组上尉副组长，专管运输。6月，正当北伐军挺进南昌时，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却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不得不乘舰逃亡，退居上海。北伐军也被迫回师广东以平息陈炯明之乱，并改名为“讨逆军”。在韶关，双方交战极为艰苦。
由于指挥不力，“讨逆军”许崇智、李福林部被击溃，正在许部的罗炳辉在这危难关头连续狂奔20多个小时穿过敌人封锁线，经过190里的长途跋涉到达滇军总司令部告知朱培德这个消息，挽救了滇军。从此他倍受朱培德器重，升任警卫营营长。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罗炳辉所在的朱培德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罗炳辉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营长。协同二、六军进攻江西的孙传芳部，在江西萍乡。第三军与江西督军邓如琢部进行决战，罗炳辉率领全营冲锋在前，无所畏惧，为击溃邓部立下汗马功劳。在攻占南昌门户——牛行车站的战斗中，罗炳辉又立头功。由于既不是“云南讲武堂生”，又不是“保定生”，罗炳辉虽屡立战功，也未被升迁。之后，罗炳辉随北伐军继续北进，克芜湖，攻南京，占安庆。
1927年3月，罗炳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朱德，并深为其讲述的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耕者有其田”等革命主张所动。
1926年，罗炳辉在北伐途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失败。朱培德倒向南京政府，驱逐全部政治人员。罗炳辉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极为不解，思想苦闷。
八一南昌起义后，罗炳辉从南京调到第九军二十七师六十九团任营长，到江西“剿共”，遭遇惨败。1928年冬，罗炳辉因不屑朱培德行为而愤然离开朱培德部。
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赣南、赣西地区的工农革命斗争发展迅猛。为此，国民党当局纷纷加强绥靖力量，罗炳辉被吉安绅商代表邀请前往担任靖卫大队长。罗炳耀到任后招纳旧部，淘汰不良分子。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靖卫大队宛若一支精干的正规军，战斗力增强，深得吉安绅商和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金汉鼎的称赞。
但在随后“剿共”的过程中，罗炳辉更直接地接触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群众，对群众对他们的态度何以和北伐时截然不同感到很迷惑。对于被抓住的“共党嫌疑分子”，罗炳辉也多是问问就放了，还给饭吃和一块银元作路费。
当地绅商虽然对罗炳辉的这种做法有诸多不满，但考虑到自身利益，他们又必须依靠这位训练有素的大队长，只好让他继续干下去。而罗炳辉本人觉悟逐渐提高，开始倾向共产党和红军。中共赣西特委和江西省委早已开始关注罗炳辉的一举一动，在仔细分析研究后，决定派赵醒吾争取他。
赵醒吾，云南宾川县人，罗炳辉同龄人，曾在昆明法政学校法律系就读，由于宣传新文化运动而被开除。1922年逃往广州，参加了滇军，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朱培德的拱卫军当参谋时和罗炳辉共事过一段时间。后来，赵醒吾成为杨如轩师的上校副官长，因此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派赵醒吾去做罗炳辉的工作。
1929年夏，赵醒吾在给罗炳辉第一封信中说到一些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指出：办民团，搞得好可以为国家、为人民造福；办得不好，就会像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那样，成为封建势力的帮凶。
罗炳辉一直很佩服赵醒吾，认为他是滇军中屈指可数的军事、政治人才，视其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看完赵的来信，罗炳辉十分高兴，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加心绪烦乱。
经过数次的书信交谈之后，罗炳辉终于诚邀赵醒吾来吉安会面。一见面，罗炳辉便耿直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不满，对封建官僚政客不抱希望之意，并向赵醒吾探寻出路何在？
赵醒吾见罗炳辉富于正义感，便引导他说：“你是个带兵的人，深知枪杆子的重要。但要真正发挥枪杆子的作用，带兵的人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认真想一想：孙总理的‘三大政策’还要不要？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怎样做才能对工农大众有利？”这番话大大震撼了罗炳辉，他更加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
赵醒吾接着谈道：“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仁人志士为解救民众，不惜洒尽最后一滴鲜血，而军阀官僚却乘机大发国难财。有的人是运用手中的枪杆子来革命，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把手中的枪杆子用来发家，用来保护土豪劣绅利益，以求致富显贵。真正立志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革命者，就应该把枪口对准敌人，对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听到这里，罗炳辉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原来民团是为土豪劣绅服务，我绝不干这差事了，就是挑葱卖蒜，我也能混下去。”
赵醒吾进一步做罗炳辉的工作：“带民团可与人民大众更好地接近，更深知人民的疾苦。我们带民团的就要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领导民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才是革命的行动。”
罗炳辉越听越觉得有道理，陷于深思之中。赵醒吾觉得时机已到，便单刀直入地问罗炳辉：“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究竟谁的力量大？”
罗炳辉答道：“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终胜者将是共产党。国民党像一座大洋房子，工农大众和共产党是墙脚，只要墙脚一动，大房子就会倒下来。”
赵醒吾接着问：“共产党的主张如何？”罗炳辉说：“主张依靠工农，共同建国，很好，唯搞武装斗争不好，国家灾难深重，不能再打内战了。”
赵醒吾又问道：“在上海、南京、广州，工农没有武装，不能自卫，被国民党杀了多少人？……李自成没有武装，明朝能垮掉吗？洪秀全没有武装，太平天国能建立吗？孙中山没有武装，辛亥革命能成功吗？现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像你这样抓着枪杆子的人，想为工农谋利益都谋不成，假如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那救国救民、保护工农不还是一句空话吗？”
听到这里，罗炳辉直截了当地问赵醒吾：“你是不是共产党？”赵醒吾觉得时机成熟，便说：“我这次来，是提着脑袋来的！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了。”
罗炳辉早已确知赵醒吾是共产党员了，便说：“我罗炳辉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过去敬佩你，但没有今天这样了解你。你是知我者人，又是为我而来，‘士为知己者死’，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绝不会出卖朋友。”
赵醒吾知道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就郑重地对罗炳辉说：“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
罗炳辉立即表态：“共产党主张工农劳动大众的真正解放，我是同意的。”
过了两天，中共赣西省委书记刘士奇和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又分别找罗炳辉谈话，作进一步考察。1929年7月，罗炳辉改名“罗南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赵醒吾（化名赵达生）、刘士奇、蔡申熙三人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罗炳辉终于在赵醒吾等人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秘密加入中共后，罗炳辉按照党的“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指示，安插人员进入永新、泰和、万安、吉水、峡江、永丰等县的靖卫大队，以控制武装；他还充分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同志脱险，营救被捕同志，保护党组织活动，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此间，朱培德、王钧、曾万钟等人接连致信罗炳辉，邀请他回到军队，并许诺以高官厚禄。罗炳辉不为所动，一一拒绝。
7月底，传闻罗炳辉“通共”的消息越来越多，他的处境也日益艰险。为防突变，罗炳辉在8月间将靖卫大队调离吉安城，驻扎值夏镇。值夏镇距吉安东南40华里，东面不远就是属红色区域的东固山区。罗炳辉让一中队驻水北罗家村渊泉堂，二中队驻增缨堂，亲自率三中队扼守向北大路的竹山村，不仅驱逐了随队监视的反动军官，还半公开地向士兵们宣传起革命道理来。“罗大队长已经赤化！”豪绅地主联名上告吉安驻军湘军第五十师成光耀旅长，列举罗炳辉“通匪纵匪之罪”。此时，罗炳辉已提高警惕，一般不轻易进吉安城，这更加重了敌人的疑心。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讨论决定了全省夺取政权、组织、军事的总布署，以推动全省的武装斗争，响应一二省夺取政权，以促使全国总暴动的号召，并且强调：“特别是立即发动和扩大吉安与湖口两处的地方暴动。”中共赣西特委决心坚决执行这一决定并通过了罗炳辉提出的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举行赣西几县总暴动的建议。
但是敌人已抢先行动。10月10日，中共赣西、赣南两特委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获，赣南特委有三四名负责人被捕。罗炳辉的身份暴露了。同时，反动的彭学游继任吉安县县长后，以调靖卫大队回县点验、发饷、领取军械和冬衣为借口，几次严令罗炳辉带部回城，以便逮捕。
形势日趋恶化，这时，罗炳辉收到了曾山代表省委写来的密信，命令他起义。罗炳辉马上下令封锁消息、检查邮件。10月11日，罗炳辉截获吉安豪绅地主诱使第二中队变乱的信件。二中队本身留有较多反动分子，而其中队长张慕良带20多人到宣化、永福两乡催放丁漕至今未归。14日晚，二中队队副邓世斌以深夜查岗为名，又逃出吉安。情势危急，罗炳辉决定提前进行总暴动。
10月15日凌晨4时，值夏镇北水北罗家村里军号声声，罗炳辉在增缨堂前召集队伍，宣布起义。日出时分，到达新墟。刘士奇、蔡申熙、曾山、曾炳春等负责人到街口迎接，红区群众敲锣打鼓，端茶送饭，热烈欢迎起义军。罗炳辉激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他第一个摘下军帽，撕掉青天白日帽徽并将其踏在脚下，全军纷纷效仿。
10月16日，起义部队返回值夏镇，在青云台召开了近万名群众参加的暴动大会。罗炳辉在大会上发言：“三天前我们是来‘剿匪’，‘剿’谁呢？‘剿’我们的农民弟兄、劳苦大众。三天后，我们扛着红旗回来了，也来当‘匪’了。谁才是真正的匪呢？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反动新军阀，是吃民肉、唱民血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才是真正的匪类！我们要暴动起来，打倒他们！”
起义部队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匡一心为政委。会上提出斗争口号：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烧毁契据借约！实行分配土地。群众大会后，暴动指挥机关——纯化区革命委员会在陂头万寿宫成立。
群众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暴动歌声响彻云霄：“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霸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的成功。中国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仍用旧官僚，苛捐更加重，勾结美日，卖国卖人民，大家起来，努力打倒这个死敌人！”
吉安起义的爆发，不仅大大鼓舞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江西人民，而且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并扩大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新军阀的。吉安城内，敌人处处惊慌失措。
11月，成光耀率部渡赣江进犯。罗炳辉指挥反击，经过三天激战，迫使敌人向白沙、吉安收缩。12月15日，罗炳辉率领部队在弥天大雪掩护下，奇袭与吉安城一江之隔的水东，并重创从南昌前来救援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一中队，缴获枪支百余支，震慑了吉安守敌。仅两个月，罗炳耀率领的革命队伍就由400余人猛增至近2000余人。
12月，罗炳辉与彭德怀、黄公略在遂川会师。年底，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和以兴国、宁都、雩都为中心的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罗炳辉率领的部队在吉安起义后，被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赣江边一仗打了个开门红。汀州整编后，罗炳辉任红一军团十二军军长，为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立了战功。长征开始后，一直担任后卫。
1929年，罗炳辉率领的起义部队被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经过短期训练和教育，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取得赣江边大捷，实现了开门红。当时，南昌国民党军派了一个警察大队到吉安，驻防水东，监视红军行动。罗炳辉认为：“这是国民党安在我们身边的一颗钉子，要坚决拔掉它。”于是，罗炳辉率红五团悄悄包围了警察大队，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杀得敌人猝不及防，四处逃窜，除被击毙的，全部当了俘虏，400余人无一幸免。
苏区人民争相传颂这场胜仗，纷纷来慰问，领导机关也给予表扬和奖励。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乃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赣西南情况时，称赞罗炳辉率领的红军团队“战斗力甚强”。罗炳辉激动地说：“我们才当红军，没有做出啥子贡献，领导就给我们表扬奖励，今后要多打胜仗。感谢领导上的表扬和奖励。”
1930年6月长汀联席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成立（开始时称第一路军），罗炳辉任红十二军代理军长，后任军长。由于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各地红军被要求去攻打中心城市，红一军团也被命令去夺取南昌、九江。进攻南昌途中，罗炳辉赞成毛泽东主张：不打南昌，并转兵西进，奔袭文家市。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东北永和市会合，成立红一方面军。此后攻打长沙不克，方面军总前委改变布署，于10月4日一举攻克吉安。在吉安，罗炳辉充分利用情况熟悉的有利条件，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筹款、扩红，大大增强了红十二军力量。
1930年11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根据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从永丰的藤田出发，边打边退，执行诱敌任务，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引入龙冈，为龙冈大捷和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横穿敌人郭华宗部和蔡廷锴部之间的间隙，插入富田西面埋伏，利用有利的地形，于1931年5月16日全歼公秉藩的敌二十八师残部，为彻底粉碎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6月，蒋介石以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罗炳辉受命率领红十二军执行战略佯动任务，挺进南昌，调动敌人，彻底打乱敌人的部署。而借机得以休整的红军主力乘机发动反攻，击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罗炳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中央军委嘉奖。此后红一方面军进行调整，罗炳辉仍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并率部在闽西活动，打击敌人，扩大红色根据地。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罗炳辉率领已改编为红二十二军的红十二军在红一军团的指挥下，在黄陂和草台冈两次战斗中重创敌军，共歼敌近3个师，丰富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宝贵经验，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10月18日，因战功卓著，罗炳辉成为新组建的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的军团长，并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和敌人的“铁桶合围”策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去了以往的战略主动性。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虽然取得一些局部的小胜利，但在广昌保卫线中伤亡惨重。
1934年7月8日，罗炳辉在古城接中央军委电令，护送由红七军团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经禾口、宁化、清流、嵩口，7月19日强渡九龙溪，22日包围永安城，27日到尤溪掩护先遣队渡过闽江，并袭占樟糊板，牵制敌军，保证了先遣队安全北上。完成任务后，红九军团将缴获的大批苏区奇缺的火药、食盐、药品，运回中央苏区，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在数百里艰苦行军中，罗炳辉身先士卒，挑着重担，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极大鼓舞了战士们。
10月7日上午10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罗炳辉率部于9日晨抵达古城、瑞金间。21日，红一方面军所属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护卫中央机关，开始了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及后方机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的消息后，立即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罗炳辉统率的红九军团负责左翼，任务是抢占要点，阻击追击、侧击的敌人，掩护党中央和军委纵队通过。
10月16日，红九军团开始行动，18日开始进入敌占区。罗炳辉亲率侦察连和红三师第九团前进，未经战斗就轻取了龙布，随后攻占安远的版石、重石圩，占领了乌经圩，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此后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一路马不停蹄，疾步前进，经过激烈战斗，一举夺下青龙圩、延寿圩，打开了第二道封锁线。12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罗炳辉带领红九军团（后为减少机关单位，充实主力，红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及师部一部分并入）经过半个多月的急行军渡过了湘江，并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又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不过中央红军也损失惨重，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
1935年1月，红九军团进驻贵州湄潭，利用12天时间进行整训。罗炳辉带领战士们恢复体力、赶制棉服、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精简整编以及开展军事练兵。经过短暂休整，部队战斗力迅速恢复并收到提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罗炳辉向整训中的红九军团指战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拥护。
1935年1月中旬，为阻止中央主力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纠集部队向遵义地区包围进逼，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川黔两省边境地区。这样，在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中央军委决定由遵义北上，渡过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1月19日，红九军团遵照命令，从湄潭出发，经绥阳，过娄山关，北占习水，南下土城，在掩护主力渡河后，于30日一渡赤水，进入川东南的古蔺境内。此时，蒋介石已命令川敌刘湘部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向南前进，驻扎在云南扎西地区。
按照军委命令，罗炳辉率部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20日在太平渡二渡赤水，3月18日，在掩护主力过河后随之三渡赤水，21日凌晨，又四渡赤水，将敌人甩在赤水河西岸。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一方面将败将撤职查办甚至处决，另一方面悬赏捉拿红军主要领导人，对罗炳辉的赏格甚至升到“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奖五万元”。
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扭转了不利的局势，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3月26日，罗炳辉部奉命暂留黔化，在乌江北岸迷惑、牵制敌人。对此，罗炳辉采取了一系列佯动措施，并拿出在江西苏区反“围剿”中牵牛鼻子的本事，保证了主力部队在31日夜成功渡江。午夜2时，罗炳辉在接电后率部以每小时十二三里的速度急进，但是由于超过军委规定时间，浮桥被拆，被阻隔在乌江以北，红九军团不得不孤军奋战。
面临严峻形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召集领导干部开会讨论。针对不同意见，罗炳辉认真仔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统一了看法，并进行战前的具体布置。4月4日，老木孔一战，拿下黔军“双枪兵”，大大鼓舞了部队斗志，改善了红九军团的处境，并从此转危为安。
4月下旬至5月上旬，红九军团进军云南省宣威、云泽等地。4月28日进占宣威的南面门户板桥，进而占领宣威，进城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宣威，红九军团不仅没收军阀经营的几个火腿罐头公司和地主的谷仓分给贫苦群众，在两天之内筹款3万多元，还扩充兵力三四百名。
为保证党中央、军委和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罗炳辉率部于5月1日离开宣威，进军会泽。途中，罗炳辉利用过去在滇军建立的一些特殊关系，直接与会泽的民团头目通话，并充分利用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优势，使红九军团不战而胜。在会泽停留三天，惩治恶霸，分粮分财，“扩红”1400余名。这次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指战员们对单独作战的胜利信心。
5月6日，红九军团在渡过金沙江，完成在江边继续拖住敌人的任务，从13日起进入小凉山彝族地区。
彝族人民性情强悍，长期受着汉族反动统治者特别是川康军阀刘文辉部的欺压盘剥，因此开始时对红军也非常不友好。罗炳辉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准开枪，他本人则亲自与彝族同胞沟通。他首先有礼貌地向他们鞠了一个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还通过翻译告诉彝族头人共产党的政策，解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希望借路通过等。彝族同胞看到红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误解逐渐消除，态度也亲切起来，那位头人还提出要和身材魁梧的罗炳辉比枪法。罗炳辉从小喜爱刀枪，枪法很准，就欣然答应。彝民代表对三百米外的目标各打一枪，都打中了。这时，恰值空中飞来一只孤雁，罗炳辉举枪就射，只见枪响雁落，彝民代表十分敬佩。第二天，全寨同胞打着红旗，欢送红军，还特意派来向导，使红九军团顺利通过了小凉山彝族地区。
1935年5月16日，红九军团在西昌西郊同中央红军主力会师。这次，红九军团在乌江脱离红军主力后，单独行军2000余里，在主力侧翼牵制追敌，为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表现了罗炳辉的大智大勇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对此，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
红九军团到西昌后，罗炳辉和何长工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单独行动的情况，同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上交了几十匹骡马、3万块银元及其他物资。部队人员与遵义会议后整编时相比，不但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周恩来副主席还亲自到红九军团慰问，他说：“你们九军团单独行军这么长，在后面掩护中央，掩护主力顺利北上，不但没有受挫折，还扩充了队伍，增加了钱粮。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中送炭，你们干得好，有功劳。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周恩来的勉励，大大鼓舞了红九军团指挥员。当时，红九军团除将战利品上交中央外，还在安顺场分给兄弟部队一部分，深受他们的佩服和称赞。
5月17日，红九年团又参加了围攻西昌的作战行动。三天后，即5月20日，红九军团由礼洲镇开始北移，沿着安宁河大道北进，继续执行后卫任务。
从礼洲镇向北，就进入彝族人民散居的大凉山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使彝族人民和汉人之间存在极大的隔阂。红九军团针对单独行动战的经验在行动前就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教育部队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规定了通过彝族区时应注意的事项。加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为彝族同胞作了很多好事，特别是刘伯承亲自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喝鸡血酒结盟，化解了彝族人民的误解，为作为后卫的红九军团的顺利通过创造了条件。
恰在此时，从西昌进犯的敌人追到彝民区，在红七、八、九军团协力反击下，一举击败敌人并抓到100多个川军俘虏。当彝族人民看到被红军抓到的俘虏正是压迫他们的反动军队时，疑虑进一步消除，将红军视为自己的队伍。
罗炳辉还向彝族同胞展开宣传，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劳动果实，建立彝族人民的政权的道理，并送给他们十几支枪。此外，红九军团还新增了一名彝族战士阿尔吉。罗炳辉率红九军团胜利完成后卫任务，通过方圆近3百里的大凉山彝族区域，于5月27日进入汉族人民居住区。
6月初，红九军团越过泸定桥，随红一、三、五军团前进，抵达天全附近的紫石关。天全河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河上铁索桥全被破坏，天全河东面的山上又把守着国民党重兵，南面的雅安、荥经一线有川军10多个团防守，再南面的大渡河渡口全部被封锁，天全城也有川军3个团沿河防守，西面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已被尾追之敌占领。情势危急之下，只有突破天全才是惟一出路。因此，中央军委令罗炳辉率部星夜夺取天全城，杀开一条出路，以便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当时，罗炳辉重病在身，但他视革命任务重于一切，他对干部战士们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夺下天全，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境……有我们的红军主力存在，中国革命总会取得胜利，我们虽死犹生！”他看到抬担架的战士们很辛苦，说：“你们太辛苦了，担架我是不坐了，骑马走吧！”他不顾作战科长刘雄武的苦劝，拄着拐杖，亲自指挥部队前进。
队伍从夹金山南麓翻越两千多米的高山，悄悄地插到天全河北岸敌人背后，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城战斗，守敌被打得不知所措，仓皇撤离天全城。红九军团一面追歼残敌，一面寻找渡船接应红一、三、五军团先头部队过江。当红军主力通过天全时，病重的罗炳辉晕倒在大树下，经3小时抢救才苏醒过来。红九军团夜袭天全立奇功，中央军委又一次传令嘉奖，赞誉红九军团为“战略轻骑”。
6月上旬，奉军委命令，罗炳辉率红九军团随红五军团北上。16日，到达夹金山脚下东南的大硗碛，准备翻雪山。17日清早，红九军团开始翻越千年冰封的夹金山。夹金山位于邛崃山脉的南端，海拔高度5100余米，常年积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
1936年，罗炳辉和红军小战士。17日上午8点左右，队伍来到雪山脚下。开始上山时，雪花飘舞，战士们个个成了雪人。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但大家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助残扶弱，互相鼓励，挽救了不少人的宝贵生命。翻山途中，患感冒还没痊愈的罗炳辉，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山上爬。快到雪山顶了，越走越艰难。卫生员知道罗炳辉患感冒还未痊愈，又劝他骑马，说：“军团长，你的病还没好，还是骑上马走吧！”罗炳辉笑了笑说：“爬爬山，活动活动，感冒会好得快点。”
下午3时，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抵达了懋功以东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下旬，党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央军委于7月21日作出决定，整编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罗炳辉仍任军长，何长工为政委。此后，红三十二军在卓克基等地休整。
8月上旬，党中央在川北松潘县的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三十二军被编入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8月15日，左路军开始经卓克基进军川兵的阿坝。
9月中旬，张国焘抵制中央关于左路军迅速北上的决定，强令部队南下川康边。张国焘在分裂中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组织伪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还专门派人到红三十二军，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的所谓“指示”。那段时间，罗炳辉同大家一样，心情非常沉重，对张国焘搞分裂很反感，但也无可奈何，整天愁眉苦脸。
张国焘看到红三十二军指战员对他推行的错误进行抵制，十分恼怒，便采取各种措施，蓄意要整垮这支部队。罗炳辉意识到张的阴谋，进行了积极的抵制：人员能不调就不调，能推迟走的就推迟走，能不来的就不来。
由于张国焘南下的错误决定，红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一道，往返于雪山、草地之间，在天全、芦山一带与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连续激战，仗是越打越大，但损失也越来越严重。
1936年2月，罗炳辉部掩护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3月进军道孚、炉霍。在红三十二军于王家山击敌后主动撤退时，侦察排长黄金山被子弹击中，弹从后脑部直进，从下巴出，满头血污，战士们见他已经停止呼吸，就地挖坑掩埋。土已填平，罗炳辉率殿后部队从这里路过。他听战士们说黄金山牺牲了，只是头部穿了两个洞，就命令：“扒出来，我看看”。这时，追敌已迫近，身边枪林弹雨。战士们劝罗炳辉赶快撤离，罗炳辉流泪说：“黄金山是江西宁都人，多好的一个同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罗炳辉就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四川。”他蹲下身，解开黄金山鲜血流遍的胸衣，把耳朵贴到胸口上，听到还有微弱的心跳。他命令战士把黄金山扒出来，抬到后方抢救，在场的战士无不动容。
1936年5月，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出道孚，经雅江南下，牵制敌李抱冰部，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6月3日，于理化以南甲洼寺与红六军团会师。罗炳辉发动全军为六军团战友筹集粮食、牛羊，赶制了御寒的毛衣毛袜，有效保障了兄弟部队的供给。
7月1日，中共中央命令组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列入红二方面军序列。8月，罗炳辉军部三过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经腊子口、哈达铺，攻克成县，复经两当、凤县、天水至会宁。继红一、四方面军10月10日会师于会宁之后，10月20日，一、二方面军会师于会宁城北将台堡，伟大的长征结束了。
长征结束后，罗炳辉部经环县之允城镇、庆阳，进至陕西三原之云阳，积极配合张学良、杨虎城的逼蒋抗日行为。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移驻富平之庄里镇和流曲地区。1937年1月，罗炳辉进入红军大学第二大队学习。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炳辉又一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度过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临沂休养后，再一次投入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十二军编为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这前后，罗炳辉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同年年底就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1月，罗炳辉奉命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动员和招收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当年春天，他奉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到河南信阳看望由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并传达了党的指示，欢送他们开赴抗日前线。同年年底，罗炳辉抵达皖南，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新四军在安徽庐江的东汤池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以原四支队和八团为基础，由罗炳辉组建第五支队。从此，罗炳辉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地区，与日、伪、1938年罗炳辉于武汉留影。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参加了创建、发展、巩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等活动，直到抗日胜利。
7月1日，五支队正式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八、十、十五3个团，共3000余人。
在成立大会上，罗炳辉发表誓师东进讲话。他要求部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五支队的任务是挺进到皖东来安东北的半塔集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完成东进抗日任务，罗炳辉一边派先遣队侦察，一边抓紧整训新队伍。
7月的一天清早，罗炳辉随支队政治部机关的队伍出早操，并让带队的组织科长朱云谦站到排头去，亲自喊口令，“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抗战，反对分裂！”一百多人随声呼应，雄壮的声音久久回荡。跑了几圈，罗炳辉指挥队伍跑出操场，向一道约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排水沟跑去。就快到水沟边了，可仍没下“立定”或“转弯”的口令。排头的朱云谦似乎明白了罗炳辉的用意，到沟边带头跳了过去，后边的一个接一个地跟着跳了过去。
然后，罗炳辉命令队伍绕回来，这回水沟上突然多了根碗口粗的木棒。朱云谦带头走了过去，但一些学生出身、参军时间不长的人迟疑了起来。罗炳辉一边鼓励战士们，一边大步在独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
训练完之后，罗炳辉进行了点评。他说：“我们支队不久就要东进，那里的环境比这里要艰苦得多，政治干部光会宣传鼓动，摇笔杆子是不够的，军事上也得有点功夫！艺高人胆大，功夫全在练。野外训练也是一样，练多了，就熟能生巧，巧能壮胆，‘胆’就是真功夫。”事后他还表扬朱云谦并勉励他继续为部队做好榜样。
罗炳辉尤其注重部队的射击训练，他强调：“部队多培养一个射击手，就多一份胜利的保证。”他言传身教，对指战员影响很大。部队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射击技术的热潮，战斗力大为提高。
根据先遣队提供的情况，8月下旬，罗炳辉率部队经津浦铁路到达半塔集。接着，各团分别深入各县，成立和扩大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同时，罗炳辉亲自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一切可能的支持，迅速打开津浦路东地区的抗战局面，在随后同敌、伪、顽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初，盘踞在大别山区的桂顽疯狂进攻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罗炳辉于3月上旬率五支队和由陶勇、卢胜率领的苏皖支队主力赶赴津浦路西，增援新四军第四支队，歼灭顽军两千余人，并乘胜攻克定远县城。
正当罗炳辉率五支队驰援四支队反击桂顽时，反共老手、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乘根据地兵力空虚，率8个团万余人向半塔集地区进攻。五支队后方机关、学校及少数连队，共约千人，顽强坚守8昼夜。罗炳辉在路西取得反击桂顽胜利后，立即率五支队及苏皖支队主力日夜兼程东返，在叶飞指挥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配合下，于3月底大举反击，歼韩顽1000余人，其余部溃逃至三河以北。以保卫半塔为中心的反顽作战，又全歼路东数县顽军，并且端掉顽政权，取得路东地区反顽斗争的全面胜利。
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
皖南事变后，日寇认为有机可乘，集结7000余人对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罗炳辉根据他多年从事游击战实践的经验，制定了以伏击战与运动游击战为特色的各种梅花战术对付“扫荡”，有效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沉重打击了敌人，十二里岔伏击战和金牛山反袭击战的胜利就是范例。
1944年，罗炳辉领导淮南抗日军民，多次粉碎日、伪军的频繁“清剿”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并在当年11月，指挥部队袭入盱眙、定远县城。
1945年春，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对津浦路东地区实行大“清剿”，罗炳辉亲率一个团在六合县的八里桥和大英集等地，全歼伪军两个营，杀伤日军一部，迫使冈村宁次率部撤退。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在大反攻中，罗炳辉遵照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抱病率部向日、伪军展开猛烈反攻，先后攻占定远、来巡、嘉山、天长、盱眙和六合诸县城，攻克嘉山南之张八岭等车站，切断津浦铁路南段，并争取了驻浦口、六合地区的伪南京警卫第三师起义。
领导淮南军民坚持抗战期间，罗炳辉还积极参加中共淮南区的政权建设，热心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经常到群众家里走访，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党的政策贯彻的情况和群众运动的情况。他发现地方干部有徇私舞弊、多收公粮、打击群众的现象，及时转告地方党委；他发现部队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就严肃处理；对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他支持群众进行斗争。半塔集的大恶霸项国平，勾结日伪，充当汉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罗炳辉将这个汉奸捉拿归案，代表政府宣判将其处死。由于罗炳辉处处关心群众，被当地群众称作“罗青天”。
日本投降后，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调兵遣将，收编伪军，抢占华北、东北，准备进攻解放区。
为了挽救和平，揭露美蒋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全国人民，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了表示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诚意，中共代表主动作出撤出南方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的让步。9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0月3日，罗炳辉率部向淮南根据地北上，经泗阳、宿迁，10月20日上午于炮车、赵墩间强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此时，罗炳辉部改称新四军第二纵队，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17个军约40万人，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分批推进到华东解放区，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进入华北和东北地区。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争取时间发展壮大我军东北的力量，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和山东部队，在济南至徐州间组织津浦路战役。10月19日，我军攻克邹县、大汶口。11月3日，罗炳辉和陈毅共同组织指挥界河战役，成功地实现了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大规模的兵团配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歼敌吴化文部5000余人，严密控制了津浦铁路。24日，又发起了临（城）韩（庄）战役，迅速开辟了鲁南根据地，控制了徐州至济南间铁路130公里，粉碎了蒋介石打通津浦铁路的阴谋。1946年1月停战实现后，罗炳辉又倾注了极大精力，开展部队的百日练兵运动。
过度的操劳又使罗炳辉病倒了。医生们联名给军部打报告，要求罗炳辉休养治疗，陈毅严令罗炳辉休息治疗。罗炳辉这才度过了他戎马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休养生活。他于2月26日游览曲阜，3月5日登泰山极顶后，又不顾医生的劝阻，重新投入了紧张的战争工作。
罗炳辉（二排右一）、张云逸（前排右三）等合影。4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苏、皖、鲁各解放区。已经被组织批准去苏联疗养的罗炳辉，毅然决定放弃出国治疗的机会，留下来协助陈毅军长，转战山东战场。4月，山东军区成立，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司令员，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6月初，枣庄前线形势紧急。6月5日晚，罗炳辉告别夫人张明秀和两岁半的儿子新安、七个月的女儿鲁安，乘车驰援峄县前线指挥所，这是他与家人的最后诀别。6月7日，枣庄战役开始，战况十分激烈。16日，胜利解放枣庄。
6月13日，罗炳辉在峄县前线指挥所里，给张明秀写了最后一封家信。在信中，他详细地谈了对刚从延安来的长女镇涛的教育问题，希望她能“真正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女，女革命家”。他很惦念着幼子、幼女，在信的最后，他无限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是特别照料、关心，可是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详情再谈。”
16日，枣庄歼敌。捷报传来，罗炳辉在峄县前线指挥所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新的战斗部署。深夜散会后，罗炳辉突然发烧，处于昏迷状态。17日黎明，医生确认他患上了急性肠胃炎。18日，罗病势加剧。
19日，陈毅闻讯从临沂赶来，守护在病榻边，并带来了毛泽东5月20日致罗炳辉的亲笔信和朱德6月5日以自己和康克清两人名义致罗炳辉的亲笔信。罗炳辉在病床上向陈毅叙述了自己一生的曲折经历。20日，病势趋于稳定，医生建议送罗炳辉回临沂后方治疗。
21日晨，韦国清、詹化雨、宋时轮和医护人员，护送罗炳辉回峄县，经张家庄、望夫台、吉林村东行。因道路崎岖，车极颠簸，天气酷热。在兰陵镇，罗炳辉因出汗过多，严重脱水，呈虚脱症状。延至下午5时许，罗炳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罗炳辉生前曾多次讲过：“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国泰民安奋斗32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罗炳辉病逝后，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以及罗炳辉家属的唁电中指出：“罗炳辉同志的病故，是我党我军与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罗炳辉同志早年加入滇军，参加护国、北伐等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战争中，领导1929年冬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奋战在皖东敌后，创建皖东解放区，立功尤著。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并向你们致亲切的慰唁。”
临沂的新四军将士及根据地群众为罗炳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毅军长在罗炳辉墓前发表演说，盛赞罗炳辉一生为革命、为人民的光辉业绩，号召大家学习他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延安的6月29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陈毅悼念罗炳辉的讲话，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唁电和罗炳辉的略历。为纪念罗炳辉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功勋，苏皖边区政府将淮南津浦路东之天长县改名炳辉县（1960年复原名），后来又在天长县建起一座罗炳辉纪念馆。
1950年，临沂烈士陵园建成，罗炳辉遗体迁葬于陵园内，还修建了石墓和遗像亭，墓壁上刻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毅等亲笔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