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城，形式上似乎仍处于和平环境，但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不时发出战争叫嚣，并以“和平”为掩护，大规模地向我解放区调兵遣将，妄图发动一场内战，一举摘取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为及早准备我华中野战军在未来自卫战争中所需要的通信人才，电训队便正式诞生了。
二月的一天，三科朱连副科长向我们交待：要马上办个电训队，由余永明任队长，刘建华(女)任教务主任；所需要的教员、器材以及成立伙食单位要解决的有关问题，由三科各股负责。接受任务后，我们迅速选定淮安城内西南隅、距城墙百米处的一所破旧庙宇，作为电训队的中心场址，还借用庙宇附近的一些民房，用于干部、教员办公、住宿和部分学员宿舍。三科通信股、机务股、管理股及时调配教员、管理人员、炊事员；调拨器材、物资和经费。经半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电训队的组建工作基本就绪。当时调队的教员有张汶、彭太廉、陈金瑞、严甦等同志。
2月下旬，男女学员陆续来队报到。他们一部分来自部队， 一部分来自地方。人员基本到齐后，编了两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男生住在庙宇中，女生住在民房中。
为了早日上课，学员们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打扫住地卫生，清除庙宇中的大量垃圾、瓦砾和杂草，搬运、按放桌橙，……。经数天奋战，庙宇虽旧，但千干净净，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开训。
4月某日，朱连副科长面告，军区电训队和苏中电训队到雪 枫大学合并；党政和供给等工作由雪大负责，业务工作由三科负责。同月上旬，除刘建华同志调回三科外，90多名学员和全部教、职员，由余永明带队，步行到距淮安城之南80里的雪枫大学校部所在地界首镇报到，同样住在一所庙宇及其附近的民房中。不久，苏中电训队的教、职、学员，在王惠霆同志的带领下，也于4月16日抵达界首。两个电训队合并后，被编为三大队十中队。余永明任队长，王维善任政指，王惠霆任教务主任，施政任副政指，冷敏任支书。教员；除军区电训队的同志外，尚有苏中电训队的杨觉非、肖枫等同志。130多名学员编成四个排：一排(男女生) 排长高明德；二排(男生)排长丰粟昌；三排(男生)排长程梅生(顾旭生)；四排(女生)排长周文英。排长都是表现好且有一些管理能力的学员担任的。
5月上旬，雪大举行开学仪式后，电训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政治教育，以整风形式进行。主要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重点解决学员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和提高对学习无线电通信的认识。同时，在政治上也对学员进行严格审查。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每个学员都写出详细的自传，并采取群众和领导相结合的方式，审查通过。周六进行群众性的党课教育，以提高学员对党的认识；并在整风学习和党课教育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党员。军事教育，主要进行步枪、手榴弹的性能、构造、使用和维护，如何执行警戒勤务和队列、内务等内容的训练。业务方面，根据学员的实际，编成教、学、管统一的四个排。每个排即是一个教学班，根据不同进度进行训练。收发报、英语、电学知识等内容的教学，都由教员根据统一计划和每周课程表实施。在一日生活上，除一日三餐外，从起床、早操、上课、课余文体活动、劳动生产、晚点名、夜间放哨、查岗等一日生活，都是既紧张，又有秩序。
在整风结束后，曾发生过党政教育和业务训练争时间的问题。负责业务训练的同志认为：整风期间，每日早晨进行业务训练一小时，是为了保证整风任务的完成，是无可非议的；现在整风已结束，应集中每周五天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业务训练，以保证进度和质量。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则认为：整风虽已结束，但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仍不能放松，要继续巩固整风成果和提高政治质量。因此，每周要保有相当多的党政教育时间。为此，王惠霆同志去军区司令部三科请示解决；王维善同志去校部汇报，提出每周按排三天作党政教育时间。此事，两个上级都作了明确一致的答复。朱连副科长面告王惠霆：除星期六下午党日外，全部时间用于业务，要服从战争需要。雪大张藩校长，也以上述同样的精神，告诉王维善、施政同志。事也凑巧，当王惠霆同志从三科返队时，适逢与张藩校长同行。张问王去军区何事?王将向三科领导请示的问题作了汇报后，张说：讲的很对，要打仗，要抓紧专业训练。就这样，军政训练时间比例较好地作了安排。
在界首期间，有两件事使我们印象很深，一是，有天上午，雪大在一个院落内集会，适逢国民党一架飞机超低空从会场上空飞过，并空投反动传单。有些学员由于惊恐引起混乱，夺门外逃时，把鞋子也跑掉了。是有些学员特别是女学员，不敢夜间在界首的运河水闸大桥放哨。通过这两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学员的实际锻炼，以提高其勇气和胆量。通过夜间紧急集合、实施单人放哨、领导夜间查岗和防空演习等活动，学员们的胆子慢慢的大起来了，遇事也沉着得多了。
电训队虽在界首，但生活也相当艰苦的。庙宇中的房子不够用，学员们床靠床，天气一热，汗臭冲天；后又增加了一些新学员，实无容身之地，无奈，只好把庙宇中的几尊菩萨“请”了出来，好让学员有个栖身之地。那时，学员的伙食费很少，油水少，加上这些年青学员饭量又大，因此，伙食便成了一个大问题。队里成立了伙食委员会(它是队俱乐都的一个组成部分)，吸收学员参加伙食管理。学员轮流采买、帮厨、分莱、记帐。在伙委会的统一计划下，发动学员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生产豆芽，把有限的伙食费节省一部分购买肉食。每当学员吃到亲自生产的新鲜蔬菜和由此而转化来的一部分荤菜时，都是乐滋滋的，显得那么高兴、愉快。
1946年6月下旬，苏中的自卫战争开始了，界首镇也遭到敌机的两次轰炸、扫射。在这种情况下，电训队随雪枫大学向兴化地区转移。在汜水镇附近的相田庄，圩任沟休整、训练。之后，又移驻距淮安不远的苏家嘴村。9月6日，部队急需报务人员，电训队第一批的高明德、沈仲淘、田斌、贾国云、刘双海、孙祥云、杨仪、凌宵、谢全、任一方、君兹、周来燕、林企祥、杨旭、束爱云、王博、刘余惠、施约翰、黄振武等32名学员，在此地毕业分配工作。
同年9月上旬，由于我军进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电训队又奉命紧急转移。转移前，电训队的政工干部，全部调回雪大。转移时，有一、两个女学员，身患疾病，行走困难，按当时的情况，可交当地群众“打埋伏”，但电训队的同志舍不得离开她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其随队转移至新地点。电训队在余永明、王惠霆的带领下，按时出发，长途跋涉，迅速转移到苏北的沭阳地区的陈桥村进行休整、训练。这个村子和华中军区司令部三科驻地张集隔河相望。此时，电训队又重归三科领导。
电训队在转移沭阳地区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事，是电训队抵达沂河渡口，准备乘船渡河时，突遭国民党两架P一51型战斗机的轮番扫射。一串串子弹打在地面上，一股股沙麈腾空而起。幸运的是未遭任何伤亡。这次空袭，给学员上了一堂真枪实弹的防空课，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
另一件事，是在次空袭后，华野的先头部队也到达渡口。他们要抢先渡河，而电训队的学员则不肯退让，因而发生了争执。在争执过程中，粟裕副司令员也抵达渡口。学员们让他先渡，后面部队却吵闹起来。首长亲切的问： “小鬼，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学员答： “电训队的”。首长说： “怪不得认识我。明天叫你们领导来×村见我”。次日，派参谋把余、王两同志带到华野司令部。走时，我俩还带了一个小布袋。当我们见到陈毅、粟裕两位首长时，首长们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部署作战问题。见到我们后说： “你们来了，给你们一部分粮票和北海币。”然后，交给秘书给我们办理。陈司令员还亲切的问我们，遇不到他们吃粮怎么办?我们说向乡里打借条。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你们小鬼还顶有办法啊!我们领了几千斤粮票和几千元北海币，小布袋装得满满的。当时，我们那种高兴劲儿，是难以表达的。回队后，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大家都异口同声赞扬：首长真好!
电训队到达陈桥后，人事方面略有变动。阎宪章于12月中旬来队任政指；李冰宿(以后改名李大愚)来队任教员；张汶调离电训队。政治教育以时事为主，以提高学员对我军运动歼敌的认识，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抓紧时间，加快业务训练，争取一部分学员早日毕业，以满足部队的急需。11月9日，第二批的丰粟昌、吴鹏、王逢春、杨建国、唐祥寿、王纳、周文英、葛鸣飞、陆逸、胡奇、郑兰芬、黄锐等49名学员毕业。12月23日，第三批的谢金娥、李琴、陈遥、施炳生等23名学员毕业。
为了持续不断地培养新生力量，12月间，余永明、王惠霆奉命到由苏中北迁至沭阳地区的扬州二地委党校，选调了男女学员20多名；再加上从部队、地方上调来的一些学员，共40多人，又组成了一个新的教学班。对新学员，先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尔后再进行业务学习。
1946年12月下旬某日，朱连副科长面告：军区机关、部队向山东方向进行战略转移，要立即作好行动准备；到山东后，电训队归华司三科领导；给你们一匹老马和一名饲养员，解决你们行军途中的运输困难。我们迅速做好行军准备，按上级通知时间，于12月24日出发。每个学员身背背包，米袋，一些男学员还携带步枪、子弹；按队长在前，学员在后，炊事班、教员在最后，教务主任压队尾，指导员搞收容的一路纵队，沿着公路和乡村大道，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经庙头镇，越陇海铁路，及时转移到鲁南郯城地区的巴子村，紧接着又转移到临沂之南地区。余永明及时找到华司三科，见到李景瑞科长和张汶同志。李科长说，根 据现在作战形势，你们抓紧时间休整，准备继续转移。不久，电训队又遵照上级命令，日夜兼程，顶着寒风，翻山涉水，经临沂等地进入沂蒙山区。之后，电训队归华野后方留守处统一指挥。进入沂蒙山区后，电训队虽然也经常处于流动之中，辗转于郭庄、东棋盘、杭崖、河口等山村，但较以前范围为小。我们则充分利用这流动中的短暂的间隙，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训练。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后，在杭崖村，第四批的朱载阳、何平、何则、汪秀梅、王燕秋、王义成、程臻等28名学员毕业。
在这批学员毕业时，恰逢余永明到三科有事，顺便带领这批学员到三科分配工作。途经河南庄休息时，突遭国民党蚊式战斗轰炸机的轰炸。投下4枚炸弹，其中2枚爆炸时，距学员很近，所幸学员没有伤亡。而住在民房中的部队伤、病员因房屋被炸塌而被埋没。学员们不怕牺牲，不顾疲劳，奋勇抢救。伤病员们对学员的这种救死扶伤精神，充满着感激之情。
5月下旬，在距坦埠不远的河口村，余永明奉命调离电训队，王惠霆送他到华司三科。后由王惠霆担任电训队队长。电训队在辗转沂蒙山区过程中，张平(女)调队任支部书记，负责相当于文化教员的工作。肖枫同志也调离电训队，另有任用。
同年夏，华野司令部渡黄河转移到鲁西北的聊城地区，之后，又转移到河北南部的濮阳地区。电训队在惠民地区的赵家店休整、训练两月后，也适时转移到上述地区。此时，环境较前更稳定。机关、部队又调来一些新学员，华司侦察科原学侦听的一些学员，也改行来队学习通信。教员总结以往的教学经验，编写了比较系统的通信教材，实施教学。根据当时形势，电训队还开展了“三查三整"的教育。教、职、学员还利用业余时间，排演了大型歌剧《白毛女》，配合阶级教育和地方的土改运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8年4月，在濮阳的西辛庙，第五批的吴明华、杨军、崔俊、吴奇、田学文、陈木兰、罗树贤、殷秀如、丁健、王维、左辉、刘华、刘利、卢义和、吉枫、朱宏、成平、戴平等50名学员毕业。同年夏，第六批原从胶东来的丛俭滋、王连善等20多名学员，在队学习了两个多月，也毕业于濮阳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电训队又转移到山东曲阜地区。第七批的王晓等7名学员，提前在曲阜毕业；其余的戎群、于文锡、孙亮等40多名学员，则于渡江后陆续毕业。
电训队随我军运动作战而流动的过程中，负责保障生活的雷司务长，身患重病，早逝于江苏。年大体弱的饲养员，身患疾病，难以行动，连人带马，交给地方照管，之后失去联系。炊事员吴同志也逝世于濮阳地区。炊事班长汪小友同志在淮海战役时，因病难行，在山东曲操地区就地打了“埋伏”后，也失去了联系。至今，我们仍深深的思念着这些操着不同口音、在极困难条件下，为搞好全体教、职、学员的生活而埋头苦干、任劳任怨，默默作出贡献的好同志。
为了适应我军战略进攻的需要，1949年3月，三野司令部三科组建了电训大队。陈国材任大队长，阎宪章任政治教导员，余永明任副大队长。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王惠霆，未配政工干部；二中队长李大愚，政指徐步柚；三中队未配队长、政指，副队长栾尚美，配备了一名政治干事。渡江后，由于王惠霆同志一人完成全队的各项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电训大队组建后，即归三野干校领导，成为干校的一个直属大队，驻扎徐州之东陇海铁路线上的炮车地区。电训大队的党政、行管、后勤工作，均由干校负责；业务工作由三科负责。干校的张崇文校长、谢忠良教育长、政治部张日清主任等领导同志，也常来电训大队了解、检查工作。为了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校部还派了张伟同志担任大队的政治教员。
同年3月，余永明遵照李景瑞科长指示，到山东滕县地区三野战俘管理营，挑选对我党我军认识好的、年青的、身体健康、无眷属的、有较好通信技术的解放人员百余人。编成班排后，带到了江苏东台和电训大队汇合，全部编入二中队。对这批学员，主要是集中时间，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考查实际表现。然后，每个学员写出自传性的总结，并采取个人、群众、领导相结合的方式作出鉴定。
1949年春，电训大队按干校的统一计划，从炮车出发，经东台、海安等地南下渡江，进驻常熟地区。在长途行军中，解放学员走路十分困难。为了激发他们的行军情绪，及时抵达宿营地，一中队的学员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是女学员孙秀英，扮演大花脸唱京戏，极大的促进他们完成长途行军任务。到达常熟地区后，大队部及三中队驻常熟北郊的丁山家镇；二中队驻在大队部之西数里杨家祠堂；一中队驻在禹山东麓的青峰寺。不久，大队部及三中队又移驻距城更近的兴福寺，进行正常训练，解放学员，经过思想改造后，随着上海解放的大好形势，除个别淘汰外，其余的都陆续分配了工作。此时，也有一些干部的子女或弟妹，经三野司令部通联处介绍来队学习通信报务。渡江后，王惠霆任大队教务主任，张伟任大队副政治教导员。
同年秋，电训大队奉命脱离三野干校，移驻安徽省附近的慈湖镇，与山东通信学校，济南电信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三野通信学校，以后又改称华东军区通信学校。同年冬，由马鞍山移驻南京市。
电训队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电训大队，是在上级的亲切关怀下，在战斗、艰苦、流动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她犹如一座“小水库”， “蓄存”培养了30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为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时补充了急需的通信干部，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8年8月8日于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