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半年，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曾奉命参与组建追击军和援西军，追歼国民党顽敌，解救陷入困境的西路军，驻防并活动于镇原及固原的石家沟口、红河川、马渠等地，开展建党、整军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活动。

　　红三十二军，前身是1933年10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红九军团，1935年6月改称红三十二军，9月归四方面军序列，1936年7月1日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环县奉命缩编，取消师级建制和番号，由罗炳辉任军长、袁任远任政委、郭鹏任参谋长、曹家庆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即二八0团，团长龙将元、政委刘孝德(即刘昂);二八二团，团长李少康、政委丁荣昌;二八六团，团长彭上坤、政委傅忠海。全军约3000人,驻防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地区。

　　红二十八军，是1935年12月20日经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北红军绥(德)吴(堡)战斗团、米(脂)西游击队和清涧红四团组成的。红军西征开始后，其随右路军出兵作战。西征红军占领定边和盐池后，红二十八军奉命在此两县驻防抗敌，军部设在定边，其中一个团驻扎在盐池。其战斗序列为：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江华(即黄春圃)，下辖三个团:即第二五0团，团长黄光明(后为贺吉祥)，政委王再兴(后为王学清);第二五一团，团长余占彪(后为靳虎)、政委王学清(后为丁盛);第二五二团，团长陈仿仁、政委王季龙。全军共856人，驻防宁夏盐池县大水坑地区。

　　另外，骑兵第一团为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团长孔令甫、政委高锦纯，属追击军、援西军序列。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后为郭述申代)参谋长唐天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属援西军序列。

　　“追击军”军事行动始于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在甘、宁部队的士气更加低落，遂欲移兵解救蒋介石。随着时局的紧张变化，各地东北军普遍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防范。12月12日，驻固原的东北军捣毁了国民党固原县党部，控制了飞机场，扣留了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陕甘空军总队驻固原空军中队15架飞机，截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等部的后勤供应线，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加之此前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围堵红军失败后，重兵滞留集结于海固地区，故这里遂成为影响“西安事变”解决的重要军事支点。为了协助东北军、西北军抗击国民党政府亲日派的军事“讨伐”，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率领下，挥师南下击敌，以阻止敌胡宗南等部的反动军事进攻。12月23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鉴于西线之敌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部队积极准备南下天水，提议联军(即红军、东北军)作如下部署：“固原、平凉、西峰、镇原四点，筑碉屯粮，必要时，固原、西峰再增加一个师。”“第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骑兵一团组成追击军，尾敌前进，威胁敌侧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以罗炳辉为司令、宋任穷为政委，组建“追击军”，火速出边区，向西南方向追击前进，钳制敌第一军胡宗南部。30日，全军集结于宁夏盐池县大水坑地区。这时，敌中央陆军第一军胡宗南部经盐池、同心南撤，进入固原县境内，粮草补给却被东北军截断。东北军王以哲部在固原头营东至河一带设防，欲重兵阻击“胡敌”;胡宗南部也将师部设在黑城，于杨郎一带摆开阵势，准备发动攻击。鉴于海固地区紧迫的形势，毛泽东遂于1937年1月3日紧急指示罗炳辉部，由大水坑向固原方向开进，限五至七日到达，以配合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对敌作战。敌胡宗南部慑于红军驰援的压力，匆忙放弃对东北军的作战，从寺口子、李俊堡撤军，经沐家营、硝河城南逃。4日，“追击军”兵进固原辖区。10日，“追击军”进抵固原王洼、草庙、石家沟口(现为彭阳县辖)一带，司令员罗炳辉、政委宋任穷随部队行止。驻军待命期间，红军干部战士在各乡村书写“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红军是贫苦人民的军队!”等革命标语;宣传队积极向群众宣传外寇入侵形势和党的抗日主张;红军医疗队也经常亲自登门为乡亲们送药、打针，医治疾患。考虑到驻地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部队重申“三大禁条、四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主动做好回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为了能有效地组织群众，迅速推动拥军支前工作，红军及时联络驻地进步人士;慰问曾帮助红军的积极分子，特别注意给惨遭敌匪杀害的红色群众家属伸张正义，追发“抚恤金”;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员，推选任命政治、财粮委员。驻扎在峁家堡子的红三十二军先遣连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同当地中共党员赵正明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大火村农民王承基和峁家堡子商人翟永昶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这一带群众很快被组织发动起来，乡亲们主动接近红军，帮助红军，特别是临近春节之际筹集白面、羊肉，制作菜肴、干果，敲锣打鼓地送往军营慰劳红军将士。红军文艺队则于街道、集市搭台演出，传播文化，宣传政策，感染群众，活跃节日氛围，增进军民间深厚的鱼水情谊。

　　由于“追击军”即将赶赴甘肃平凉、泾川和陕西长武国民党东北军防区，因此对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固原驻防待命的“追击军”迅速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宋任穷任组长，宋时轮任副组长，成员有唐延杰、郭鹏、江华和李干辉。同时在部队中广泛开展统战政策教育，全面提高全军指战员积极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思想认识。为了尽快和驻防固原的东北军取得联系，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委派红二十八军上校参谋裴周玉和警卫员张风飞出使固原友军。出发前，军司令员罗炳辉亲切叮嘱裴周玉：“固原县是东北军的一个师部，他们师长一定会接见你们，你们要虚心，诚恳待人，切不可自负和骄傲。”告别同志们后，“追击军”两位“特使”骑马星夜赶赴固原。临近固原南城门，东北军师部一位参谋长早已在此迎候。裴周玉和张风飞被安排在南街一个客栈住宿。为安全起见，客栈服务员被全部换成东北军战士，客栈四周也由便衣警戒。接待工作周到、简朴、热情，气氛轻松、和睦、友善。很快，红军“追击军”两位“特使”被用小轿车接到东北军师部，友军周福成师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交谈中，裴周玉按照军首长的交待，主动和友军将领联络感情，表示红军的诚意，阐明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表明抵制敌对顽固派进攻的决心。周福成师长和在座将领听后频频颔首赞许，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并兴致勃勃地真诚介绍了东北军驻防固原的情况，表明了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迫切愿望。在双方会谈取得积极的效果，彼此互致信任和尊敬后，裴周玉又应邀为东北军将领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奇袭安顺场、强渡卢定桥的壮烈场景，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东北军同胞，他们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交口称赞毛泽东同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尔后，东北军在师部设宴招待红军“追击军”特使。周福成师长在祝酒词中盛赞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再一次对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表示了钦佩;一些从远处驻防地赶来的东北军将领，流着热泪诉说自己父老乡亲惨遭日寇杀害的经过，真心实意地邀请裴周玉赴他们军营作报告。之后，红军“追击军”特使又应邀对国民党固原县政府进行了互访，了解了固原县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为县政府科级以上干部作了红军统战政策的报告，并特别对他们鼎立给红军资助粮草、支持抗日的进步行动表示了感谢。这以后，同驻固原的红军“追击军”和东北军联系频繁，互派信使，互通情报，形成了亲密团结的抗战阵营。2月3日，“追击军”与驻平凉东北军王以哲部队互通联络、约定作战密码后，从石家沟口进至平凉，驻防平凉以北的白庙、虎山沟、马家庄、马坊、十里铺、七里店一带。

　　2月中旬，中共中央得知西路军告急，即于2月27日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由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后李达接任)、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后宋任穷接任)，即日开赴镇原待命。至此，追击军的历史使命也告同时完成。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立即由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则由崇信、灵台、泾川向镇原和固原的石家沟口、红河川一带疾进，该两军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在镇原、固原驻防待命后，红二十八军大部驻防于固原草庙、城阳和红河川(现为彭阳县辖)一带，其军部设在白杨城(今彭阳县城)东门外刘家官院刘丕宏家;三十二军一部驻扎于固原石家沟口(现为彭阳县辖)一带。3月初，援西军设立民运科(王兴有任科长)，行使地方党委职责。民运工作初始，筹粮备战就遭遇阻力。由于前不久红军离开后地方匪顽实施了清乡报复和反动宣传，群众思想压力很大，有的甚至藏匿深山，不敢露面。一些地方财主对红军更不信任，他们表面上拿出烟酒、茶叶慰问部队，私下里却将粮食隐藏起来;特别是那些不法财主和对人民苛刻的乡保人员，惊慌失措，情绪对立。这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红军不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对财主富户的工作主要是借征支前。当时，本地放大帐、掌握百石以上粮的大户主要有：于家河的于连川家、卧牛坪的李世昌家、王家沟的王培俊家、后川的马占山家。消除这些富户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积极借粮支前，对开展工作影响很大。鉴于上述情况，部队加强了对社会知名人士、开明地主和广大群众的宣传动员。徐塬村小学教员徐满库，经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科长张国生引见，受到了军领导的亲切接见。平易近人的胸襟，嘘寒问暖的关怀，远见卓识的教诲，使徐满库受教育和启发，回去后他就积极为党开展工作，主动把不明真相、出外躲避的乡亲找回来，并在四处乡里认真宣传红军政策。很快，红二十八军又帮助建立了“固原东山抗日救国委员会”，徐满库任主任，扈连玉、余如科、刘丕宏、杨登魁、王永杰、黄德基任委员，并确定抗日救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征集粮食拥军支前，为红军打探、提供情报，对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在抗日救国委员会的领导下，筹粮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徐满库本人为红军捐献谷子2000公斤，驻地群众为红军捐献小麦30000万公斤，部队官兵深受鼓舞，此爱国行动受到红二十八军首长宋时轮的赞扬，军部也不断派出文艺宣传队，利用逢集的日子，在城阳街上、庙前、戏楼上为群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和军民团结等内容的文艺节目。3月5日，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在石家沟口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他向群众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援西军重大的军事目的和紧迫的备战需要，号召群众为支援抗日和援救西路军积极筹借军粮。罗军长讲话间，还风趣地用望远镜环视了一下四周，笑着说：“有粮食的地方我都看到了。”会后，军部买了一只羊，请阿訇宰杀后，由随军回民伙夫做好羊肉、饭食招待附近的绅士们，接着在融洽的气氛中又开了座谈会。之后，部队在峁家堡子庙房设立了粮站，还在粮站周围书写了列宁话语：“红军如没有足够的粮食，便不能变成强有力的红军，因为没有粮食，军队便不能自由动作，便不能维持军队中人员的生存”等宣传标语。由于宣传动员深入，加之红军将士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多有为群众担水、送粪、打扫卫生、教唱歌曲之善举，因而驻地老百姓把红军视同亲人，热情为红军筹借军粮，腾出自家地窑为红军存粮，给过往红军烧开水、蒸馍馍、捐赠军鞋，卧牛台的李世昌等绅士们也慷慨地带头向红军筹借了军粮。红军则对所有借粮户都进行了登记，并一一打了借条。

　　3月上旬，因西路军已失败，中央军委遂决定援西军在西峰、镇原和固原就地驻防开展工作，一方面收容接待可能返回的西路军指战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地方抗日救亡活动和进行军政训练。考虑到被俘和失散西路军指战员极其艰苦险恶的处境，援西军迅速在镇原县城和南三镇秘密建立起西路军接待站，并由政治部派出政工人员化装后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安)兰(州)公路沿线书写和张贴标语通告，向失散人员指示寻归路线、地点，同时发动驻防地域群众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报告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消息，随时做好对被俘失散人员的救援和服务工作。对于援救归来的千余名西路军人员，驻防部队的首长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都要在百忙之中去亲自看望和慰问，为他们带来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带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亲切的问候和牵挂，并对西路军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对西路军指战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对历经艰难困苦脱险归来的同志表示由衷地赞扬和信任。同时，驻防官兵及时妥善安排好了西路军指战员的生活。各地群众也对西路军将士进行了热情地欢迎、慰问和接待。之后，援西军政治部按照中央指示，妥善对归队西路军人员进行审查甄别，作出正确结论，除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其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这些同志思想顾虑消除后，愉快地被编入援西军或回到了陕北根据地，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得很好。

　　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在镇原和固原部分地区驻扎期间，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这时，在固原驻防地区的党政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地方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群众基础也不够牢固。这种情况和如火如荼的全民族抗战形势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推动革命事业地深入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党政组织的重要作用，驻地红军及时协助中共固北县委、县政府在崖堡子、堡子崾岘、三个窑、米家塬、虎家岘、何家岘、赵沟、李渠、孙湾组建起9个乡级人民抗日救国委员会;协助中共固原县工委在麻子沟圈、红河、任湾、海巴、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城子杨家、上王家建立了8个乡级人民救国委员会。在建党工作上，积极酝酿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共产党员。红二十八军干部周学琳，在石家沟口发展回族农民马义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在固原发展少数民族党员的历史。不久，军后勤干部何仲发又发展石家沟口回族农民姬满祥、马义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固原县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中共石家沟口党支部，马义仁任党支部书记，以后支部又陆续吸收回族农民马子功、马如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红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官兵的积极参与，驻防地区建党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对国民党政权组织、驻军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驻防红军以友好的态度，积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通过联合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军民联欢会，邀请延安烽火剧团给镇原、固原群众演出，相互派遣信使等形式，增进彼此的友谊，加深双方的感情，沟通大家的意见，达成良好的共识，共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地方政权组织、驻军和睦相处，亲同手足，友善共存。对民运活动中的群众工作，红军严明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到之外对群众知寒问暖;农忙之时，驻防红军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春播夏收;平时，部队组织、民运干部热心协助调解民事纠纷，惩治坏人、坏事，一心一意地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4月1日植树节，刘伯承司令员专程向援西军官兵作了动员讲话，要求每人植树一棵。绿化驻防地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驻防白杨城和刘家沟的红军，从驻地农民杨柳树上砍下枝条，截为一尺多长，把一大半栽入地下，一小半露出地面，这种栽树方法既省工，又省树种，精心料理后，红军所栽杨树和柳树悉数成活。此外，红军还在堡子崾岘的阳洼里开荒种了一百多亩粮食，红军撤走时，把成熟的粮食都送给了贫苦群众。驻扎在石家沟口的红军，为了活跃市场，在街上办起了商店，并向每户居民免费赠送25斤黑豆，鼓励生成豆芽菜后，改善军队和群众的生活。同时，派一部分军人在驻地工匠协助下，用手工摇钻做折腰枪，补充部队官兵和地方武工的装备。由于军民间亲同手足，群众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在各村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村民自愿拿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字样的小旗子参加会议，认真聆听军队干部为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纷纷主动把打麦场和可利用的地坪让出来供部队练兵，发自肺腑地表示支持和拥护红军。

　　援西军整军是适应这一时期军备战况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造成的。援西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与西路军不久前同属红四方面军，这些官兵对西路军的失败、兄弟姐妹惨遭不幸痛心疾首，情绪激愤。因此，在援西军中深入揭露与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肃清其分裂主义的影响，帮助广大官兵与其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就成为整军的一项至为重要的内容。援西军的这次整军开始于3月31日，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作出后，经过及时召开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就迅速地开展起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和进行各项学习整军的工作。4月下旬，任弼时同志从第一军团来到镇原，又召集援西军各地区驻军代表召开了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求更深刻、更彻底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把整军工作引向深入。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刘伯承等军政首长坚持严格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与张国焘及其错误区别开来，坚持正面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对一时转不过弯的官兵耐心地说服，杜绝开批判会，更不允许处分任何人。在学习活动中，采取大会作报告与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团为单位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和支部小组会上的集中传达讨论，使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全体将士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同时，联系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开展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普遍地进行了党的原则理论教育。此后，在整顿加强军纪的工作中，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和比赛，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强化了军事训练。至6月底，整军工作在取得巨大成果后，胜利结束。通过整军广大官兵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决地与张国焘错误路线划清了界限，坚决站在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立场上，军纪军容更加严整，军队战斗力持续加强，为建立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考验，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5月，红三十二军离开固原县境(今为彭阳县境)，7月，红二十八军离开固原县境(今为彭阳县境)。7月11日至14日，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县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改编事宜，很快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陕西三原进行改编。援西军离开后，在镇原设立了留守处，后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留守处，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参加八路军建制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贺龙任师长的第一二0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参加八路军建制的红三十二军改编为刘伯承任师长的第一二九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和教导团，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注：此史料选自《中国共产党固原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