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抗日根据地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前身，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地区。抗战时期，它是华中新四军向西防御、向东进攻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对开辟华中游击战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皖东敌后较为空虚，被日军赶到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队，乘机向皖东委派行署主任和县、区、乡长，抢先恢复各级旧政权，同时收编土杂武装，与我争夺淮南地区。
面对汪精卫公开降日反共，蒋介石打着抗日的旗号反共，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坚持皖东抗日的新四军的危急情况，新四军江北部队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很少发展，兵力很弱又较分散，同时无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作依托，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孤立无援，而且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情况危急。
1939年10月底，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到达定远县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住藕塘西南的山黄庄和大桥附近的湾杨等地，直接领导皖东及至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刘少奇一到皖东，积极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1939年12月上旬，在定远县安子集召开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要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影响。帮助五路军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他尖锐地批语了流寇思想说：“我们连军阀都有不如，军阀还有地盘观念，而我们却甘居别人的屋檐下，人家想什么时候赶你走，就什么时候赶你走。我们要深入敌后，向东发展，直到海边，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和1940年的1月、2月，刘少奇在瓦屋薛、山黄庄和杨湾村，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的情况，明确提出了在反“扫荡”中坚持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他高瞻远瞩，不仅及时挽救了濒临险境地的新四军江北部队，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新四军江北部队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
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既是路东根据地门户，又是华中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侵华日军作为攻击的重点，频频派重兵“扫荡”妄图予以摧毁。
1939年12月中旬，以长谷寿夫为首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分三路进攻路西根据地。驻全椒县古河镇的国民党李本一部，虽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却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致使该镇700余间民房被烧，100多名群众惨遭日军杀害。
日军分3路向第4支队驻地全椒西北部周家岗地区“扫荡”，近逼藕塘，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根据地人民和藕塘中心区免遭敌人破坏，刘少奇同志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动出击敌人，并指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避敌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
我四支队第七、第九两个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奋起抗敌，第7团3营7、8两个连占领周家岗西北常山岭一线阵地，阻击向太平集进犯的日军；第7团1、2营和3营9连于周家岗西南山地设伏；第9团在周家岗以南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
战斗从12月21日开始，经过三个昼夜的激烈冲杀与争夺，终于击退了敌人。此战共毙、伤、俘敌160余人，日军中队长长毛高千穗被击毙，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从此穷凶极恶的敌人，缩回老窝后，半年不敢妄动。
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我军在收复古河镇、周家岗、复兴集和大马厂以后，又主动把古河镇交还李本一。
周家岗反“扫荡”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使新四军第4支队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家岗反“扫荡”，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首次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少奇在皖东直接领导我军对敌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扩大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而且使新四军支队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底到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蒋介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皖东，他“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移往江南，又密令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子兼二十一集团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东西夹击我江北部队，妄图吃掉或赶我军去长江以南，借日军之手消灭之。
为了民族大业，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出国共双方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彼不向东，我不向西的倡议，驻皖桂顽根本不予理睬，公然向我发起猖狂进攻，我军被迫还击。
定远自卫反击战
1940年2月26日，侵华日军千余人侵占池河以北的三和集。驻皖桂系军趁机向大桥中心区发动进攻。桂系军在津浦路西的主力有：驻定城西南杭家圩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兼司令的第十二游击纵队和驻全椒县古河镇的李本一的第十游击纵队，共4个支队(相当于4个团)和两个直属大队(相当于两个营)。其兵力分布情况是：
第十游纵所属一支队刘子清部驻大马厂，二支队柏承君部驻古河。
第十二游纵所属一支队主力驻桑涧，其一大队分布在红心铺东南一带，二支队和特务大队驻高塘铺、杭家圩一带；同时，驻定远西南下塘集(属寿县)附近的国民党一七六师一五二团也开始东进；凤阳县常备大队南移殷家涧一带，滁县常备大队西进施家集一带。加上土顽谢黑头、王柱东等，对津浦路西根据地构成了完整的包围圈。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和挑衅，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等决定，先集中主力于定远，反击对新四军威胁较大的国民党桂系军，以巩固津浦路西阵地；而后再挥戈东进，击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在战术上，采取跳出包围圈，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通过攻打定城，引国民党十二游纵走出工事，在运动中给以消灭，以粉碎国民党军合击新四军的阴谋。
战前新四军的部署是：江北指挥部直属队驻大桥、张巷一带，裴海萍独立团驻周家岗一带守备；四支队七团驻章广集附近，九团驻庙后戴，十四团集结于红心铺一带；五支队八团、十五团与苏皖支队在路东屯仓一带，随时准备西援，十团在来安半塔和盱眙一带活动；江北游击纵队在青龙厂，定远、凤阳等县游击队均在本县活动。其战斗计划是：以七、九、十四3个团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驻红心铺之十四团，急调安子集，与九团组成左路纵队，攻打定城；七团为右路纵队，担任警戒，并掩护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安全西援；其余部队在原地待命。
1940年3月4日凌晨3时，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和九团分别从安子集、义和集、庙后戴出发，经张家巷、双庙等地，中午12时抵达定城城郊。十四团为攻打定城的第一梯队，分布在城西北王庄一带，控制西门和北门；九团为第二梯队，负责东门和南门的警戒，其主力靠近南门。新四军完成了对定城的包围后，城内国民党尚未发觉。待新四军派员与国民党县长吴子常的联络员见面时，吴大惊，欲闭门防守，但为时已晚，新四军先头部队已开始进城，九团紧跟进城，双方巷战激烈。吴趁城内混战，化装西逃吴家圩，国民党县常备大队因无人指挥，三、五成群，弃枪逃跑。
下午3时许，国民党十二游纵企图增援定城，见大势已去只进至县城南严桥。下午5时30分，新四军十四团一营全部进城，6时结束战斗。
为防止颜仁毅偷袭定城，3月4日夜，新四军九团主力向县城南严桥一带转移；十四团一营也移驻严桥北部两、三里一带村庄，密切注视严桥国民党十二纵的动态；梅竹樵县大队分布在城北范家岗一带，负责向三和集方向警戒。定城由三营防守。
3月5日下午，颜仁毅集中所有兵力于高塘铺一线，大有夺回定城之势。3月6日晨4时许，新四军九团和十四团一营经严桥向南推进。10时前后，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在高塘铺交火，国民党军一部被迫缴械，一部窜入民房顽抗，激战至中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从老人仓赶来增援，战斗至下午2时结束。国民党军除逃向杭家圩90余人外，其余均被歼灭。6日夜，新四军十四团一营撤回定城休整，三营派出一个连去朱家湾一带侦察，九团在严桥待命。
3月9日上午，颜仁毅残部300余人由杭家圩向吴家圩转移，国民党凤阳县常备大队所属6个中队也由殷家涧经楼店子南进，企图与吴家圩颜仁毅部会合，偷袭定城。为了痛击这股国民党军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十四团一营在定城守备，其余均投入迎击、侧击凤阳县常备大队。9日早饭后，新四军急行军，于下午6时抵达靠山集宿营，10日拂晓向武店和楼店发起攻击的战斗。不料凤阳县常备队已提前南窜，新四军跟踪追击。午时，常备队在炉桥东松树刘一带做饭，发觉新四军从东北、西南包围过来，仓皇南逃。新四军追至杜家圩时，天色已晚，常备队分两路向寿县方向逃窜，新四军停止追击。
这场战斗从3月4日12时开始到10日下午6时结束，历时7天，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被俘600余人，死、伤200余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重机枪23挺，短枪57支，电话机两部，电台1部，各种子弹2万余发。新四军仅受伤61人，牺牲5人。
定远自卫战役的全胜，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等指示的结果，也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有力批判。在此之前，部队只知打仗，不知安家，结果打一处丢一处，不仅部队没有发展，而且给养没有保证。
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自己捆绑自己手脚的错误，响亮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等口号，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仅三个月时间，新四军四、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人，猛增到150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万人。同时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以定远藉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