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失业，生活无着，到处流浪。1924年初经同乡介绍来到上海谋生。开始在恒丰纱厂打零工。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工人夜校的招生广告，便去报名。在夜校认识了蔡和森的继兄蔡林蒸。因为我们是同乡，经常交谈。他逐渐了解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后来我亦向他表示要找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春，李立三得知我有入党要求后，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向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等党的基本知识，审查了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后经蔡林蒸、林仲丹介绍，在1924年4月，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莫斯科去
“五卅”运动后期，党组织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对我们这些党员大概作了以下三种安排：一是将那些在运动中不太出头露面，而且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二是派出一部分身强力壮、年轻的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如聂珍刚、徐菊哉、曾祥、甘霖、彭润生、李志樵等，他们大都在北伐战争或红军时期光荣牺牲，但也有极个别的开了小差。三是派出一部分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如孙绍武、尤赤(桢彦)和我，以及江元青、宋三妹等。
1925年10月的一天，支部书记林仲丹叫我带上洗脸用具，跟随他到了杨树浦自来水厂与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在这里，由一只小舢板把我们送上了停靠在浦东的苏联轮船。在船上，林仲丹和一位苏联同志说了几句话后，便回转身来向我传达派我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当然是高兴的，特别是能去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更是我毕生愿望。林仲丹和我谈完后，又亲切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和我握握手，坐上送我们上船的那只小舢板，上岸去了。我站在甲板上，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不断地向他挥手，一直目送小舢板消失在夜雾之中，我才进了船舱。
上船之后，我才知道同船去莫斯科学习的大约20人左右。胡子厚被指定为党的临时负责人。
开船后约一二天，经过日本海峡的时候，碰上了日本检查船，它命令我们船停住，我们便都冒充船员在甲板上站队，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番。又过了一二天，船到了海参崴，来迎接我们的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海参崴，我们住在“五一”俱乐部。过了10多天，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允许我们入学的通知电报，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身体，主要检查有没有沙眼，便坐上烧木柴的火车到莫斯科去。记得车过赤塔的时候，沿途都挂满了红旗，是苏联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约经过了1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才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到莫斯科后的第2天，我们到“东大”教务处报到。
“东大”的校址在莫斯科特热格亚，布里瓦尔(译音)15号。校长苏曼斯基，教务主任布拉克。俄文翻译先是王仁达、孙纪常(华侨)，后增加了宗孚、马干若夫(中国人，俄文名字)、曾涌泉、武止戈、刘鼎等。
我所在的这个班都是工人。学的功课有：政治常识、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射击、爆破、密写技术等等。1927年下半年，我和王亚梅、陈哲夫、李福生进入“东大”国际班学习。班里有来自印度、土耳其、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家的同学。在这里学到1928年5月毕业。
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
早在“东大”学习快毕业的时候，我曾向组织要求继续留莫斯科学习爆破技术。党的“六大”期间，张国焘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通信吧!”我同意了组织的决定，于是我进入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这已经是1929年1月的事情了。
在“通校”里，我们主要学习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等等。校长斯瑞斯基，政委康士坦丁洛夫，数学教员聂里多夫，初级无线电教员雅可夫烈夫，高级无线电教员乌拉索夫，技术员梅也尔、索培尔(这两位是德国人)。在这里，我的同学有：刘希吾(四川人)、谭显犹(广西人，留法学生)，此外还有宋廉(四川人)。
第2学期开学不久，也就是1929年下半年，刘伯承在伯力组织金矿里的华工成立中国(游击队)部队(亦称“共产国际组织的远东支队”)，准备打回中国去。我和宋廉先后奉命到这支部队里搞无线电通信工作。
第二次到上海
1930年3月组织上通知我和宋廉回国到上海后，仍住在四马路新鹿鸣旅馆。第2天上午在旅馆里碰到一个“东大”军事班的同学，他帮我带信给党中央有关部门。第2天下午李强来了，把我带到大世界附近九星大戏院西面的一家裁缝店三楼上，李强问我这些年在苏联干了些什么?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并着重说明了我虽然学过无线电通信，但是搞报务不行，只能搞机务。接着，李强出了几个题目简单地检查了我的业务水平，便留我在这里住下。这里是党领导下的无线电修理所，从此我便开始直接在李强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修理所里，开始我没有搞多少技术性的工作，只是为李强送送信，买买无线电零件。当时，我经常到大华科学仪器公司找陈国平(广东人)买无线电零件；到裁缝店东面一家霓虹灯管厂找蔡叔厚借工具；到国际饭店对面一家诊所给李强的舅舅李梅林送信；到一家外国无线电器材公司买电容器，等等。这样大概干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和我同住在修理所的还有翁瑛，他本姓朱，是江苏常熟人．李强的同乡。后来，在中央苏区军委三局当过政委。
当时，我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搞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准备和海参崴通报，由毛齐华、曾三以及宋濂负责报务。常住在这里的是吴克坚夫妇，吴当时是我们行政管理财务方面的负责人。1930年年底，因为邻居失火，电台便搬走了。
“福利公司”被破坏
1930年秋，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培训20多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地点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3号1栋3层楼房里，大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的牌子。这是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第一个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李强是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吴克坚分管行政和财务，张沈川和宋濂教报务，我教机务。学员是党中央从广东、湖南、福建、江苏等地选调来的，他们自己做饭，自己管理，对外讲是学徒，对内则是学员。这里虽然挂的是工厂的牌子，但对外没有业务联系和其它往来，日子一久，就露了马脚。
一天上午，突然来了六、七个巡捕，把张沈川、苏干达、方仲如、陈坦等20名教、学员全部抓走。中午饭后，我手提一桶油漆，头戴童子帽，身穿一件很脏的棉袍，按照李强的吩咐，到“公司”去油漆矽钢片。一敲工厂的后门，屋子里半天没有回音，顿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又不敢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神色，如果被埋伏在四周的暗探发现，那就糟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半天出来了一个外国巡捕，他先对我叽哩哇啦的说了一通外国话，我听不懂，也不敢走；这个外国人又拿出一张工作证样的东西给我看，意思是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工厂”了。但是我仍装着要进去，并且口里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打拉士”，表示是来要帐的。这个外国人看我老是在这里纠缠，便狠命地踢了我一脚，把我推出门外，气冲冲地关上了门，进去了。这时我立即乘机离开这里，先是慢慢地走出了弄堂，还装
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弄堂外面的一个空场上，看了一会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后面没有盯梢的，便接连换乘了2次电车，来到了西摩路“国际电台”。在这里，我见李强正躺在床上发愁。我把“公司”被破坏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知道了。
到中央苏区去
“福利公司”被破坏后不久，吴克坚通知我参加镇江暴动，但暴动未成，后又回到上海。我们在新鹿鸣旅馆住下后，我立即到西摩路去找吴克坚夫妇接关系。
不久，中央决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我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出发前，李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作为送行。
1931年2月，我们从上海随香港交通站派来接我们的交通员，乘法国邮船到了香港。由香港坐火轮到汕头，由汕头乘机帆船到了福建的三河坝。在三河坝，香港交通站的同志回去了，改由永定县地下党派来接我们的人护送。到永定县后，我们见到了地下农会负责人蔡端。蔡端找了3匹马，让我们骑马到了长汀，同行的还有一个残废红军。在长汀向有关部门取了路条后，便自己行动，最后到达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我们被分配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
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
1931年3月，我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当机务员。当时，电台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电台下设运输班、监护班、学生班，此外还有司号兵、勤务兵、马侠、伙夫(炊事员)等零散人员。全台总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驻地在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
运输班约有30多人，班长傅林。他们主要负责搬运收发报机、蓄电池、充电机、天线杆和各种用油，以及公文要件等物资。那时没有牲口驮运，全靠肩挑人抬。所以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监护班约有20多人，班长李伟。他们主要负责电台的安全警卫，以及天线的架设等工作。
学生班约有10多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准备把他们培养成为红军电台的报务、机务人员。现在我还能记住名字的有：钟佩兰(女)、李赤华(女，牺牲在长征中)、李建华(女)、周淼(湖南人)、肖英(外号聋子)、胡立教、曹丹辉、李立田、吴慕林、李长春等。
红军总司令部对电台是十分关心的，朱总司令、郭化若参谋处长、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副官长和童小鹏(毛主席秘书)、傅公侠(副官处副官)等都经常来电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当时尽管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发5分钱的伙食费，但是对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还是很照顾的。例如，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补贴费3块多钱(发给王诤等人的则比我们多，后来我们曾要求停发生活补贴费)；晚上加班时，还给我们开夜餐，等等。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1部15瓦“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主要任务是侦听敌军的行动、部署以及战斗意图等军事情报。那时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收发报机也大都是这个型号，波长都在80～130米之间，我们利用这个特点，便能经常收听到敌军电台的发报。因此，红军总司令部的首长，每天都要来电台了解敌军动态，以便正确地指挥红军作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当时电台的主要技术骨干有王诤、伍云甫、曾三、刘寅等，还有我和吴如生、韦文宫。王诤、吴如生主要担负报务工作。
在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王净。王诤来红军的时候，带来了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密码，因而我们能顺利地破译敌军的电报，特别是他熟悉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的发报手法，能根据收到的信号，判断出发报人姓名，再进而判定出敌军的行踪。的确，王诤在当时电台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有一天，左权副参谋长对我说：“电话队里出了一些问题，你在苏联学过有线通信，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到电话队后，摸了几天情况，发现原来是队里有个负责修理机器的人不负责任，他不能很好的教学生掌握技术，因而学生们业务水平低，工作起来就常出问题。我一面向左权同志作了汇报，一面给学生讲了两次业务课，详尽地对他们讲解了电话机的内部构造以及故障的排除等。为了帮助他们的理解和记忆，还画了几幅草图。由于业务技能的普遍提高，再加上其它方面的整顿，电话队的工作很快转入了正常。
在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大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公秉藩，又缴获了一部lOO瓦推挽式的电台，以后红3军团、红4军在战斗中也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从此红军中便开始用无线电通信和指挥，同时也能通过无线电和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系。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在第二次反“围剿”快要胜利的时候，在福建建宁成立了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
大队里的主要技术骨干和前段时间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吴如生被派到红3军团当电台队长，红4军电台队长是谁，我记不清了。
红军总司令部在建宁驻了近1个月，一天，中央苏区给我们发来一份电报，由于那天天气不好，信号收听不清，只记下零零星星的几个字码。根据这些字码，我们推测出电报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快要开始，红军应在3天内由福建返回江西兴国高兴圩集结待命。总司令部接到命令后，便率领红军迅速回到了江西，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有力地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要想使红军如此快速的集中兵力，是不易达到的。
在无线电通信材料处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间，我们无线电总队随红军总司令部由前方回到了瑞金。一天，王诤对我说：“红军中现在的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就在后方负责搞这一工作吧。”我同意了。不久，军委命令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并指派我当主任。
当时全处只有六七个人，现在我记得的有：张永生(留苏学生，苏北人)、肖寒、刘本秀(负责伙食管理)，此外还有学生张明清、肖明治等。另外，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但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双手修理了好几台收发报机和一些充电机，还将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改为“哈特莱”式，波长也由原来的80—130米改为40～70米。
1932年初，材料处由瑞金搬到于都北面平安寨的一个大山洞里。3月间，王诤派我到红3军团去，要我在红3军团打下赣州后，进城弄点无线电通信器材回来。我到红3军团后住在无线电队里，一天，我去前沿阵地看红军攻城。看到彭德怀正在指挥一门炮，瞄准赣州的城门，一发(也只有这一发)炮弹就准确地把城门楼子轰掉一个角。后来由于蒋介石派罗卓英增援赣州．红3军团围攻不下，便撤回了苏区。我也随着回到了于都。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王诤的布置，我用从上海偷运来的无线电零配件，为赣东北苏区装配了一部TNT型号50瓦的电台。我好象记得，当时随电台去赣东北的机务人员是余雅鲁(苏北人，脸部有麻子，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等。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领导叫我给会场装电灯。除了主要装了几盏32伏比较大一点的灯泡外，还装了好几串12伏的小灯泡。当时瑞金没有发电厂，我们就把材料处的那部直流充电机，拉到会场下面的地窖里，发电后向会场供电。
有一次，从上海运来一部X光机，装配时，发现有一个重要零件不见了。领导上便叫我们另外重做一个，并且帮助装配好，使得这部X光机能够正常使用。
在通信材料厂
我由赣州回到于都后，1932年四五月问，材料处全体同志乘船到了瑞金，住在离瑞金大约7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改为军委通信材料厂。我任厂长，指导员是杨升山，杨走后是胡祥林，胡走后是朱邦英。朱到职时，便改称政委了。
这时全厂人员比材料处时期多，除了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班长郝广全)外，还增加了不少的技术工人，如车钳工包松林、钳工戴月才(宁波人)、冷作工兼锻工韩启功、翻砂工罗信英以及胡灿传等。此外，还有学生，如学收发报机修理的朱廉、林春生(长征中牺牲)、徐小弟(上海人，百团大战中牺牲)，学钳工和充电的廖昌林，学充电的赖有德，学车工的李伟、龙桂生等。主要设备有：普通4尺皮带车床一部，台钳二三部，摇钻一台，2．5马力发动机一部(用于带动车床)等。
当时我们除了修理收发报机，还能够做电源插头、蓄电池、活塞涨圈、齿轮等。此外，我们还能做落地就响的手榴弹。后来我们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但是比较笨重，光齿轮箱大概就有六七十斤重。
有一次，李强从香港买来的两部高压发电机的齿轮磨坏了，需要修理。可是没有铣床，无法做铣齿轮的活。我想用车床代替，但是当时工厂中技术最好的工人包松林不敢动手，说没有干过这种活，要铣的话，也只会铣双牙，不会铣单牙。我和朱邦英同志都十分清楚，如果齿轮铣不出来，高压发电机就要报废，但是这种机器是当时急需的。在那战斗环境下，若不自力更生克服这一困难，就别无他法。于是我们便反复研究，把齿轮牙齿的数目、大小和间隔距离计算好后，再让包松林用车床去铣。经过包松林的精心操作，结果一次就把齿轮加工好了，开了用车床做铣工活的先例。
到1934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两(16两为1斤)粮食，菜里几乎是没有咸味(1块银元只买7钱2分盐，而且还买不到)。但是我们都是积极愉快地工作着。
在西安
1935年4月我又回到上海，后经蔡叔厚介绍去西安。临行时蔡给我40元钱，并交给我一封信。1936年的中秋节前后，我到了西安。根据信中的安排，我住在东大街西京饭店楼上，化名蒋贵庭。后我才知道这个饭店是张学良部下、骑兵司令何柱国开的。第2天上午，刘鼎来找我，交谈了一些情况后，他要我搬到楼下去住，并要我先装一部能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我说：“行!”并向他要了15元钱。先用7元买了一部日本收音机，然后又花了一些钱买了一些工具和零件，大约只用了两天时间，便把收音机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刘鼎把电台带走后，过了两天来告诉我，和延安联络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在市内由于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声音则大一些。
以后，他要我装一部用干电池做能源的5瓦电台。我先买了一些木料，做好一个装电台的箱子，然后一共只花了二三十元的样子，用上面同样的办法改装成一部电台。这部电台的效果如何，刘鼎没有告诉我。
过了一些时候，刘鼎又要我再装一部能和全国通报、功率比以上两部都要大些的电台，他还说：“如果西安没有零件，可以坐飞机到上海去买。”我说：“要做就做100瓦的，在西安买这些零件一般还能办得到。但是当人家追问我买这些零件干什么?那我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紧，你就说给东北军做电台用。”我说：“如果人家不信，把我抓走了，怎么办?”他笑了笑说：“那不要紧，有人会去保你出来。”刘鼎走后，我开始上街选购零件，虽然有刘鼎撑腰，但始终是提心吊胆，总害怕出问题。好不容易把零件买了个差不多后，我便开始考虑怎样装配。说实在的，要搞这样大功率的电台我还是第一次，既没有经验借鉴，又没有资料参考，更没有人一块儿商讨，全凭我独自冥思苦想，边学边干。我根据电台的需要，用手工绕制了一个电源变压器。当时西安买不到866型水银真空管，我使用4只80型真空管代替，剩下的只有211型真空管、滤波电容器、滤波扼流圈、天线安培表，是刘鼎派人坐飞机从上海买来的。双十二事变的前3天，报务员彭绍坤用人力车帮我把家搬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我在这里仍继续装配电台。第3天一早，刘鼎来看我，并告诉我蒋介石在昨天晚上被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扣留了。当时，我是惊喜万分，没想到这个杀人魔王这样快就落人了人民手中。
有一件事情我永记在心里。双十二事变后的第4天，我在张学良公馆里见到了周恩来，他身穿一套干净整洁的黑色中山装，一见着我，清瘦的脸上就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并热情地紧紧拉住了我的双手，浓眉之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的面庞，好像要从中寻找出什么似的，嘴里不停地亲切地叫着我的外号：“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周恩来的话像股暖流，霎时间贯穿了我的全身，使人感到党的无限温暖和关怀。当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两眼饱含着幸福的泪花，呆呆地站在一旁。当然我也清楚，当时周恩来正受党的委托，为处理双十二事变这样关系全民族存亡的大事而奔忙，我不能占有他过多的宝贵时间，所以只简单地但却又是深情地说着：“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过了一会，周恩来同志突然摸着自己的胡子，语气非常欢快地对我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我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他说：“不要紧。”周恩来同志刮完脸后，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立刻同刘鼎走了。
不久，刘鼎回来了，要我收拾好东西，说是要搬家。过了一会，刘鼎派人用卡车把我送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这里我见到了李克农、曾三、伍云甫以及邓中夏的爱人。
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当时史沫特莱是以记者身份在西安采访有关双十二事变的消息。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
在西安，我去过我党的一个德国朋友、医生海伯特开的牙科诊所，邓中夏的爱人就在这里当护士。双十二事变中，海伯特不幸被流弹打死了。
双十二事变后，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一股反动势力，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攻打潼关。这时，我随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部分人员，乘卡车撤到云阳红军总参谋部。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并帮助红军总部电台叫通了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
潼关协定签字后，何应钦的部队停止了进攻。1936年12月，我由云阳回到西安，仍住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天，李克农找我谈话，说：“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对上海熟悉。你到上海后，潘汉年领导你，有什么问题由他解决。”我们正谈着话，周恩来进来了，给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并说：“木匠，这支自来水笔中藏有一封信，你到上海后，过一个星期把它交给潘汉年。”说完后，周恩来走了。李克农叫潘汉年给我写了他在上海的地址。第2天清早，我坐上火车离开了西安。
第四次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住在新闸路旅馆。过了一个星期，找到了潘汉年，并立即把自来水笔交给了他，潘汉年问了我在上海的住址，便叫我先回去，以后派人和我联系。
回到旅馆不久，有一个姓王的宁波人(后知他是潘汉年的堂弟潘梓年)来找我。他代我付了住旅馆的房钱，又给了我几十元，叫我去租房子、买家具。不久，我在新闸路成都路某弄一家裁缝店里，租了一间每月房租6元的亭子间，接着又买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便搬进新居，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
“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
过了一些天，小王来对我说：“潘汉年的意见，要你租个门面，开个修理无线电的店铺，一来好储存些无线电零件和器材；二来有个职业也好作掩护。”不久，我就在赫脱路572号租到了一个门面，可是由于过去我从未搞过外差式收音机的修理，所以迟迟不敢挂出店铺的招牌。后来，我就从上级发给我的生活费中节约了一笔钱，买了一台旧收音机，学习外差式收音机的拆装和修理(后来王少春告诉我，将这部收音机卖给了住在静安寺路卡得路口德国内科医生黑斯)。当时我虽然没有挂出修理收音机的招牌，可是名声却传出去了，也有送收音机来修的，也有同行来访问，特别是那些来访问的同行，便成了我学习修理外差式收音机的先生，我向他们学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从此我的店铺便正式挂牌营业，取名为“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
店铺开业后，我便开始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除了经常和组织派来的联系人接头外，我还要善于应付当时上海社会的各阶层人物，如巡捕、地痞流氓、业务上来往人员以及个别商店老板等等。在我搬进店铺的第2天，来了一个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朝(1636号，山东人)，说要借住前楼，言明只要低价．可交个朋友，保证不“狗皮”(找麻烦)。他的来意是很明显的了。我想了想，不借不行，便慷慨地满口答应了。这也有好的一面，由于我和他以及通过他和一些巡捕交上了朋友，经常来往的有：1734号(伍登衡)，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1785号(姓李)，河北人；145号(姓李)，山东人。从此，地痞流氓不敢找我的麻烦，另外还可以利用他们值班上岗的时机，把需要修的电台
接进来，把修好了的送出去。后来上海实行买“配给米”，他们也帮忙不少，每次我能买到半担。
有一次，一个经常和我在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约我到他店里玩牌，人未到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闲聊。突然他对我说：“蒋先生(当时我改姓蒋)，我若是‘包打听’就非试你的‘苗头’(麻烦)不可。”我说：。“什么苗头?”他说：“你像共产党。”我听了不免暗暗吃惊，难道有破绽被他抓住了，但仍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问他：“像在哪里呢?”他说：“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你多问少说，你没有老婆、孩子。我还要查你的收支情况。”我从容地对他说：“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点剩余。至于老婆问题嘛，请你帮助介绍一个女大学生(听说他是个大学生，故我用此言相戏)，让这个女大学生来教我，自然我就会多说话了。再说我过去看见的一些被枪毙的共产党员，都是穿长衣、套西装、登皮鞋、戴眼镜的识文抓字的先生，我看你才有点像共产党哩!”他听完我的话，急忙摆手说：“算了吧!算了吧!我说不过你，我们讲和。如果外面有‘包打听’把我们的话听走了，大家都要倒霉。”后来我们东拉西扯地谈了点别的新闻。当时我实在也没有心思打牌，便乘着打牌的人还未到齐的机会，告辞回到了家中。并立即把这番对话的情景，详细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那位老板的话可能是个玩笑，但也确实说出了在我身上有些破绽，如当时我年纪已30多岁了，还没有老婆、孩子，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因此组织上便要我自己去找个老婆，并告诉我今后言谈要格外留心，进出时也要注意，如发现意外现象要立即报告。就这样，我慢慢学会了过地下生活。
1937年4月，潘汉年走后，改由刘少文、王少春领导我。一天，王少春带我到拉都路拉裴德路第一弄北面第一家看一部电台。一进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外国女人和一个中国男人。后来知道，这个外国女人叫却尔斯，德国人。那个中国男人，我在中央苏区时便认识，叫田保洪，现在是报务员。我们闲谈了一会，他们便把电台拿出来让我看，并告诉我，这个电台功率50瓦，大约是1936年前一个外国人帮助搞的，但是总发不出报。我一检查，果然从外表以及内部零件和线路等来看，都找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发不出信号。我把电台带回家中仔细地进行了检修，在振荡管和栅极间加了一个扼流圈，这个圈有一英寸大小，线圈数目将近100匝，用了一天时间才把电台修好。电台送还给田保洪的第2天，便传来和延安叫通了的好消息。起初，这个德国女同志不会收发报，由于田保洪的帮助才学会这一技术，同时也学会了做秘密工作的一套方法。王少春告诉我，这个女同志是个革命热情很高，机智精明，能够吃苦的同志，她是斯诺一派的人物。1939年冬，党中央为了她的安全，停止了她在上海的工作，为此她还伤心地哭了一场。却尔斯停止工作后，王少春叫我收藏起她那部电台。
1937年6月，王少春叫我到卡得路卡得旅馆去见从延安刚来上海的报务员李白。后来李白被安排住在法租界黄陂南路单惠民医生诊所里。他用的那部电台是我装配的，功率有100瓦。当时我主张只装配50瓦的，免得因为电台功率过大，容易暴露。但是王少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由于李白住在单惠民医生诊所里，所以我也就熟悉了单惠民医生。有一天，单医生叫我带一部收音机回家修理，走到跑马厅附近，一个巡捕扣住了我，把我关人了老闸捕房。我把情况向捕房说明后，他们从电话簿上找到了单医生的电话号码，还向单打了电话，核对了我所说的情况。经过单医生亲自来捕房证明后，我才被释放。
“福声无线电公司”
1939年冬，王少春走后，龚饮冰领导我。他坚决要我停办“恒利”，改为与李白合作，并教会李白装修电台，成为一个能发能修的全能无线电报务员。不久，我把“恒利”顶了出去，作价1750元。我交给龚饮冰l700元，给巡捕宋金朝50元。
“恒利”顶出后，我和李白在威海卫路1520号租了两间店面，开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经常在公司住宿的人员有：我的全家、李白和他的爱人裘慧英、顾根生(龚饮冰调来的学徒)、何健础(何孟雄的堂兄)。龚饮冰也常来这里转转。
1941年春，我用6L6型真空管装配了一部10瓦的电台，送到住在拉都路拉斐德路和建国西路之间的姓陈的医生处。本来在这里，用的是一部由单惠民医生那里搬过来的100瓦电台。一天，我请龚饮冰来看这部电台。把房间里的电灯熄灭后，一按发报机的电键，电灯也就随着闪光。龚饮冰这才承认使用100瓦的电台不安全，并叫我装配了这部10瓦电台送给他们。后来这部100瓦的电台，龚饮冰叫我送到昌平路东京路某教堂赵子安牧师那里保存(上海解放后赵牧师跑到澳门去了)。住在拉都路拉斐德路和建国西路之间的这个陈医生，是留法学生，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曾掩护过我党中央机关，他的爱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可惜是个聋子。这里的电台报务员是：杨键生、郑执中，另外还有一个北方同志。后来由于有个同志犯了错误，龚饮冰便决定把电台转移到善钟路一个湖南人家里，这个湖南人当时在日伪银行里工作。这部电台以后的情况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杨键生、郑执中后来都到了新四军，并在胡立教领导下的侦察台上工作。
我和李白住在一起后，他的电台就设在店楼上。电台是我装配的，开始用的是201型真空管，功率7．5瓦，和延安通报时，联是能联上，只是声音小，后来改用6L6型真空管，功率10瓦，声音就大多了。当时我装配的电台，收报机用的是并联再生的方法。用两根铅笔那样粗细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振荡管的铝帽(栅极)上，再加上把电位器改成人工控制音量后，便能收到外来的信号，如果取走这个线圈，信号就立即消失，收报机就好像普通收音机一样。后来听李白同志的爱人裘惠英说，李白被捕后，日本人查不出李白用的电台为什么没有收报装置，为此便有专家提出，光一个发报机装置不能定李白有“罪”。
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1941年春末，龚饮冰调来的那个学徒顾根生逃跑，确给我们带来一些恐慌，后来看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心也就平静下来了，但总是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疙瘩。1941年秋，我向龚饮冰建议，李白的技术已学好了，应该“分家”了，否则一旦出事，就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可能，李白也赞成我的建议。后来，龚决定将“福声”顶出去，我另找地方再开一个无线电公司。
“闻远无线电公司”
1941年冬，我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了“福声”，搬到新闸路一条弄里住了大约两个月，后来通过来安坊看弄堂一个姓唐的(“恒利”时期的熟人)介绍，在新闸路1720号向严耀生的母亲租了一间马路房子，开起了“闻远无线电公司”。店铺门面的装修是我做的，连招牌上的字也是我写的。租这房子的保人是虞瑞中，盖了他“惠明无线电公司”的章子。
我记得，在这里住不多久，日军进入租界了。日军统治上海，手段非常阴险狡猾，经常在马路上拦车捉人，所谓“突击搜查”。后来我摸出了一条规律，带工具外出的人一般是不查的。因而我总是背着工具袋外出，其次是身上总要放一二十元现款，如果一旦被捉，就顺手塞给他们一些钱，便可化险为夷，平安放行。有一天中午，我按龚饮冰指定的接头地点，到卢家湾7路电车拐弯处(“驼背地”)，和一个手拿报纸(联络暗号)的人接了头，并跟着这个人进了正对面的石库门面房子，点收了5部实际不能使用的干电池小电台，然后雇请了一辆三轮车把这些废物拉走。这真是一次冒险的又不值得的行动。
李白被捕
1942年初，潘汉年通过龚饮冰要我帮助江苏省委检修电台。一天，我根据约定的见面方法，和潘汉年在新闸路小沙渡路口接上了头。潘汉年把我带到西摩路一家茶馆里坐下，那里有一个年轻人等着我们。我们3人只简单交谈了几句，便一块离开了茶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青年是省委电台的报务员，叫李星峰。这个青年到我店铺有六七次，都是谈有关省委那部电台的事。他说：“我们和新四军电台相距不远，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联不上。”我要他把我带去看看实物，后来经领导批准同意了。省委的这部电台是主振放大式，问题在内部机件布局不合理，特别是操作很不方便，既要调整天线，又要调整振荡，还要调整放大，如果报务员技术不熟练，便常常容易顾此失彼。我向李星峰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和操作要领，本来准备动手改装这部电台，后来由于李白的被捕，这件事便搁下来了。
我知道李白被捕的消息，是在1942年中秋节前后。一天中午，我正在店里修收音机，一个穿枣红色西服的青年走了进来问我：“你是早先开‘恒利’的那个姓蒋的吗?”我顿时感到此人口气不小，可能有些来头，必须仔细应付，便随口答了个：“是呀!”他说：“威海卫路的房子是你保的吗?姓李的(即李白)出了事你应负责。”我一时分不清事情的真假，又不好多问，只好顺着他的话语，试探性地对他说：“脚撞脚，有什么了不起，最多是房子顶出去手续不清，欠了房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大不得的事情”他看我也是不露声色，点水不漏，便大声对我说：“李某被日本人捉去了，不是房租的事情。”由于我不知此人的身份，更不了解他的来意，所以仍然镇静地对他说：“我只是房租保，别的保不了。”其实这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听到“李某被日本人捉去了”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我们又有一个好同志落人虎
口了。这个青年见我什么话也不说，站不多久也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青年叫康善贤，也是党员。他顶了“福声”的店面，也搞修理收音机的行业。1941年冬，我搬出“福声”时，李白没有搬，仍住楼上，只是把电台迁到建国西路，一天夜间工作时，不幸被捕。李白被捕后，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是他始终是忠贞不屈，临危不惧，显示了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又被国民党所捕，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这青年一走，我马上把李白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的爱人和交通员“刘老头”，并嘱咐他们要格外小心。我自己白天在店里蹲着，晚上便躲出去住，有时睡在朋友家里，有时露宿在赫脱路花园里。几天后，李星峰来看我，我把李白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要他想办法找龚饮冰问一问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第2天，李星峰告诉我说，龚饮冰离开上海了，我的关系已转给江苏省委。省委的指示，要我马上撤出上海，到新四军去。1943年初。我在新四军军部电台担任机务主任。同年秋，组织上又通知我去延安。到延安不久，我被分配在军委三局工作。(1985年6月)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