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是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它的组成有湘鄂西的红2军团和湘赣、湘鄂赣的红6军团。1936年7月成立红二方面军时，红32军(原红9军团)也归红2方面军建制。要全面叙述其通信工作是困难的，下面是个人的一些回顾。
红六军团的组成与西征
红6军团是根据军委1933年6月电令组建的。当时，红16师(红16军改建)和红18师的52团(红18军改建)由湘鄂赣军区组建；红17师(红8军改建)和红18师(不含红52团)由湘赣军区组建。在军团部尚未正式成立前，红16师仍受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领导，红17、18师受湘赣省委和军区领导。
1932年6月，军委派出一部电台，由肖英任队长、徐萍任政委，到湘鄂赣军区工作。这部电台还为湘赣军区与军委问转过电报；1934年初随红16师执行破坏南(昌)浔(阳，今九江市)铁路时，担负与红17师通信联络的任务。
1932年冬，军委曾派一部电台到红8军(红17师的前身)。红8军军长肖克，政委蔡会文，而蔡会文又兼湘赣军区司令员，所以这部电台承担了红8军、湘赣军区和湘赣省委的通信联络任务。
1933年5月，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奉命带一部电台从中央苏区随其到湘赣军区工作。5月底在棠市作战中曾缴获一部损坏了的电台。这样，湘赣军区就有了两部能用的电台和一部待修的电台，成立了无线电中队，由阎知非任中队长，我任政治委员，统管这3部电台和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在永新共办了两期)。除担负通信联络任务外，还负责无线电侦察和抄收红色中华通讯社播发的新闻。
1934年1月4日，军委电令红17师北渡袁水，会合红16师及独立3师，出击南浔铁路，破坏永修地段的铁路，牵制国民党军侵犯中央苏区。2月11日，军委又电令红16、17师威慑南昌，以牵制赣北敌人重兵，破坏敌之基本运输线南浔铁路，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17师执行这一任务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所以将我跟随任弼时由军委带到湘赣的一部用干电池的轻便电台配属到该师，由张有年任队长。当时电池的来源十分困难，主要靠作战缴获，再就是到白区购买。所以军委2月21日曾电令红17师“积取电池，以便经常联络我们”。
1934年2月，红16、17师在奉新地区会合后，向南浔铁路开进。敌急调3个旅加强戒备，防我破路，并以8个旅的兵力跟踪追击，寻找我军决战。在红16师掩护下，红17师抵达德安县马回岭车站附近，准备破路。但因敌守备严密，追击部队围来，同红16师又失去无线电联络(红17师2月25日曾电军委：红16师电台屡叫不应，大概坏了，现完全不能联络)，处境极为不利，于是放弃破路计划，立即突围，渡过修水，于3月5日回到铜鼓县幽居休整待命。不久，敌人又调集5个师的兵力向幽居进攻。据此，红17师于3月底返回湘赣根据地，红16师留在湘鄂赣坚持斗争。
红17师是湘赣的主力部队，敌人乘红17师北上之机，大举向永新进犯，于1934年2月初占领湘赣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军区在撤出永新时非常仓促，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眼见敌人向永新县城猛扑过来，队长又理发去了，我只好自行决定，撤线(天线)出发，带领电台及训练班人员向城北紧急撤退。急行约30公里，天已黄昏，就在象形地区宿营，一面与地方赤卫队配合，加强侦察警戒；一面派人寻找军区，但未找到。第2天与队长一起，带领电台向东北方向走了一天才找到了军区。军区首长见我们赶上了部队，非常高兴。
当时军区无线电侦察工作已有较大进展。如4月5日在沙市全歼敌15师之43旅，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2000余人，就是侦悉了敌人行动的一次伏击战。但终因在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改变根据地逐步恶化的形势。当时，军区曾设想在万不得已时上井冈山坚持斗争。在这困难时刻，军委于7月23日电令红6军团准备西征，其任务是：向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与进行土地革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接的局面。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纽带。湘赣的独立部队、游击队以及地方武装应留在现在苏区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战争。据此指示，红6军团积极进行了西征的准备。当时湘赣有3部无线电台，按军委电令，留一部小电台随湘赣军区行动，另两部则配属于红6军团。中央还命令红6军团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任命中央代表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肖克任红6军团军团长兼红17师师长，王震任红6军团政委兼红17师政委。红6军团辖红17、18两个师(红16师仍在湘鄂赣边区)。
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在湘赣突围，开始西征，连续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桂东以南的寨前圩。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了红6军团领导机构的组成，并进行了西征的动员．号召同志们打出去，创建新苏区。红6军团这一行动，实际形成了中央主力红军北上的先遣队，成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端。
红二、六军团会师
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经过两个多月(80天)的艰苦转战，行程5000余里，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2军团(原称红3军，会合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两军先头部队第一次相遇，通信联络就遇到问题，当时红2军团使用的是北伐时的号谱，而红6军团用的是中央红军已统一的号谱。正在用军号问答双方发生怀疑时，幸好李达率红6军团一部已先期与红2军团会合，这才解除了误会。这也说明通信联络信号统一的重要性，号谱不统一也是会发生问题的。会合后，很快就把号谱统一起来了。
红2、6军团会合后，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两个军团的首长都认为一起行动是有利的。所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于10月25日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据目前敌情及红2、6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由红2军团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当时中央在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下，对红2、6军团的建议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10月26日，军委致电任、肖、王说，红2、6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红2、6军团仍应单独地依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红6军团所携带的两部电台(当时其中一部称大电台，在贵州石阡地区突围时将充电机、蓄电瓶等埋在深山里，改换了电源)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红2军团，可抄3种密码给他们。
当时红2、6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吸引、牵制湘鄂川黔边的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以实现红军总的战略大转移计划。如果分散行动，势必势单力薄，难以歼敌之有生力量，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红2、6军团领导于10月28日再次联名致电军委，陈述分则危、合则利的形势，要求集中统一行动。认为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可打任何一个支队。且两军团在军事、政治上都迫切要求相互帮助。同时，红2、6军团的领导还从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由红2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贺龙兼任总指挥，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决定由红6军团调一个电话队、一部电台及无线电侦察人员到总指挥部工作。当时由于有线电器材有限，有线电话一般只与总指挥部机关、直属队及个别师沟通联络。电话队的工作那时十分艰苦，宿营时要尽快架通有关部门的电话，机关出发了才能撤收所架的电话，行军时还要插队赶上指挥机关，这成了电话队当时的行动规律。那时邱奇仁任电话队队长，每次都带领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红2、6军团统一行动，后又正确执行了党在遵义会议中确定的战略方针，密切协作，团结战斗，牵制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力量，在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中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无线电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湘鄂川黔军区
1934年lO月28日，红2、6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挺进，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这时，我无线电侦悉湘敌陈渠珍部向我逼近，我军于11月16日将敌诱至永顺县的龙家寨地区，歼其新编第34师的两个旅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获2200余支枪，还缴获电台一部。这部电台是我们总指挥部的电台工作人员缴获的。战前，我们与这个台打交道(侦察其行动)约有两周时间，但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却不见电台，经审问俘虏，很快找到线索，我们即派一个小分队向残敌喊话，很快把这部电台缴获。
11月26日，在湖南大庸县成立湘鄂川黔军区，贺龙兼任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军区领导机构也是由总指挥部兼的，包括通信机构也是兼的。军区于12月16日迁至永顺塔卧，我们还在这时开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个时期与军委的无线电联络非常频繁。任弼时也一再嘱咐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说中央红军要与红2、6军团会合(中央12月18日才决定放弃此计划)。
1935年1月，敌人集中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在当地一些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根据中央、军委1935年2月指示，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为委员，建立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由于敌情严重，我们在搞好通信联络的同时，注意加强无线电侦察。在全体通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段时间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好，保证了对中央的联络和首长的指挥，并充分发挥了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4月13日，我侦悉敌58师进至陈家河附近时，即集中兵力于陈家河，全歼该师172旅，于4月15日在桃子溪歼灭敌58师师部和174旅，缴获电台两部。6月13日至14日，我军围攻宣恩县城，侦悉敌援军北进，我主力即南下忠堡截击该敌，歼敌41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在忠堡战斗中，敌人被我包围后，经上级批准，我们向敌电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争取工作。当时，我们把张振汉的电台呼叫出来(他的呼号是SA，早在侦察中搞清)，向他发了一份明码电报(敌台在收报前不知我们是红军的电台)，大意是：你们已被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望你们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军，可受到优待。如你们不这样做，后果自负。战斗结束后，我们缴获敌人两部电台．不仅机器完好，零件一样不缺，连电台的技术人员(包括队长在内)也一个不少。经说服开导，这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都参加了红军，除赖渊在长征途中遭敌机空袭牺牲外，其余多数同志成为我军的通信工作骨干。
忠堡战斗胜利后，部队围困龙山城持续35天之久，这时我们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已毕业，在8个月内共缴获了敌人5部电台，争取了一批被俘电信技术人员参加红军，共组建成6个无线电通信分队，无线电侦察也成立了专业分队。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批准，总指挥部成立了无线电大队，阎知非任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并拟在红6军团设无线电中队。
8月2日，我侦察电台抄收到敌85师师长谢彬给湘鄂边“剿共”总司令徐源泉的一份电报，说该敌翌日经板栗园增援龙山。我军立即星夜行军，在敌必经的板栗园东南之利尖田谷地设伏，于8月3日歼敌85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营，毙敌师长谢彬，缴获电台一部。8月8日，我军于芭蕉坨一带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敌人的“围剿”遂告失败。
粉碎敌人“围剿”后，8月下旬，红2、6军团进占了敌兵力较空虚的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城镇和广大地区，并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物资，扩大红军。这一时期我军得到了较大发展，扩充了数千名新战士。据此，红2军团组建了第5师，红6军团组建了第16师，使两个军团各辖3个师。
9月，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的中心区域，又调集9个师另1个旅计130多个团的兵力，以中央军为主，在陈诚指挥下，采取所谓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法，再次发动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由于根据地尚未巩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加之该地区地主、土匪武装活动猖獗，且物资供应又十分缺乏，故于11月19日从桑植的刘家坪出发进行了战略转移。事后来看，这就是红2、6军团长征的开始。
与中央、军委无线电联络的中断及恢复
红6军团自西征开始到红2、6军团会合，这一段与军委的联络是非常密切的，因军委规定红6军团每日向军委必报行军作战情况，所以双方都比较重视保持联系。自军委决定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后，联系逐步减少。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2、6军团与军委的来往电报就更少了．约在7月底或8月初即中断了联络。在这个时期，红2、6军团进行了忠堡战斗、围困龙山、板栗园战斗，东进占领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城镇。由于作战行军较频繁，没有主动积极地与军委保持紧密的联系。红2、6军团与军委中断无线电联络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所造成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与张国焘即发生了战略上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红一、四方面军北进方针，张国焘虽在会议上表示同意，但在会后又提出南下主张。
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北进方针，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所属部队混组为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领，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而原来军委与红2、6军团联络的电台及密本都放在随左路军的总司令部。张国焘9月3日擅自作出南下决定，于9月5、8、9日分别向左、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停止北进和南下的命令，并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得悉后，即于9月10日凌晨率红1、3军团北上。在这种情况下，红2、6军团与军委失去了无线电联络。失去联络后，我们为了恢复与中央、军委的联络，长时间地守听寻找中央、军委的电台。1935年9月29日与红四方面军一个电台沟通了联络，双方都是用原来中央、军委与红2、6军团联络的方法。我们当时误认为是中央、军委的电台，便恢复了联络，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同志的一份电报发给了该台。这份电报讲了3件事：(1)我们8月27日占领津市、澧州、石门、临澧，现在已退出；(2)我们将敌人的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3)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情况，实际上这份电报是被张国焘窃取了。第2天(9月30日)，张国焘就复了报。来电说：(1)29
日来电收到。(2)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3)红一、四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4)广播蒋敌10月在宜昌建立川鄂湘黔剿匪行营，刘湘已调9个团进攻你们。(5)望你们……冲破新的“围剿”。(6)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朱(德)张(国焘)。这样同中央失掉联络后，张国焘就以总政委名义向红2、6军团和湘鄂川黔省委发号施令了。
第一次与中央、军委恢复无线电通信联络是在1936年1月。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从1935年12月7日起在瓦窑堡召开了近10天的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12月23日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第17条中指出：“完成与红2、6军团的通信联络”。我于1983年在西安拜访陈士吾同志谈及此事时，他回忆说：1935年12月下旬，中央通知三局，要沟通与任弼时的联络。他和王诤根据中央的指示，连续守听我们约半个多月，才恢复了联络。他们是在有意寻找弼时的电台，而我们是在无意中于1936年1月一次和红四方面军通报时，突然有一个电台插进来呼叫我们(他掌握了我们与红四方面军联络的呼号、波长)。联络通后经互相询问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局长亲自上机在呼叫我们，当即约定了保持联络的有关事项。这样才真正地恢复了与中央、军委的联络。
与中央恢复联络后，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最近，原红二方面军机要科长龙舒林还记忆犹新地说，那份明码电报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这就是周恩来(他曾化名伍豪)致任弼时的一份简短的明码电报。这份电报说明了党中央已到陕北，而原与红2、6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与中央的联络虽已恢复，但没有密码本。中央台就用明码加打哑迷的办法与我们约定了用共产国际纲领作密底。经过一段通报后，中央又来电指示，暂停止直接联络。为什么要停止直接联络?大意说，对约定的密码是否被泄漏，不放心，同时电报经红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的团结。至此，又停止了与中央的直接无线电通信。约半年时间，红2、6军团与军委的来往电报都是经红四方面军转发的。张国焘是怀疑红2、6军团恢复了与军委的联络的。1936年3月曾来电询问红2、6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贺、任、关首长3月3日回电说：“与陕北电台尚未叫通……”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任弼时就通知我们要很快与军委恢复直接联络。为此，我与阎知非亲自去拜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通信工作主要负责人宋侃夫，畅谈了会合后的欢乐情景，商谈了请协助红二方面军与军委恢复联络等事宜。这时，任弼时也向朱德总司令要来了与中央通报的密码本。这样，红二方面军很快就沟通了同军委的直接联络。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与军委恢复直接联络后，收到的中央给红二方面军有战略意义的3份电报指示。其一，授予红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直辖红2、6军团外，并将红32军编人红二方面军建制。这对配合朱德、刘伯承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二，中央发了一份由任弼时亲译的电报，由于电文太长，任弼时要机要科长龙舒林帮译，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要团结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阐明了北上的有利条件。这样，中央把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通告了任弼时，要求任弼时结合具体情况，去传达、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任弼时当时是中央代表，经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使张国焘被迫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其三，8月30日中共中央对红一、二、四方面军冬季以前的行动方针发来了电令，内容是：迫蒋抗日，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紧密地联合东北军，造成西北新局面；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并指出3个方面军的行动，红二方面军向东行动最为重要。以上情况说明，红二方面军恢复与军委直接联络，决非是件小事情，对实现红军3大主力的会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创建新的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作为红色通信战士，能顺利完成这一通信任务，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1936年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指示，占领了甘南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6军团在盐官镇缴获了国民党王均(第3军军长)所属17师电台一部，该台队长阮宗昭和报务员全部参加红军，使我们的无线电器材及技术人员又得到补充。这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在我们万里长征时最后送来的一部电台。这时红二方面军有了8部通信电台，1部侦察台。
10月4日，我军向北转移，渡过渭水，越过西(安)兰(州)路，于10月22日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3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长征壮举。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为统一前线指挥，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方面军搞无线电侦察的工作人员及器材全部调前敌总指挥部工作，至此，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只担负通信联络任务了。
无线电通信在红军中的重要作用
无线电通信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而显得越来越重要。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中央与各根据地和红军的联络以及各根据地和红军之间的联络，完全靠地下交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无线电通信成为愈来愈迫切需要的通信手段。
我们党是早有预见的：1928年，党中央就已着手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周恩来在上海亲自调配人员学习无线电报务、组装无线电台，同时还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以后，中央向中央苏区及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派了多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向湘鄂西先后送过两部电台。
1931年1月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在调学员学无线电的命令中指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有以下的需要。(一)使我们中央区与其他各特区，红1、3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信灵便。(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信更加密切。(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的电台，侦察其行动……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无线电在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予它以极大的重视，赋予它光荣的使命，而且自始至终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不断发展壮大的。
红2、6军团会合时贺龙说，红2军团没有了电台那段时间真难哪，看报纸预料红6军团要来，但没法与红6军团联系，只能让这块根据地作为红6军团寻找我们的目标啊1 1932年当我们得知红四方面军向西(四川)转移时，曾想经红四方面军电台向中央转发电报，可是寻找红四方面军很久，因被敌人隔断，这一计划也没能实现。任弼时说，红2军团两年多得不到中央的指示，这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见无线电通信对当时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敌人不断对各个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封锁，靠地下交通传递信息，不但速度慢，而且常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已不能满足作战指挥的要求。
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专业技术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大致可以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上海党中央派到苏区的，如派到湘鄂西的喻杰生、刘进、胡白天、李文采，派到湘赣的周德元，他们为湘鄂西和湘赣根据地建立无线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二是起义来的，国民党第26路军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这些同志对无线电通信起了很大作用，张有年还对无线电侦察作出很大成绩。三是解放过来愿意留在红军工作的。如对侦察破译工作有重大贡献的王永浚，在长征途中不幸光荣牺牲的优秀报务员赖渊，还有一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通信领导骨干。四是自己培养的。湘赣军区开办过两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些同志都分配在红2、6军团工作。在湘鄂川黔军区办过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湘鄂西也办过训练班，但人员失散了)，还有中央苏区培养分配到红6军团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在整个无线电大队中占了多数，都是党、团员，在完成通信、侦察工作中，他们起到了党、团员应起的作用。
当时，得到一个通信技术人员是很不容易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向全国发出了征聘专门技术人员的启事，招聘各类技术人员到红军工作。据后来了解，应聘者甚微，红二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中一个也没有。招聘不到原因很多，主要是国民党对苏区封锁很严，没有地下党的关系是很难进入苏区的。
党的关怀，军政首长的重视，使无线电在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沟通联络，侦察敌情，成为红军作战指挥的重要手段。有的红军部队没有军用地图，每日行动路线都要靠上级指示，而这些指示在当时只能靠无线电通信来实施，如红18师有一段就是这种情况。此外，无线电通信还要承担新闻广播工作。对 当时的红军来说，无线电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红色地下交通与赤色邮政
地下交通作为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通信手段，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没有无线电通信之前，它作为我党地下的秘密联络手段，为传递党的指示，护送党的干部，购置运送物资器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有了无线电通信以后，由于无线电器材、人员来源有限，且无线电不可能完全代替地下交通的工作，它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及红军地下交通的建设，以及建立全国地下交通网十分重视。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决定，建立由中央到县的全国性的交通网，其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物资(包括电料)和党的经费。1928年8月27日中央第3号通告说，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是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可见，地下交通在当时不但担负着中央到各省逐级的秘密通信任务，而且还兼做侦察敌情的工作。而护送干部、运送物资器材等任务是无线电通信所无法替代的。
湘鄂西、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展很快，省委至各县的交通相继建立，而且颇为灵便。1928年9月，贺龙致中央的信中写道：接读中央来信，欣喜之至!惟药信历时过久，故有很多的字句没有洗出来，以至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不能完全知道，殊为恨事!红2军团政委邓中夏同志1930年10月15日致长江局转中央的信中说。请派无线电话(台)的同志来，并携带应用电器，又需与中央、长江局约好密码。写信药水送来并示知用法。邓中夏同志1930年9月30日致长江局转中央信中说，红2军团即渡江与红1、3军团会合夺取长沙行动，
于20日拂晓占领监利，得见敌人报纸，载红1、3军团已经退往醴陵，因此，渡江问题不能不加以审慎。长江局1930年10月6日致中央信中说：红3、4、5、8军直攻长沙，红2军团、红16军配合包围岳州，断武汉增援。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全国地下交通网不仅为各级党的组织传递信息，也为军事战役的指挥服务。在无线电通信未建立之前，中央与各根据地及红军间的联络，主要是依靠地下交通网。
湘赣苏区的交通网在当时是很活跃的，它的特点是：一般交通与武装护送相结合；苏区内的赤色邮政与区外的地下交通相结合；地面交通与水上交通相结合。交通站、递步哨、赤色邮政等组成了苏区内部的交通网，而且多有忠实勇敢的党团员担任交通站之工作，使苏区的通信联络、护送干部、运送器材等项工作开展得十分有效。1933年我随任弼时由中央苏区去湘赣，在部队护送并由交通人员配合下，顺利渡过赣江，而且很快就到达了省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
关于这一时期的地下交通情况，湘赣省委对中央有较详细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地下交通的发展情况及如何开展工作的情形。
1932年9月24日，湘赣省委致中央的信中写道：湘赣苏区内部交通已组织赤色邮政，永新、莲花、萍乡、攸县、茶陵、崇安、安福等县交通颇为灵便。最近新喻、分宜等县交通已打成一片，不过有时还要武装护送。与赣南上犹、崇义各县交通也逐渐打通，现在还有近百里的白区还须要少数武装护送。向南与中央苏区的交通因赣州尚未攻下，还有三四百里的白区须要一团以上的武装才能通过，我们与苏区中央局的交通还是非常不便。向北与湘鄂赣苏区虽相隔仅数十里的白区，但是敌人交通要道，目前还要一连以上的武装才能通过，中央文件由我们转湘鄂赣省委是没有多大困难的。我们与湖南特委交通因敌人严重进攻茶陵已打断3个月了，因此我们由湘南经过韶关到香港送中央的文件不知收到否?省委决定派张可同志组织水上交通，以便稳妥运输工作人员、书籍、文件及特别物品。决定在湘潭株洲易家湾选择一个适当地方建立交通大站，成立湘潭到省委的交通线及由湘潭到湘南特委的交通线。湘赣省委。1932年7月给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写道：赤色邮政与交通工作，在过去邮政局是不能按时将信件送到，现在召集了一次全省的邮务会议，切实将邮务整理，并规定在红军作战时增加快班与多建立信箱。1933年6月4日，湘赣省委红5月工作报告中说：此间交通队已练习了泅渡，并在水上可打驳壳枪，将来省委与中央联系，定能更加密
切。任弼时(湘赣军区政委)在1933年7月2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有武装交通队，可护送文件，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革命根据地，在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情况下，利用地下交通有效的传递信息，是很不容易的。1933年2月1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去年9月，交通刘彪在醴(陵)被捕，致省委与中央一时断绝联系，同时刘带去的省委给中央的全部工作报告亦损失。省委久未接到中央的指示，致使湘赣的许多工作不能有很快的转变……中央交通去年11月被破坏一次，在湘潭捉去交通员及工作人员2人，现在虽已恢复，但因交通缺少，交通站没有很好建立，与中央交通要1个多月才能往返一次甚至2个月一次。
我们应该指出，地下交通和苏区内部交通(邮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它是我军军事通信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交通工作人员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作出卓越贡献，这是后人要永久纪念的。
保障不间断指挥
在长征时，部队处于频繁转移运动中，在通信装备落后又短缺的情况下，要保障不间断指挥曾遇到过很多困难。行军途中，为保障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我们主要采用下列办法：(1)派通信员或干部去传送(口头或书面的)；(2)由行军队列的人员接力传送。就是由行军队列每个成员向前或向后传送，按要求完成任务为止，有时后续部队一时掉队，需留人等待；(3)使用军号发出号令或报警。相距远的也用接力的办法，待接收单位用军号回答接收到为止。宿营时一般人员多数可得到休息，但通信战士的工作却非常繁忙，电话人员要架电话，守总机；电台人员要架天线，收发电报(那时的电台只能停止时才能工作)：通信员到达宿营地的首要任务是弄清上、下指挥机关的位置、首长住地，这是执行任务前的必要准备工作，尤其在夜晚时更为重要。一般号令由上往下传送，有时也指定下级到上级领取命令，上下距离远的，则在中途设立或指定转接站。
红2、6军团进到云南以后，曾分成左右两路行进。红2军团为左路经楚雄、镇南、祥云、宾川行进，是白天行军；红6军团为右路经盐兴、牟定、姚安、盐丰行进，则是夜间行军。行动时间由于事先相互未通气，是各自决定的，结果约有1周时间无线电没有联络通。贺龙和任弼时很着急，红6军团的首长也着急，但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我们利用大休息架设电台，与红6军团沟通了联络，才使首长放了心。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据此，军委决定用两部电台(1、6分队)交替前进来保障指挥的不间断。无线电1分队到达宿营地时，无线电6分队即出发；6分队到达宿营地时，1分队即出发，这样反复交替前进来保障指挥不间断。
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军队指挥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长征途中在甘孜会师。会合以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与张国焘反党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党分裂活动，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即随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行动。
1936年9月20日，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红二方面军干部会上所作的《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报告中，对通信联络工作作了精辟的论述，并高度评价了通信联络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军队指挥。所以，指挥员在战地指挥一排乃至上万的军队使之在单一的战略或战术意旨之下协同动作，一是要靠由上而下的命令，由下而上的报告和由此而彼的友邻通报，适时传达情况和指示以使指挥正确而顺利。这就对通信联络在战争中的基本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保障军队的指挥，即作战命令的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保障军兵种之间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密切协同；保障情报的适时传递。刘总参谋长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忽视通信联络的现象和原因以及如何纠正的办法。他说：现在我们各级司令部建设了通信机关及无线电通信、有线电话、乘马的、徒步的、旗语的、号音的种种通信工具，然而还有不能圆满运用甚至忽视它的，其原因在有些同志文化或指挥技能较差，不熟或不习惯于运用通信工具，或以为自己忙于打仗或没有特殊事件用不着通信，因而也疏于维护通信人员及工具，致使其闲散和损坏中断指挥，甚至贻误战机。今后，我们要在教育上先树立重视通信联络的观点，跟着在一切演习或战术作业中插入通信勤务，以养成习惯。这个报告，对于指导我们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实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充分发挥通信联络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关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以及“由此而彼”的联络原则，勾画了一幅战争中的通信联络图，而且在各种战争形式下都是适用的。
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已过去50多年了，回忆当时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后的喜悦，领导者的英明及教诲，战友间的团结友爱，先烈们的英勇战斗，都令我这个通信老战士激动不已。这篇回忆文章，算是我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的先烈和英雄的通信战士所致的一点敬意吧!
(1985年6月)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