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诞生以来，不但武器装备很简陋，通信联络也很原始，一直是靠通信员传递信息。以后，近距离有时可以使用电话了，但稍远一些，还要靠人徒步或骑马联络。

   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就缴获过敌人的电台器材，由于红军战士不认识无线电，不知道它有用，统统都给打碎了。总部知道这个事情后，曾专门发过通知，要求各部队在战斗中无论缴获什么不认识的物品，一律不得破坏，要妥善保管上交。

   一九三0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龙冈战斗中，消灭了敌张辉瓒的十八师后，缴获了电台器材，才有一些被保存下来。王诤同志当时是该台的报务员，刘寅同志还没穿军衣。红军有了这些技术人员和电台器材，立刻组建了自己的无线电队。开始由上海派来的一个同志负责，他也姓王，搞了不到一个月，这个同志政治上很可靠，技术上没有王诤同志强，决定把那个王同志调走，叫王诤当队长，冯文彬同志当政治委员。我到电台时冯文彬同志就在。王诤同志过来后表现很好。因为只有一部收报机，没法搞联络，只抄点新闻，监听敌人电台之间的通报，这可以说是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一九三一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王诤同志照例在收听敌人的电讯，突然听到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的电台与该敌吉安留守处的电台通报，在密码报作完后，漫不经心的敌人用明语谈起话来，王诤同志惊讶地获悉富田之敌将于明晨向东固进攻，他立即同冯政委一道向总部首长报告了这一重要消息。总部首长立即根据敌情进行了战斗部署，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歼灭公秉藩师，以红四军、红十二军迎击王金钰师。在消灭公秉藩的二十八师时，缴到一部一百瓦特的大电台。到这时中央红军就有了两部半电台，那时这部大电台就由王诤、曾三、刘寅等同志携带，随王稼祥等同志留守在兴国后方办事处，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同志携带十五瓦特电台跟随前委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到前方。六月二日，前方总部在建宁收到了从兴国总部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这就是我军无线电通信的第一次通报。曾三同志还用这部大电台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以后电台多了，无线电大队改称总队，下属各电台称为分队。

   无线电队一成立，总部首长就决定训练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到总部后方办事处、红三军团、红四军等电台，同时又从全军各单位选拔学员，开办了第二期训练班。李白同志就是这一期的学员。长征时李白同志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后又被派去作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要就是写他的事迹。象李白同志这样对革命忠心耿耿又精通无线电业务的好同志，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通信战士的优秀代表。

   训练班后来改为通信学校，校长是刘光甫，政委是杨兰史，杨是上海派来的(在延安病故了)，后来政委是曾三同志。在通校的这些同志我基本都认识，如李白同志我很熟悉。第一期学员有两位女同志，李赤华和李建华。李赤华和杨兰史结婚，长征时因怀孕就留在苏区了。李建华东北解放后死在了哈尔滨。她们俩都是江西万载人。第一期学习的胡立教同志我也很熟悉，钱江同志是三期的，江文同志是四期的，这些同志后来都是我军无线电通信的领导骨干。翁瑛(是从上海派来江西的调回上海后叛变了)、宋裕和、伍云甫、杜平、肖华等同志都当过无线电队的政委。成立无线电总队时，政委先是翁瑛，后是伍云甫同志。总队和分队都是一部电台，总队可以管其它分队。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到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就在总队电台上作指导员，一九三四年春调到江西军区无线电十四分队当政治委员。后来我们电台调动频繁，一九三四年六月调到野司跟朱总司令，后来调到陈毅同志那里，又调到三军团六师，这时前后由黄庆元、岳夏、闻述尧当队长。长征前，各军团都配备有电台，而且还有备份的。一九三四年八月，我们电台在，八军团跟周昆、黄甦、罗荣桓同志，一直长征到贵州。后回到三局，三局派了一部配手摇马达的电台去了，叫三十分队，肖开龙当队长。我回到三局后，派我到先遣司令部跟张云逸同志，后来又调到九军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到四方面军。当时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是宋侃夫，政委是伍云甫。一九三五年夏，调我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从此就离开了电台。

   军事博物馆的那台充电机，就是我们电台的。那时我们到四方面军后，换了一部大电台，开始叫九分队，队长是一位华侨，叫刘俊英，报务员有龚兴贵、郑执中，机务员刘玉亭，机工钟昭隆。王诤同志生前专门对我讲过：  “袁光同志，这部充电机就是你们那个分队的充电机。”  

   电台政委在当时是电台的重要负责人。那时译电员也跟着电台，我们当时那个小译电员可能现在在中央信访局，译出电报后都是我首先看后送首长。长征前我看到了一份很长的电报，知道了要离开苏区，很惊讶，也很难过，但不敢和别人讲。罗荣桓同志曾亲自向我交待过，电报内容不能讲，这是纪律，至于如何行动，中央另有通知，到那时就会公开动员。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