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我在四川成都民主大学预科读书的时候，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教员，如孙倬章、董作仁等，给我们讲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使我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孙倬章等人还办了一个《民主日报》，经常揭露和批判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自己很同情他们的看法，订阅了这份报纸，受到许多启蒙教育。
一九二九年，我去上海考入大夏大学本科后，常去上海艺术大学听茅盾、王学文、沈从文这些老师讲课，有时也听到鲁迅先生的讲演，他们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工农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我还接触到不少有真才实学的同学，他们毕业后找不到职业，盛传“毕业即失业”，使我深感旧社会的黑暗。以后读了《共产党宣言》，进一步认识到：自有阶级以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社会上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不甘心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此要起来反抗，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而奋斗。但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剥削制度才有可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是科学真理，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自己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着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一九二九年夏我加入了共青团，同年秋季又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0年春天，组织上同我谈话，要求我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征求我的意见。由于树立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中断大学学习，改学无线电通信技术。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同志来教我，发给我一台练习机，和一套英文字母的电码符号，我每天背记、练习，从不间断，直到把26个英文电码背得烂熟。后来伍云甫同志每周来一次，我们一同练习，有时由我拍发，他纠正我的动作；有时他拍发，给我示范；有时他发我收，看我每分钟能抄收多少字和有多少差错。他除了教我收发报外，还和我交谈思想，给我传达党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组织上还按月发给我生活费，对我非常关心。到一九三一年春天，上级派一位姓王的同志来教我，由于当时处在白区环境，没有详细问他的名子，以后据曾三同志介绍，伍云甫同志走后是委托王子纲同志来教我的。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于领导特科的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决定在特科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都要离开原地址，可能是五月份，通知我到江西苏区去。从上海出发前，给我买好去汕头的轮船票，并告诉我去汕头找一个小商店，这个小商店是我们党的特运交通站，专门为护送去苏区的同志而设立的。我带上介绍信，到汕头后按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交通站。第二天，有一个同志陪我去大埔县，晚上五六点钟到了大埔。这个同志带我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个大山的边沿，这里设有我们的武装交通站，然后由交通站的同志又介绍到另一个交通站，最后送我到了长汀，又走了一天多，才到达瑞金中央局无线电队，这时见到了曾三和涂作潮同志，不久又见到伍云甫同志，他已分配到军委电台去了。从上海到苏区，为了避免家庭受牵连，当时托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家里，说我已跳黄浦江淹死了(用这样的办法来隐瞒我去苏区的真象)，以免我去苏区后，家庭受到牵连和迫害。
几件印象最深的事
第一件事是配合王诤、刘寅等同志，收集敌人情报。当时正值蒋介石调动三十万兵力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我们只有三万多人，敌我力量悬殊，但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调动的情况，我们掌握得比较清楚。这是因为王诤、刘寅等同志，对国民党部队电台用的番号和通报简语都很熟悉，只要在电台上一发现他们的番号，侦听到他们相互之间讲的新去的地点，就知道他们准备如何进攻我们，走哪一条路线。另外，再配合地方上送给我们的情报，对敌人进攻我们的部署，就了解得比较清楚。虽然敌人进攻我们的军队，一般都多于我们部队十倍左右，但他们是兵分多路，每一路只将近一个师，也就是一万多人。相反我们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一路，同敌人一路兵力比较，我们就多过敌人三四倍；再加上选择有利地形，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这就有把握打破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剿”中，我们第一仗消灭了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第二仗消灭了郝梦龄第五十四9币夫部，第三仗消灭了毛炳文第八师约四个团，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接着又打了两个胜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收集敌人电台的军事情报，使我们对敌人进攻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相反，敌人进到苏区，他们想从电台上收集我们的情况，．就根本没有可能，因为我军各部队之间配备的电台，从不互相讲调动后的地名；广大工农群众已发动和组织起来，他们为维护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绝不会给敌人送情报。所以，敌人进到苏区，便变成瞎子，只能被动挨打。
第二件事是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电信联系。从上海党中央派到苏区的同志，任务是建立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络。当时派去的同志中有收发报的，有安装收发报机的。党中央当时还在上海定购了一整套收发报机另件，分成许多包裹，通过交通站转送到江西苏区，原计划由涂作潮同志把它装配成收发报机，但到江西苏区后，经过多次反“围剿”，我们已缴获了不少收发报机，便用这些收发报机筹备同党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从一九三一年夏季开始，就日以继夜地在收报机上寻找党中央电台呼叫的信号，但一直没有效果，要从成千上万个呼叫声中，分辨出党中央电台的呼号，真象海底捞针那样难。同志们心情都由于找不到中央台而非常焦急，一直到了秋天的一个晚上，曾三同志值班，我是协助值班，终于听到了党中央电台呼叫我们的信号，并沟通了联络。这是几个月以来，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立刻唤醒了睡梦中的同志，大家欢欣鼓舞，欢呼庆祝，幸福地渡过了这个难忘的夜晚。
第三件事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是落到实处的。特别是对无线电技术人员非常关心。当时，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常问我：上海最近来电报没有?刚参加红军的王诤等同志，是否习惯了苏区的生活？弼时同志还指示我们：要和王诤等同志交朋友，同他们多谈心。那时红军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对通信技术人员却非常照顾，每月给王诤同志的津贴是五十块白洋。就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因为做无线电技术工作，每月也发给三块钱，比其他干部、战士多多了。王诤等同志由于受到党的关怀和信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工作上非常努力，他想尽一切办法抄收敌人的电报；收集敌情，给方面军首长掌握敌人动向，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他还主动提出不要五十块大洋，而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类似王诤同志这种情况的在红五军团也有几十位同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长征，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最后胜利地到达陕北，为红军的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从红军作战中，我深深体会到：搞好无线电通信工作，对夺取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无线电通信和侦察是一种很好的战斗力。
派往红五军团工作
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倍受歧视，粮饷不能按时发给；部队到南方后水土不服，病员不断增加，死亡数以千计；后来又被红军歼灭一部分。因此，军心浮动，士气低落。“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下，许多官兵要求北上抗日，对蒋介石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在这样形势下，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中共党员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了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受党中央和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个部队起义不久，军委电台伍云甫同志，就要我去五军团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到达五军团政治部，会见了刘伯坚同志，他介绍我去五军团无线电台，到后就同原在五军团电台上的报务和机务人员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以及他们有什么要求。该部队的广大士兵，看到苏维埃区域的干部和部队，帮助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积极参军参战，给红军作后勤，真心实意拥护红军，知道红军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对红军有了好感。通过我们宣传，他们还认识到：“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东北，蒋介石不准抵抗，命令把部队撤到关内，而共产党则主张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反对日寇对我国的侵略；红军是帮助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军队，这个军队的组成人员，大都是工农群众，他们是为了反对压迫剥削和保卫分到的土地，自觉自愿当红军的。红军的官兵关系，建立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亲如兄弟，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关系完全不同。我们还宣传了上级指示，对起义后愿留下的官兵，热烈欢迎，对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热情欢送。经过一番思想工作，五军团的无线电人员，大多数了解了红军的任务和宗旨，以及我们军队的管理方法，许多人都表示愿意留下来。开始，电台负责人有范文谦，荆振昌是报务主任，不久，范文谦被调走，即由荆振昌负责了。荆振昌当时思想很进步，首先带头留下来当红军。由于他和二十六路军电台上的同志，有较长的共事关系，他带头留下来，对其他同志留下来有很大影响，一些有顾虑的人员，也打消了顾虑。在做好军团部无线电台工作的同时，对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收发报机的安装和人员配备也作了详细的检查，各军和军团间、军团和军委总部间建立了顺畅的无线电通信。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