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随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一九三一年在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第五军团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第五路军。那时，我在第五路军十三师搞无线电通信工作，师长是董振堂。他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三民主义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心，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不满，思想比较进步。我们电台离师部很近，董振堂经常到电台来看望，并常和我们几名报务员在一起评论时局，向我们宣传一些爱国主张。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路军进驻江西宁都。当时，宁都城三面都是红色革命根据地，退归南昌的后路又被蒋介石的嫡系朱绍良部堵死，二十六路军困守孤城，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大部分官兵都是北方人，对南方气候很不适应，水土不服，得病者甚多，怨声载道，军心不稳。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几个报务员经常用收报机收听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特别愿意听关于东北抗日的消息，听后就在一起议论。有一次，大家在议论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不抗日还封锁抗日消息?”结论是蒋介石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民众。这时，有个报务员提议： “蒋介石的报纸不登东北人民抗日消息，咱们把从电台收到的消息写出海报，让民众知道。”大家一致赞成，决定由我和报务员陈士吾、杨笑是三个人完成这个任务。具体分工是：我负责收报、译电(明码)，陈士吾负责写海报，到街上贴海报是我们三人谁有空谁去贴。有几次，我在电台收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马占山、苏炳文将军的率领下同日本鬼子战斗的消息后，就马上把海报贴到大街上，见到一些群众和士兵围着看，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几天后，我们三人贴海报的事被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知道了，他把全军三十来名报务员、译电员都召到了司令部的院子里。当时，我们认为这下糟了，闯下大祸了。没想到他向我们讲话时，非但没给我们治罪，还表扬了我们。他说： “几个报务员出海报宣传抗日的事办得好，蒋介石不抗日，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这很好么!今天，你们写海报买纸买墨没有钱，我给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赵博生原来是一个爱国将领，他不赞成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卖国政策。
一九三一午十二月上旬一天早晨，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飞到了宁都上空，盘旋几圈降落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下的手令，到二十六路军抓地下党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同志，因为他们，是二十六路军中我地下党的负贵人，也是宁都起义的组织和领导者。部队起义前，电台早已被命令关闭，我们几名报务员虽不知起义具体情况，但已予感到气氛的紧张。十四日下午，师部通知电台台长杨景文去开紧急会议，他回来对我们说： “今天的情况很紧张，你们不要到处乱跑。”还说： “红军离我们驻地很近，他们岗哨说话我们都能听到……”我们从他的话里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发生。
天刚黄昏，只听到北门外司令部方向响起枪声，街上也戒严了，不大功夫，旅长董振堂带领手枪连士兵，用绳子拴着二十多个团以上军官从我们门前押过。后来才知道，这帮家伙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起义的分子。片刻，大街上便贴出“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 “我们要北上抗日!”的大标语。十五日天刚亮我们电台随大队出发了，穿过宁都城，过了护城河，到河滩上集合，董振堂高声向大家说： “把国民党帽徽撕下来，我们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了!”这振奋人心的声音，回荡在护城河畔，响彻在宁都城上空，从此，我这个通信兵便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二
我们宁都起义部队到红军后，编为红军五军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军。整个部队起义时，带过来八部电台。这些电台大都是没有手摇机，比较笨重的五十瓦电台，到红军后改成十五瓦，仍用发电机蓄电池。当时，还过来一个工程师，名叫刘光甫，以后当过红军通信学校校长。我被分配到红军五军团十三军电台当分队长，政委是李白。后来我因腿患湿疹到后方休养，周维任分队长。待我腿病痊愈后，到基地司令部电台工作了一些时候。长征以前，我调到八军团，不久，就开始长征了。长征后部队开到贵州黎平整编，我调到了总部电台。
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积极策划第四次“围剿”，他派吴奇伟和周至柔带领十几个团的兵力，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企图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我红军五军团奉命扼守长员(延)庙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拖住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战。就在这次战斗中，赵博生同志光荣牺牲了。赵博生牺牲后，部队往下撤时，我们电台正在一个土地庙里。敌人已经下来了，司令部命令电台撤线转移。就在这时，总部电台通知有重要电报，尽管司令部已经命令撤台我们也没有撤。敌人的机枪已经打到我们附近，我们发电机还轰轰地开着，敌人不摸底不敢往下冲。我们就在这紧要关头抄收了一份总部的重要电报，赶快把电报送给军团部后，我们电台才转移。
在反四次“围剿”时，一、三军团打的是江西黄陂敌军，我们打的是东陂陈诚指挥的敌十一师。一、三军团消灭了敌五十九师以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带了些人逃跑到一军团电台附近山上隐蔽起来，他们化装成士兵，企图逃走，结果被一军团电台上的人员把他们俘虏了。
我们部队在东陂把敌十一师的师部打下来以后，缴获了全套十五瓦电台，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当时运输困难，朱总司令亲自动员总部人员来背武器，每人背四条枪。
长征到贵州后，八军团编散。我调到军委六分队工作。红军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会合，在两河口会议后，组织上把黄萍、聂鑫和我调到四方面军电台去了。我去的电台是个机动台，王子纲同志给我们起个名叫“长腿溜”。后来，和二方面军会合时，我又调到罗炳辉同志的三十二军电台工作。在四川雅安南，去接二方面军时烧了两个真空管，被撤了职，调到二局工作。一九三七年部队到了保安，王诤同志才把我调到三局五十一分队当报务员，队长是陈士吾。
三
在中央苏区的艰苦条件下，我们搞通信的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如，充电机用缴获的汽油，没有汽油就用洋油，洋油也没有就用樟脑油。蓄电池极板坏了，只用正极板，把负极板去了。干电池没电了，放到盐水里泡。有些器材坏了，都是王诤同志亲自动手修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路上，搞通信工作是比较艰苦的。部队行动时，除了靠一般的侦察手段外，还靠技术侦察。各部队把当地情况和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后，才发敌情通报。然后，才能确定明天的行动方向。部队一到宿营地，我们电台就开始紧张地工作，一般情况是，上半夜抄收下面各军团有关宿营和敌情的电报，等到二十三、四点钟左右，又开始抄收军委的电报。
我在五军团时，部队总是打阻击战，在长征路上打了一路后卫，是比较苦的。过金沙江时，为保证一、三军团先过去，朱德、刘伯承同志亲自到五军团动员在后面堵截敌人。待一、三军团和军委都过江以后，我们五军团才过去。
尽管长征是艰苦的，条件是很差的，可是，对通信工作军委却非常重视。红军的通信工作在王诤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王诤同志亲自组建了通信学校，设立了无线电、有线电、司号、旗语、鸽子通信等专业。后来，王诤同志培养的一、二期学员都分配到各师电台去工作，成了我军的通信骨干。在红军时期，还建立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主要任务是收集各军团的一些破烂器材，到材料厂进行修理，再生。对各部队通信器材的补充，起了很大作用。
四
一九三八年春，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到三局，办公室里就他一个人。他向我交待了新的任务，叫我立即准备出发，到敌后的苏鲁边区去，并带十五瓦和三瓦两部电台，给我带两名见习员和一名电话班长。当时，我感到两部电台三个人太少，要求多给几个人。王诤局长对我解释说： “现在正是全面抗日战争的时候，各路军都开赴抗日前线，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人员十分紧张，你到敌后自己去发展吧!”接着他说： “我给你一本教材，你可以拿这个教材去培养学员，扩大通信队伍。”临走时，他指示，出发时党内文件不许带，还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并叫我路过西安时可买些电信器材。次日，我带领小分队从延安出发，第一天在耀县过夜，第二天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西安后，我才知道有的是从抗大和陕北公学来的，有的是从延安党校来的，还有直属单位的，各编一个组。我们和卫生人员编一个组，共四十多人，由霍士廉同志负责。在西安领了国民党行营的护照，乘陇海铁路火车，到河南的兰封火车不再前进了。因徐州前线台儿庄正在激战，所以我们改为步行，向山东方向前进。雇了两个手推车，运着一些笨重物资，经过曹县直向山东的泰安西部走去。到了泰安只好等到夜晚才偷偷地在大汶口以南的桥洞下潜伏通过，在泰安东部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第四支队(这支部队过去叫八路军山东独立一师)，这个支队活动在沂蒙山区。
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通知我派一部电台随高景纯、王文同志去胶东的蓬、黄、掖一带的游击队去。我们留下这部电台和陕北联系通报。机器架好后。发现手摇发电机不发电。只好改用干电池，由原来的400伏，改为180伏作屏压供电，电子管由“71A”改用“31A”，减小了发射功率，再把天线架高，方向对着陕北，经过多次呼叫，终于在夜间二十三点把延安叫通了。这一改革，使我们在游击区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增强了信心。
到游击区后，我先收集通信器材，接着用自己试装的小型无线电收发信机，办报务训练班。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经武同志带吴克华支队来山东，也带来一部电台，并给我带来一部手摇发电机。一九三九年徐向前、朱瑞等同志到了沂蒙山区。又带来一部电台，还带来了吴德山、黄萍、曹义忠等电台人员，部队编为一纵队。这时，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划分为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路西各军分区，徐向前、朱瑞同志分任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司令部成立了参谋处，罗舜初同志任参谋处长，我调到三科任科长。各军分区都成立了三股，有的设股长，有的设通信主任，并配上了一至三部电台。在有线电方面，也采取培训人员、收集器材方法，成立了电话连、排、班。电话除临时用皮线架通外，还用缴获敌人的电话线武装自己，在分区内形成了小的电话网。到了一九四一年还建立了侦通站，负责侦察和通信工作，虽分驻各个要地，也隶属于通信部门领导。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