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三军早期，没有无线电台，只有个几十人的交通队。当时的通信工具仅有少量的电话机、电线等。
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从打江西的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以后才开始的。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有个龙岗大捷，在总部统一指挥下，黄公略军长带领我们活捉了张辉瓒，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武器，还缴获了收报机、发报机、充电机、蓄电池等。这些新奇的战利品，我们的同志不知道是啥东西，被弄坏了(收报机是好的)。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感到可惜，便向全军发布了一项命令：今后凡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王诤同志到了红军后，修好了缴获的电台，才把无线电通信搞了起来，所以王诤同志对无线电通信建设是有功劳的。我们的电台开始工作时，只抄收一些新闻，后来抄收国民党军队电台的电报，使红军搞到一些用侦察兵侦察不到的情报，并且发展成为技术侦察工作。
一九三一年初，红军总部从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条件好的年轻人到无线电训练班来学习报务和机务，他们学习时间虽然短，但后来都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队伍的骨干。那时，总部首长对无线电通信是很重视的。因为红军各部队之间的通信，包括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之间的联系，还有收集国内外的消息，都要靠无线电。特别是第二次反“围剿”以后，缴获敌人的无线电器材越来越多，我们的通信队伍也就逐步扩大起来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我调到红三军担任无线电队的政治委员。电台队长是朱虚之，报务主任是胡立教。我去之前的政委是张兴同志，他原是红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后任红三军直属党委书记和电台队政委。他调走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任红三军直属党委书记、电台队政委，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二年四月打漳州以后，红三军编为一军团建制，我调到一军团卫生部当政委。一九三四年十月，广昌战斗后，又把我调到一军团无线电队当政委兼军团直属队党总支部副书记。下面，我想着重讲讲红一军团长征中电台队的政治工作情况和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想尽一切办法，使电台能跟着首长，及时完成通信任务
我们一军团的无线电队主要由报房、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组成，全队有一百多人。电台队长是海风阁，政委是我，报务主任是林辉士，机务员是伍子云等。
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央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电台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个收报机和一个发报机就有四十斤重，六十斤重的蓄电池就有六个，还有一个充电机，有九十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全靠运输排同志的两个肩头，挑的挑，抬的抬，把整个机器运走。
为了保证军团首长一到宿营地马上能与中央军委联系得上，我们把运输员中体力最壮、政治上最强的放在第一班，保证重点。首先，是挑四个人抬九十斤重的充电机，因为只要这个家伙不掉队，什么险山恶水都能通过，其它的也就好办了。再就是收发报机，也要选两个运输员轮着挑，它们份量虽然轻，可是电子管震动不得，必须十分小心，其它二、三、四班负责电瓶、-汽油运输。这些当然不是不重要，而是比较好运一些。
除了运输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好爱护机器的教育。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多余的备用品，有些小零件也很不齐全，别说丢失，就是损坏一件也无法修理，马上就不能通报。为了使同志们认识无线电通信工具对作战指挥的重要性，我曾把在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一段故事反复讲给大家听。那时红三军在老营盘打了胜仗，消灭敌蒋鼎文部队数千人，可是军部无法和总部联系。军长黄公略同志令我们带一个警卫连去总部送报告，那天，我们翻山越岭，汗流浃背，跑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才找到总部。这说明靠徒步通信，对指挥作战是多么不方便。同时我还着重说明电台是革命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如果因我们粗心大意而丢失、损坏，那就对不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们。这样激发了同志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认识到这些机器是如何来之不易，不但是一挑值千金，简直是千斤难买一肩挑，从而加强了对机器的重视和爱护。说句老实话，那时每当遛到险情时，我总是提心吊胆，但大家都很自觉，爱机如命，才化险为夷。比如到番拦坝那天，要通过一个象水坝似的石壁，这是必经之路。人要通过必须象坐滑梯那样溜下去，牲口要把鞍子卸掉，一匹匹地推下去，闹不好就把牲口的腿摔坏。可机器经不起这样大的震动，怎么下去呢?经过商量，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用许多毯子把机器包好，以免震坏，后由两个体格最强的运输员在前面用背把机器使劲顶住，石壁上的同志再用绳子把机器拉住，使人和机器同时慢慢滑下，这个石壁就这样安全通过了。经过这次惊险的行动之后，同志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给运输排取了个光荣的外号：“老虎排”。还有全州掩护战那天，我们刚发完了电报，正从一个树林中走出不远，被敌机发现了，这架飞机直向我们俯冲过来。当时我们正走在一道田垅之中，后退不能，疏散也没有地方，任何犹豫都要遭到伤亡。我便命令部队快速到前面一个树林里去隐蔽。同志们尽管抬着几十斤重的机器，都象箭一般穿过了田垅。等敌机投下炸弹时，我们已进入前面的树林中去了。
二、保证部队有旺盛的士气，尽量避免减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连续击溃了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省敌人的堵击，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就在这段艰苦的行军作战中，有少数战士讲怪话，个别的把什么“孤没绝代”、 “走苛走绝”呀等家乡土话骂了出来。还有十多岁的小警卫战士，背上全副武装，第一次经历这样急行军，因脚肿或生病跟不上队了。我们开会研究，提出了两点措施，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宣传每次胜利的意义，每个人对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时军团政治部出版一张油印的《战士报》，每逢革命节日，如纪念列、李、芦(列宁、李卜克内西、芦森堡)和“五一”、 “七一”、 “八一”、苏联十月革命等节日，《战士报》都发表纪念文章，阐明当前的任务。每次战斗胜利之后，也有专门宣传的文章。我就依靠报纸作教材，使报纸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此外，最重要的是进行现实教育。比如，我们进入贵州时，看到当地人一个个穷得干巴巴的(他们称呼自己叫“干人”)，许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当地民谚说：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家无三两米，身无三分银”。我们便用这些生动的事实说明，为了穷人翻身，必须彻底革命，以及干革命必须不怕苦，还要准备牺牲一切的道理。我们还经常讲革命的前途，讲共产主义是天堂，讲党的纲领，边行军边讲道理，抓紧一切机会进行政治教育，依靠党员做思想工作，使同志们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愿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行军当中唱歌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唱一支好歌曲，真可以顶上一堂政治课，它是我们政治工作的一件宝。比如爬山走累了，唱上两支雄壮的歌，顿时就好象减去几分疲乏。冬天行军唱上两支热烈的歌，便会觉得暖和起来。当时我们的歌曲很多，不但有老的，还有随时编出反映现实生活，配合当前任务的新歌。真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该唱什么就唱什么。比如在遵义打了胜仗，我们就唱“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烟枪丢掉”。过金沙江时就唱“金沙江流水哗哗响，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过草地时唱“红军战士呱呱叫，万里长征不辞劳，艰苦来奋斗，天险的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粮食少，一齐战胜了”。在青沙咀打甘肃反动军队的骑兵时，就唱“敌人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越大越好打，排子枪，快齐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
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之外，我们采取的组织措施是：加强收容工作，以减少部队减员。我们规定每班，如果有跟不上队的同志，先由班长、排长督促跟上，若实在跟不上，就帮他背东西。总之，机器不能掉队，以保证随时通信联络。但是有的徒手还跟不上，就由我带领卫生员陈仪、通信员李云辉、饲养员冯桂林和勤务员小张，每天走在最后负责收容。组织上规定我有匹马，实际成了“收容马”，每天驮着重病员前进。
我们收容工作的确是相当艰苦的。一行军时走在队后收容的有五个人，每天过了中午，勤务员前面去准备宿营，要先走一个；有时马上驮着重病号，饲养员牵着牲口走了，又走一个；假如这天病号多，卫生员要先到宿营地为病号换药送药，这又要走一个；最后，实际上就剩下我和通信员两个人了。而每天的规律是上午掉队的少，下午掉队的多，夜行军掉队的就更多。我通常是在部队到达宿营地，都吃了饭、睡了觉以后才赶到。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只要我到了宿营地，一切机器、人员保证到齐。其中对我印象最深、也是最疲劳的一次，要算过金沙江了。那是一九三五年春，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们沿金沙江畔前进，江边上哪里来的路，尽是些沙子和石头，踩在上面，烫得脚心火辣辣的。那天，又吃了云南的碗子糖，口渴的要命，一路又没休息。在此情况下，掉队的越来越多，白天还好收容，一到天黑，有的疲劳不堪或生病了，就往村子里找个地方休息，有的干脆躺在屋前屋后的草堆上睡起觉来。我只好带着收容人员，挨村挨户的检查。就这样和部队的距离愈拉愈远，整整两天，我没有闭过眼，也没有好好歇口气。加上沿途不断向掉队的同志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我赶到金沙江边的渡口，一看军团首长派的教导营等在那儿接我们过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感到浑身轻松。在清查人数、机器到齐之后，我便重新组织安排好准备过江。这时，我的两腿忽然发软，而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就躺了下去。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志们吃完饭，才把我唤醒。我一面招呼部队上船，一面吃饭，最后登上了渡船。在长征途中，象这样的情形是不少的，但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三、做好技术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习惯红军的生活
电台的任务是每天一到宿营地就架线工作，收报发报。而在电台工作的队长、报务主任、报务员、机务员都是技术干部，如果对他们团结不好，就会严重影响通信工作，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又不那么容易，必须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觉悟和性格特点进行工作。比如海风阁队长技术比较好，每当天气不好，报务员值班碰到困难总要找他解决。他听党的话，只要把情况向他讲清楚，他便坚决完成任务。他那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一直很信任他，我做什么工作，让他知道，有时还征求他的意见。除了政治上的关心外，生活上也尽量照顾。比如，他是回族，不吃猪肉，我们就设法给他弄些鸡鱼吃。机务员伍子云环境顺利时情绪就好，碰到困难时爱背地说些不满意的话。但他很佩服队长的技术，我常通过队长去做他的工作。这个人生活比较讲究，军团有时分来的用品先尽他挑，纸烟也多给他点，政治上多关心一点。这样，就使得电台在技术方面得到保障，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我曾写过一首诗： “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四、保证好部队的吃饭和走路
这是电台能及时完成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办法是发动群众，重点则是做好管理排的工作。
管理排是我们无线电队这部“机器”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管理排长王恭清每天为保证同志们吃饱饭，不知比别人多跑多少路。炊事班的十多个同志，除照常行军走路外，还要挑油盐菜盆和行军锅灶，不论什么时候到宿营地，都要做三、餐饭(到宿营地吃一顿，出发前吃一顿，还要带上一顿)，因此经常通宵不能睡眠。我记得有个叫黄庆霞的炊事员，是我们全队中年岁最大的，同志们喜欢称呼一声“老同志”。他常说：“我有什么老，你看我哪点不行?”他工作非常好，还很关心运输排。他说：运输排是重活，饭吃不饱，怎能抬走机器。我记得到余庆城那天，正是过年，部队提前宿营准备晚上会餐。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把从江西带出来的好衣裳也换上了，准备吃一顿，乐一场。可是，军团司令部突然来了一个命令，要我们下午出发，到乌江边去执行任务。当时整个军团直属部队都在欢天喜地的准备过年，就只有我们无线电队走，同志们的情绪有些别扭。我立刻叫管理排长把会餐的菜都做出来，提前中午会餐。然后向部队宣布了命令，动员了一下。当同志们了解到任务的重大意义之后，就精神抖擞地出发了。这天全队人马按时到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措施。比如草鞋，每人都要准备两双，并且一有空就组织大家打草鞋，每到宿营地每人要用热水洗脚等，对保证行军跟得上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靠领导的关怀和部队的支持
在伟大的长征中，要保证通信联络及时畅通，没有军团首长、领导机关和同志们的关怀，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关怀，不是哪一位领导而是所有的领导，不是哪一方面而是各个方面。比如每次重大任务和行动之前，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总是亲自嘱咐如何向技术干部进行教育。在行军中，派青年干事或俱乐部主任来帮助工作。沿途整个部队为我们一点一滴地收集汽油。，特别是看到我们抬着机器赶路，路旁的部队总是为我们让路。宿营地房子少，哪怕只有一间牛棚，连军团首长都露营而把棚子让给电台作报房。在生活上给技术人员若干特殊照顾。当时我们都没有津贴，对从旧军队来的技术人员发一些津贴，给的是银元，让他们买东西吃，还可以下馆子。海风阁喜欢吃饺子，就可以去吃上一顿，有时我还沾光吃一顿。报务人员值班还有夜餐费。军团政治部还经常把没收土豪的谷子，先按我们需要分，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猪，挑最肥最大的给我们。总之，我们这些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红色战士，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部队减员最少，思想炼得更红，技术炼得更精，身体炼得更强；没丢失一个零件，使机器完整无损，做到了随时随地都联得上，保障了军团领导的作战指挥。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历程。在吴起镇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军团部对我们无线电队给了较高的评价。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从十月底开始，我们电台就直接跟随毛主席行动。记得在甘泉下寺湾附近一个村庄里，部队集合等着跟毛主席出发，当时天正下着大雪，毛主席一到，我说：欢迎主席给我们讲话。毛主席微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的长征已经胜利结束了，马上就要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你们见到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要骄傲。毛主席的讲话使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一九三六年春，我们跟随毛主席渡河东征，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