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史,我考虑应从六军团在湘赣苏区时写起。因为,红二军团在洪湖苏区,党中央虽然从上海派过一部电台,但由于洪湖苏区的环境恶劣,在突围转移中埋掉了,电台人员也失散了。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是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时建立的,但它又是伴随着红二、六两个军团的扩大和湘赣、湘鄂川黔两个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红六军团是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一九二九年初春,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五军,离开湘赣苏区后,由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井岗山斗争。因形势需要,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将独立一师和三师改编为红八军。一九三三年六月又将红八军整编为十七师,并同十六师、十八师一起合编为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领导。

      红六军团的第一部电台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派阎知非、周德元、张有年等同志随肖克军长带十五瓦电台一部,到湘赣苏区工作。此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我军在茶陵、莲花两县交界处的棠市与敌人作战中缴获了五瓦电台一部。同年六月,中央军委又派江腾芳(江文)等两同志带五瓦电台一部,随任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工作。任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后,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为了加强电台的领导,军区决定阎知非为湘赣军区大电台队长,江腾芳为政治委员,五瓦小电台放在前方,由张有年任队长,周德元由大台调小电台任政委。

     由于形势发展,电台技术人员缺乏,阎知非、江腾芳、周德元、张有年等同志对培养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工作抓得很紧。他们一到湘赣苏区,就着手开办训练班,十二月在永新县城开办了第一期。这期学员共八人,现健在的只有彭富九和孙志高(孙勇)两位同志了。三十年代无线电是一种新技术,加之革命的急需,省委和军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选调一些优秀的青少年学习这门技术。冯文彬同志当时是共青团中央派到湘赣苏区的中央巡视员,他当过中央军委无线电队政委。他到湘赣苏区后,就向省委建议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并亲自选调学员。第二期训练班也是在永新城开办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学。,我是这期的学员。这期的同学有旷泉吉、肖荣昌、曾纪砚、康元芳、李继生、胡义生。曾纪砚同志于一九三八年派往蒋管区工作时,在西安被捕,英勇牺牲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以百万兵力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肖克同志率领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十七师进到九江一带活动,省委、军区驻地的永新城部队很少,湖南军阀何键的军队乘虚而入,很快占领了永新县城。

     二月二十八日敌人占领了永新城,当时我们电台的大部分同志都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天是星期六,党团活动日,到驻地附近去做群众工作。我们电台驻地距永新城三、四里路,我和彭富九等几个同志去做群众工作。下午四点多钟回部队,在途中看到有许多军队渡河,向永新城南门前进,开始我们以为是红军学校的学员从井岗山演习回城关,后来越看越不象是我们的部队,我们几个人便跑步回队。一到家就看到黎东汉同志在领导监护排拆天线,收电台,江腾芳政委在给任弼时同志打电话,请示电台怎样行动。任弼时同志当时指示说:敌人已从南门进城,省委出东门向石灰桥方向撤退,电台不能进城,要绕过北门向埠前、象形方向撤退。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我们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的同志们非常沉着,挑着机器,抬着充电机和电瓶向埠前大道前进。我们训练班随大电台当晚到了北乡的象形区住下了。第二天才知道省委、军区领导机关已安全抵达石灰桥的对岗村,我们这期训练班就是在这里毕业的。这期的教员只有王永浚同志一个人,全部课程都是他担任。他为人和气,和学员们相处得很好,我们都很尊重他,亲切地称他为王教官。学员们毕业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走上工作岗位。我和曾纪砚同志被分到十七师,组织要我们自己到永新东乡找部队,因为肖克同志得知永新县城失守的情况后,率十七师从九江一带日夜兼程地赶回永新,正在途中。我们两人在东乡找了几天,才在高头桥找到了十七师。电台的队长是张有年同志,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从此,我开始做无线电技术工作。

     由于敌人的“围剿”,湘赣根据地已经缩得很小,省委、军区和部队都集中在高桥头、石灰桥、白露、水里一线。主力部队坚守金华山,这时领导机关都住在一起,不分前后方了。大电台和小电台都住在对岗村。

     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紧,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湖南的中部挺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七月某日的下午,我十七师从药子山经水里、白露向梅田村后山撤退。当我们电台撤到后山休息时,正好碰上了我的父亲,他从牛田巡视工作返回五区路经这里,看到我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战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更好地为党工作。部队走了,地方工作会更加艰险,但我们一定坚持斗争。我相信你们一定还会回来的。”我就这样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亲爱的父亲,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我们部队这次撤离湘赣苏区后,由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地方党遭到严重破坏,无数同志壮烈牺牲。我父亲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捕,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杀害。  

      敌人占领永新县城后,继续向我主力部队进攻,这时我红六军团不到一万人,在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下,作为中央的先遣部队转移到永新县的牛田山区集结,在这里开了动员大会。我们走时,给湘赣临时省委留下一部电台,队长张玉山,报务员赵瑾、黎仁。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电台下落不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我军从牛田出发经遂川突围,开始长征。我军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转战千里,于八月十一日进至湖南的桂东,随之占领新田。二十三日由新田急行军,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准备抢渡湘江,因敌人先占渡口,后面的敌人又追上,二十四日三时,我军只好中插湖南著名的阳明山。晚七时,全军在半山大庙附近露营,军团长肖克同志指示电台立即架线与中央台联络,我们电台立即进到大庙架线,很快与中央台沟通了联络。第二天下午,部队下山,直插湖南永兴县,在湘江上游架桥抢渡。因敌机轰炸,部分同志从桥上过江,大部分部队凫水而过。过江后进到广西境内,因敌人前堵后追,我军又返回湖南道县。湖南敌人又追来,又从道县进到广西全县,就这样与敌人在这一带周旋,十月二日才进到贵州的黄平、石阡、印江一带。我们电台住在甘溪附近的一个镇子里。这时我红六军团距红二军团驻地已经很近了,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心情非常激动,盼望早日与红二军团会师。

     与红二军团会合前的一周,是艰难中最艰难的时期。因为围攻二军团的敌人在前面阻击,紧追我们的敌人也赶到石阡、印江附近,部队仅在一座大山周围旋转。此时,我红六军团只有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才能与红二军团会师。七日上午,我们进到距二军团一百多里的地方,前卫部队四十九团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十五日首先与红二军团会合。我主力部队被分割,五十一团由郭鹏团长率领,被敌人包围在一座大山上。军团部和其它部队前面受阻,后面又有敌人尾追。这时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向左侧大山前进,因没有路,行军特别困难,全军所有的牲口和驮在牲口上的东西都掉到山沟里去了。这里虽离二军团很近,却远似千里,特别是二军团又没有无线电通信工具,会师的困难就更大了。部队因日夜行军作战,吃不饱饭,病号多,掉队的多。有一个晚上部队在行军中疲劳不堪,实在走不动了,整个一条大山沟都睡着人,王震同志亲自作思想工作,同志们听了以后,精神大振,继续前进。一个晚上,部队在通过石阡、江口大道时,肖克同志将红军学校的学员放在左侧山上阻击敌人,掩护电台通过公路。他非常着急地等着电台通过,一直询问电台来了没有。我们电台人员从山沟到公路上,看见军团首长亲自在公路上等着电台,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很快就通过了公路。电台一过,肖克同志就离开了公路,当我们电台下到一个很大的山沟时,部队停止了行军,军团部下令电台轻装,我们立即将宁都暴动带过来的唯一的一部充电机和电瓶埋在这条山沟里(这部十五瓦大电台,因没有电源就不能发讯了)。然后继续行军,出了这条山沟,是条大河,过了河又要上山,上到山顶天已大亮。部队很快突破敌人重围,进入到二军团地区,看见到处贴着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标语。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从一百多里以外的地方赶来迎接任弼时、肖克、王震和六军团的同志。胜利会师了,大家心情万分激动。湘赣苏区的同志都知道贺龙同志身材高大、威武,留着八字胡。那天他戴着礼帽,身穿长褂,手拿大烟斗,关向应、夏曦等同志随在后边,大家热情握手后,跨马回到营区。当时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都这样想,这次会师了,一定能在贺总领导下的根据地休息一个时期。两个军团会师的第二天晚上,在川黔交界的南腰界开的会师庆祝大会上,贺总说:今天两个军团胜利会师了,我们欢迎你们,到了贺龙的地方,想休息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没有想到,贺龙的后方就在脚板上,我们还得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会师庆祝大会开完后,两个军团的首长认真研究在哪里开辟根据地,贺总建议到湘西地区,其它几个领导一致同意,都认为:湘西原来就是贺龙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地区,贺总在这个地区有很高的声望;敌人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比较薄弱,当时中央红军已由江西革命根据地转移,进行长征,到了湖南的南部,湖南军阀何键正集中全力对付我中央红军;湘西有掌陵山做依托,进可以威胁沅凌、常德,退可以凭借湘鄂川黔的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特别是湘西的群众基础很好,易于发动,进行武装斗争。因此决定向湘西进军。

     为了统一对二、六军团的指挥,决定将一部半电台放在总指挥部,半部作侦听使用。从南腰界出发,我们电台就到了总指挥部。

      贺总对电台非常关怀,亲自下命令给电台抽调牲口,专调一个警卫连保护电台。有一次贺总对我们说:我们在洪湖苏区时,有一部电台,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一九三二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把它埋在江边了,后来与中央一直失掉了联系。没有电台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央红军怎么样。没有电台吃了亏啊!所以我们跑到山沟里来了。现在有了电台,能与中央联络,还怕么得呢!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很快开辟新的根据地,以吸引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也就不可能消灭更多的敌人。野鸡要有一个山头,白鹤要有一个滩头,部队没有歇脚的地方是不行的,我们离开洪湖,又丢掉了电台,苦头吃够了。

      十一月初,部队进到湘西地区,七日占领永顺,湖南军阀陈渠珍惊恐万状,立即纠集湖南周燮卿(外号周矮子)、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皮德培、杨克昌两个师,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尾随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一下了将我军吃掉。军团领导在永顺城天主堂召开了会议,决定诱敌深入,放弃永顺城,攻打龙家寨。战斗在十万坪打响,激战三天三夜,首战告捷。敌人大部被歼,俘敌两千多,缴获电台一部。还活捉了龚仁杰的参谋长。周燮卿、皮德培、杨克昌带着几个随员仓惶窜逃。龙家寨这一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军军威大振,民心大快,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

  十六日战斗结束后,二军团向永顺方向追击逃敌,收复了永顺。六军团从十万坪两侧的山上押着大批俘虏向龙家寨开进,在西头的河滩上集中。战斗刚结束,部队要乘胜追击逃敌,总指挥部的直属队不能进镇宿营,与部队二起在河滩上休息。我们电台的同志按照政治部的指示,深入到俘虏中做宣传教育工作。我们的侦察台早已侦听出周矮子旅设有电台,这时又发现一个战士弄到一块45V大B电,就决定查找敌人的电台。经过细致的调查,一个俘虏兵告诉我们,在俘虏中有电台队长,姓杨,是个白面书生,中等身材,不胖,长的很端正,胆子很小。我们听后,立即要这个士兵带着去找,开始他不敢带,经做工作后,才带我们去了。他站在距杨队长很远的地方指着说:站在那行中间低着头发愁的那个白面书生就是杨队长。我们走到杨队长的面前,喊了一句“杨先生!”他听了一惊,面色变白,很害怕。我们便把他叫出来,向他交待党的政策,解除他的思想顾虑,他这才承认他是杨队长。我们进一步询问电台情况,他沉闷了很久才说:电台在龙家寨的后山上,有一个班看守着。我们当即派监护排的李排长带杨队长来到后山,由杨队长喊话,未经战斗,很顺利地将电台和人员俘获了。由电台人员缴获敌人的电台,在我军这还是第一次。当天我们电台热烈地庆祝了这个胜利。增加这部电台后,我红二、六军团就解决了前后方的通信联络问题,首长决定将这部电台放在总指挥部,将总指挥部的电台调到前方,将那半部电台作侦察使用。张有年同志和我带原指挥部那部电台,随部队攻打大庸城,战斗打得很好,二十四日占领大庸,我们电台一早就进城,住在大街中心处。随后大电台也进了城。总指挥部住在天主堂。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二十六日在大庸城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革委和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革委会主席兼军区司令。为了保证指挥通信的顺畅,将电台做了调整,从六军团带来的那部电台,机器性能比较稳定,随肖克、王震同志在前方。这部电台有彭富九、旷泉吉、曾纪砚、康元芳、边忠福等同志,彭富九任队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率省委、军区。领导机关和红军学校由大庸.转移到永顺塔卧。随总指挥部的大电台有阎知非、江腾芳、胡鹊、龙振彪、黎东汉等同志,阎知非任队长,江腾芳任政委。张有年、孙志高、肖荣昌、王永浚、贺回仔、王永祥等同志在侦察台工作。我和龙家寨过来的那个杨队长住在一个房间,对他进行了一些帮助和教育。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电台的增多,技术人员就愈感缺乏。我们又利用战斗空隙,在塔卧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开学,翌年四月毕业。学员有黎东汉、颜吉连、刘细晚 (刘宗舜)、江天生、贺保里、刘华生、贺家泰等同志,这期的主要教员是那位杨队长,我们也兼任报务教员。我们到塔卧后的一个多月,任弼时同志亲自对我们说:中央主力红军准备与我们会师,你们电台要特别注意与中央电台的联络。这时电台人员少,联络对象多,又要兼任这期的报务教员,任务很重,很辛苦。

  我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调正规军十一个师,又派四个旅,约十一万人,分六路对二、六军团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党中央得悉敌人的作战计划后,指示成立军委分会。此后,我军即转入连续反“围剿”斗争。四月十二日,我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在退出塔卧时,我们电台将充电机和不能带的东西埋掉了。十三日,部队进至陈家河附近时,突然与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遭遇。该敌处境孤立,配置分散,我军抓住战机于十四日全歼该旅,缴获电台一部。乘胜追击,十五日又打桃子溪的敌人,这一仗歼灭陈跃汉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缴获电台一部。以上缴获的电台稍加修理,都能使用。这时组织决定旷泉吉同志担任队长带桃子溪缴获的电台到省委工作。我担任队长带陈家河缴获的电台到十八师工作。十八师师长张正坤,政委晏福生,这两位领导对电台很关心,经常到电台询问情况。除了在各方面照顾外,还及时给我们分析形势,提出要求。有一次张正坤师长对我们说:总部分析了两湖(湖南,湖北)敌人总的情况,湘军已收缩阵地,加强固守,兵力比较集中,与红军作战的经验较多,战斗力也比较强;鄂军的兵力较少,多为北方军队,不善于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弱。军分委决定我军改变主要作战方向,转为对湘军采取守势,对鄂军采取攻势。我们要向西北方向经永顺、龙山进入湖北的来风、宣恩,并要我们电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注意对总部的联络。

 六月九日我军以部分兵力包围宣恩,围攻龙山,准备歼灭增援之敌。此时我侦察台收到湖北剿总司令部给西路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的电报,这封电报将敌人的行军路线、行军序列、旅部和师部休息地点,规定得很明确,并指定四十一师十一日中午进入咸丰县忠堡地区大休息,做午饭。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看到这份电报后,下决心歼灭这支敌军。我主力部队从宣恩、龙山出发,一昼夜行军一百三十里,于十日拂晓占领忠堡周围的山头设伏,敌全部进入忠堡时我军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歼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特务营,活捉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缴获电台两部。这两部电台都是用手摇发电机发电,输出功率十五瓦。战斗结束后,将这两部电台送到总指挥部和六军团司令部。缴获的这两部电台不仅机器无损,两个台的队长和报务员全部过来了。其中有刘法墉和彭洪志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我十八师围攻龙山县城。二十八日攻打招头寨,配合十七师堵截敌李觉的十九师。战斗结束后,我师于八月三日设伏于板栗园地区,歼灭敌八十五师,击毙师长谢彬,解放了宣恩城。

 我师完成围城打援的任务后,又乘湖南军阀李觉军队调往湘西之际,乘胜向石门、津市、澧州一带进军。这时旷泉吉同志带的电台因机器发生了故障,组织决定我带电台和全台人员离开十八师,到省委工作。此时省委、省政府住桑植城,由张子意、陈希云等同志主持工作。因为主力部队都在前方,城内只有一个营,电台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城外土匪非常猖獗,夜间经常来袭击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开始在城墙脚下住,天线架在城墙上,土匪总是夜间把我们的天线割断,无法工作。我们只好搬到离省委很近的地方,住在桑植城中心的街道民房里。

  二十七日我军占领了湖南的石门、临澧、澧州、津市,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巩固其统治的中心区域,又于九月上旬,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在陈诚的统一指挥下,对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在这以前,我红二、六军团已有两个多月与中央电台失掉联络,只知道一、四两个方面军已胜利会师,后来在敌人的报纸上看见我中央红军已进到四川的天全、芦山一带,军团首长要我们电台特别注意与中央台的联络,我们每个报务员都非常小心,按时呼叫与守听,直到九月二十九日夜间才叫通了。任弼时同志当即用密码回电,内容是:“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可是我们联络的这个台已不在中央军委了,已调到左路军。这份电报因此而被左路军电台收到,张国焘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名义电告二、六军团,  电称:  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任弼时同志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为委员,一、四方面军于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我们在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与这部电台联络。原来九月中旬以后,中央主力红军与四方面军分开时,密码留在红军总司令部。当时我红二、六军团并不知道上述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非常关心二、六军团的行动,但无法联络。

 九月中旬,我军主力撤离津市、澧州。十一月十九日我军一部由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突围,继续长征。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我军占领江口,与留在湘鄂川黔地区掩护全军突围的十八师会合。当时黎东汉同志是十八师电台的队长,在突围时他的电台被摔坏,可变电容器动片变形,波长也不准了。只好一段一段地呼叫总部电台。军团首长知道十八师四面临敌,要求一定要把十八师电台叫通。那天我值班,在原来的波长守听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对方呼叫,我便在收报机的整个度盘上寻找,结果在与原波长相差40度的地方听见了。叫通后我问对方为什么不在原来的波长呼叫我,黎东汉同志回答说,机器在突围中被摔坏。我知悉这个情况后,很小心地将电报收完。黎东汉同志在情况紧急而机器又被摔坏的情况下,想办法与总部电台联络通了,完成任务是很出色的。   

  一月二十七日,我军进到贵阳附近的龙里县,我们电台住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与四方面军电台通报。对方发来一份六百字的长电。我收到四百字时,对方要求等十分钟。等到八分钟时,中央电台王诤同志用四方面军一台的波长和呼号呼叫我台,一个讯号发粗,一个讯号发尖,手法也不同,我便发生了怀疑。沟通后,我问对方,你是何台?请从四百字继续发。他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台联络,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我听后,要他稍等,立即把阎知非同志叫起来,他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对方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密码已留总司令部,请报告你们首长,并约定下次联络时间。与王诤同志联络结束后,我继续与四方面军电台通报。阎知非、江腾芳同志立即将这个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任弼时同志指示,在与中央台联络时,先用明码商定了密底,作为简密进行通报。张国焘知道我们与中央台联络后,曾发电报质问中央。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的部队一同北上抗日,告诉我们今后仍与四方面军电台联络。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时地知悉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对以后与张国焘作斗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具有深远的意义。

 部队从龙里出发,一上公路就朝贵阳方向前进。走到离贵阳城很近的地方,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袭取修文。因部队急行军,走得很快,电台掉了队。我们不知部队改变了行军方向,仍沿着到贵阳的公路走,当影影绰绰地看到贵阳城时,却看不见部队,这才发觉我们电台走错了路。我们赶紧退回来寻找部队。部队占领修文后,发现大电台没有跟上来,任弼时同志非常着急,派侦察员到处寻找。我们电台找部队找到半夜,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侦察员。我们就一起向修文城前进。部队本来早晨要出发,因电台没有到,就在城外集合等电台。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很着急,十二点多钟我们才走到修文。首长看见电台到了,非常高兴,叫我们吃完饭后与部队一起出发。从修文出发后的第二天,我离开总指挥部的电台,带黎东汉同志那部电台到六军团,随肖克同志率领的十七师,在毕节参加阻击战。黎东汉同志到总指挥部大电台担任特派员工作。我军占领毕节后,又向云南方向进军。此时,二、六军团奉命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十几天的行军,部队进到云南的宣威县境内。为了迅速抢渡金沙江,二、六军团分两路快速向中旬方向前进。二军团和总部沿公路分几路纵队经富民、楚雄、宾川到达金沙江边。六军团沿山路经盐兴、姚安、盐丰、宾川到达金沙江边。两路部队到金沙江边后,分别由石鼓、巨甸两地渡江。四月二十七日我军顺利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三十日越过雪山到达中甸。在这次行军中,我带的电台随十七师走在全军后面,担负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到达定乡时,彭富九同志离开六军团到二军团去了。张有年同志到六军团电台任队长,周九生(周涌)同志调我台当报务员。渡江后于五月五日,二、六两个军团分两路从中旬出发,共同向甘孜前进。二军团和总部经德莱、巴塘、白玉,这一路比较安全,但人烟稀少,很艰苦;六军团经乡城、稻城、理化、醮化,这一路靠近西康、四川边上走,人口较多,沿路受到藏民群众的欢迎,路上摆上鸡蛋,喇嘛头头手拿佛珠念经,等着军团首长。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六月七日我们电台在理化与四方面军三十二军电台会合,队长闻述尧、报务员黄萍等同志热烈欢迎我们。这时正碰上三十二军电台把收报机真空管烧坏了,闻述尧同志非常着急,我把在云南弄到的一副送给了他们。我们在理化住了几天,继续行军。二、六军团于七月二日先后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时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归二方面军建制。

 我们电台与四方面军的一、二台在甘孜会合时,见到了王子纲、尤静轩、周生萍、邓国军等同志,大家畅谈了在长征路上通报的一些细节。这时组织决定我带电台到猪卧三局报到,在宋侃夫局长那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三局召开了欢迎会,见到了刘寅、沈毅力等同志。刘光甫同志帮助我把机器检修好,我带这部电台到四军工作。宋局长决定调李福云同志到我台任见习报务员。曾庆良同志带他的电台回到四方面军总部。

  七月我军由甘孜的东骨出发,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开始过草地。周九生同志因拉肚子掉队,骑在牲口上不慎将米袋丢了,真是生命攸关!过草地丢了米袋,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向军首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后,军长、政委非常着急,下命令到十二师,从每个战士的米袋里撮一点,积起来比周九生同志原来的米还多,这就保证了他安全地过了草地。过草地后进到洮州城,休息了一个礼拜,我和电台全体人员调回六军团。

  九月七日到十九日,我军相继占领了甘肃的徽县、成县、两当、康县。我们电台住在两当。敌人又向徽县、成县进攻,为了阻击敌人,我带电台随王震政委离开两当,进到徽县的郭家镇,准备在该镇宿营。部队集合在镇西头的于地上,我带电台进到镇上。架线,在王震同志刚向集合的部队讲话的时候,埋伏在四面山上的敌人开枪打起来,部队立即向北撤,但电台没有撤出来,王震同志知道后,亲自带领部队从河滩上打进镇内,掩护电台冲出镇外。我和严成钦同志一个背收报机,一个背发报机,江天生同志背另件箱,一起向镇外冲出来。刚走到河滩,王震同志又亲自掩护我们进到山沟,避开了敌人的火力。我骑的那个骡子,听到枪声后,咬断了僵绳,跟着电台一齐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我们到宿营地,晚上架线时,发现手键和一些备份另件丢了。丢了手键,怎样发报呢?任务那么急,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电报发出去。我用一根花线接在发报机上,用两根粗铜线当手键,就这样将一百多字的急电顺利地发给了总指挥部。这时总指挥部住在徽县城。第三天,我专程赶到大电台驻地向江腾芳政委要了一个手键。

    因敌情紧迫,我军放弃了徽县,继续北上,在成县到天水之间的公路上,敌一个连带一部电台到天水去换防,电台和人员都被我军俘获,杨迪哲同志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十日我军渡过了渭水,二十二日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红二方面军胜利的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我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二、四两个方面军一起行动,四方面军大部过了黄河,三十一军、四军已到黄河边,因被敌胡宗南军队阻击,没有过去。我们到了陕北的洪德城、定边一带,配合一、四方面军攻打山城堡,消灭胡宗南一个旅。我们二方面军住在定边城,有一天清晨贺总非常高兴地到我们电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把蒋介石捉起来了,内战要结束了,我们还怕么得呢!他要我们电台做好准备,要到陕西平原地区。第二天部队就出发到了三原县的云阳镇,后来移到富平县的庄里镇。我们住在定边时,王诤局长亲自来看望我们,并确定给电台技术干部发技术津贴,同时他还带池龙、彭连祥到我台工作。八月中旬,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八军、总部特务团一个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 20师。九月二日召开了誓师大会,三日离开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在我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特别是部队进到湘西地区后与敌人频繁作战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队伍是在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我红二、六军团进到湘鄂川黔地区后,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加之湘黔多是山区,经常下雨,路非常难走,部队有时连续行军数百里,又经常吃不饱饭;到西康地区后翻雪山,过草地,抢渡金沙江,敌情是那样的严重,环境是那样的险恶。我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家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精明的技术,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以及团结紧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克服了无数困难,历经了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使命。在敌强我弱,我军被分割、被尾追、被堵截和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无线电通信是了解情况的耳目,它的地位显得特殊重要。红二方面军的党和各级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工作非常重视,对无线电技术人员倍加爱护和照顾,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电台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是我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关键。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