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同志那一部电台是我军的第一部电台，而我党建立无线电通信还要早一些。早在二九二八年我党就在上海和莫斯科开始培训无线电人员，国内最早的是张沈川同志，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我的老师。最早通报时间是一九三0年初，上海与香港之间。
红四方面军在我去以前没有建立无线电台。我同宋侃夫等同志是从上海分两路去鄂豫皖苏区的。我和蔡威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从上海出发，经南京、蚌埠、正阳关、霍丘、麻埠、金家寨到达新集。我们到新集时，宋侃夫、徐以新两位同志已经到了。
到新集以后，宋、蔡分到军委当参谋，徐分到军委分会工作，我分到电信处当秘书长。电信处长叫穆子路，是我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念书时的同学，是从徐源泉四十八师俘虏的。这个人很反动，后来被枪毙了。电信处下面有两个训练班：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和一个有线电训练班。无线电班共有二十余人，能记起的有游正刚、冯志禄、徐定选、董德英、吴寿堂等同志。李玉奎同志在有线电班，训练班的政委叫孙光明。耿锡祥同志在特务队负责买器材。
我们到达以后，正赶上白雀园肃反结束，接着红军就转移到七里坪，不久，在那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时间是十一月七日，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给我们发了黑棉衣。
后来在新集搞到一部收信机，可能是缴获陈调元部队的。是三灯机，没有面板用胶木条拚凑起来，装上可调电容器。我们就用它抄收新闻。所以红四方面军开始建立通信的情况同中央苏区差不多，也是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
成立红四方面军以后，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攻打黄安，缴获赵冠英部一部完整的无线电台，只是蓄电池不够好，只能维持一个来小时。在黄安俘虏了两个报务员，一个机务员，电报局长和他的女儿、儿子也跟来了，后来都到了电信处。之后电报局长的女儿钱云到无线电班学习，局长则负责翻译新闻。
我在上海学习时，学习过赫姆莱特充电机，但对怎样联接、启动、浮充都没学习过。我把那个机务员找来，叫他连接，我在一边看，很快就学会了。我还问他电压不够怎么办?他说可以一边发报一边充电，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浮充”。接着就把发报机架起来，进行调试。
有了电台，就在新集对面钟家畈的一个小祠堂里架设起来工作。当时在电台上工作只有宋、蔡和我三个人，开始还是抄新闻，接着通报，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首先是同湘鄂西的红三军沟通，密码、通规都是从上海带来的。对方电台的报务员叫刘进。前报务员喻杰生和我是在上海一起学习的。接着又同中央苏区沟通。那时，由于上海的工作条件团难，天线只能架在屋檐下，他们听不到我们的讯号，所以始终没有和上海联通，同上海的电报一直是通过中央苏区转。
第三个联络对象是湘鄂赣苏区。同湘鄂西一直通到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一以前，那时，我们还在钟家畈，红三军的电台后来没有了。严成钦是他那个电台上的。
打黄安以后，部队东征，在苏家埠、韩摆渡战役中缴获了几部机器，但都不完整。后来缴获历士鼎部一架电台，比黄安那架新，是国民党军政部造的，电子管插在上面。马文波同志在这个时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来了就在训练班当教官。后来打潢川又缴获张钫部一架电台。接着就是打鸡公山，打麻城。
在同湘鄂西的来往电报中，有两份报的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份电报是要求四方面军派飞机去轰炸，还有一份是要求四方面军派部队去支援。这是反四次“围剿”还没有开始以前，后来联络就中断了。
反四次“围剿”时，打了很多大仗。后来情况紧张，电台要从钟家畈撤出，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上甸总部决定分前后两个台，二台在前面，由蔡威负责，一台在后面，由朱侃夫和我负责。两个台的机器也试通了，但没有正式通报。到四姑墩时，曾经决定把二台留在鄂豫皖，后来又决定不留，一起经二郎畈过京汉路。
二台随王树声同志过京汉路时，由于王树声同志还不习惯使用电台，把电台和人员同七十三师的大行李放在一起。过铁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一台顺利通过，二台的机器丢掉了。总指挥徐向前知道了，马上派一个团由徐深吉带领又把电台夺回来了。夺回来时，电台完好无损，只丢失了两个蓄电池。
过铁路以后，我们一台只剩下中央苏区一个联络对象，同湘鄂西和湘鄂赣的联络都断了。一路之上，一个台工作，只有一个联络对象，每天定时联络，工作还比较顺利。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撤出鄂豫皖，经过长途行军，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川北通江。我们住在毛裕镇，两个台住在一起(分成两个班子)。这时，又开始抄新闻了。在那个地方，中央社的新闻白天抄不到，要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抄到早上四点。我抄了电报，老宋负责翻译。同中央苏区也是每天晚上只联络一次。我们是上午休息，下午也没什么事干，就用收信机随便收听，就这样发现国民党田颂尧、邓锡候的电台。因为他们发报的报头、报尾是使用明码，中间是密码。电台移动时要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回答也是使用明码。这样，就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于是侦察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在打敌人“三路围攻”时，我们开始破译敌人的密码，因为我在天津庸报馆当过译电员，很快的把敌人的密码破了。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解的很清楚。我们搞破译的速度很快，往往不到一小时就搞出来。空山坝是反“三路围攻"最后一仗，仗打的很好，侦察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八个团消灭敌人九个团，缴枪六千多枝。接着就是小坎子战斗。
小坎子战斗时，王树声同志还不会使用电台。小坎子被围，王树声带上伙夫一起向外冲，结果冲不出去。他和蔡威关系很好，到电台上和老蔡说，有线电不通，离张主席(指张国焘)很远，冲不出去怎么办?蔡说，可以用无线电。王树声还不太相信，就让老蔡起草了一份短报： “小坎子被围，怎么办?”这份电报是我收的，又是我翻译的，送给了张国焘，张国焘回了六个字： “死守待援，国焘”。后来，我们迂回部队赶到，把敌人消灭了。这是四方面军部队间早期无线电通报的情况，使用的密码是我们自己编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在反“六路围攻”中间，无线电有了发展，先后成立了兰台(用打沔县缴获的机器)、四台。在准备过嘉陵江以前，一、二台正式分工，一台专门搞通报，二台专门搞侦察。一台是先跟徐帅，后来又跟张国焘。后来成立了五台，随二十五师去迎接中央红军。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在通(江)南(江)巴(中)成立了电务处，金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电务处”，由朱侃夫任处长兼三台长，电台是由电务处管。在新集时的电信处，管训练班，不管电台。以后无形中取消了。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一台是在理番县东门外同一方面军会合的，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刘伯承和林伯渠同志。王诤同志来到我们这个台，和我们一起到了杂谷脑，又碰到岳夏那个电台(一分 队)在那里。后来到黑水、芦花，翻越上、中、下大谷(打鼓)山到了毛儿盖。八月六日开了沙窝会议。接着调李景瑞、朱宗春和两个译电员到我那个台工作。从此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会合在一起了。第一次过草地时，还碰到了曹丹辉、李白、周维等同志。当时我们住在阿西，有一次胡宗南的部队向包座逼近，当时我正好生病了，朱宗春、李景瑞通完报出去了。我不放心，上机听一听，正好碰上三十军电台汪名震在呼叫，我赶快把电报收下来，译电员(同一方面军汇合以后，开始有了译电员)很快把电报译出来，内容是：敌人一个师向救济寺开进，敌人如果攻占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敌人已过去一个团，怎么办?我叫人赶快把电报送出去，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看到电报立即回电 “为什么不打?”让马上发出。两个钟头以后前方回电“敌人全部消灭”。这时，我的电台是跟随右路军总指挥部，张国焘到左路军去了。
在阿西期间曾收到张国焘几份电报。开始电报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去，让派人去接。以后还有三次电报，一次是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同志回电： “南下下策，西进中策，北上上策。”后来，张国焘还要南下，回的电报还是一样，从电报看，张国焘是想南下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则主张北上。
毛主席带中央红军北上，走的时候我这个电台不知道，二台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看见借二台的一部充电机放在那里，部队已经出发了。中央红军走了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发了个电报，问张国焘右路军怎么办(指未随毛主席北上那一部分)?张国焘来电报说南下。从我看到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是不同意南下的，而张国焘是坚持要南下。后来，电台和译电员分开了，电报的内容就全不知道了。
毛主席带一方面军走后，电台的呼号全改变了，虽然，对方的手法还可以听出来，但是，再叫就不通了。从此就和一方面军中断了联络。红一方面军是那一天走的，就是那一天中断的。
南下部队回到道孚、炉霍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了。在道孚朱总司令到电台对我交代，要设法同二、六军团联络，多发一个字也是好的。我记得当时二、六军团的电台经常变，今天一个声音，明天又一个声音，隔一两天就叫不通，叫通了又不是原来的机器。不久，朱总司令又交代，让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络。这时，汪名震、尤静轩、黄奕棋等都在我那个电台。不了解对方电台呼号，联不上怎么办?大家就想办法，有一次我从手法上找到了前指的电台，于是就采用干扰的方法，他发报，我就调到他发报的频率上，他收报，又调到收报的频率上，使他工作不成。接着又用原来通报的老呼号去呼叫，他没有办法，就回答了，我告诉他今天没有报，明天再来。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部。这样才同中央红军联络通了。
同二、六军团联络，是在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以南时联络上的。
在炉霍，我调到三局工作。去的目的，是向刘光甫学习机务。那时三局的驻地在朱窝，到达之后，正好二、四方面军会合。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了电台，接着又得了伤寒病，一直到新疆没有在电台上工作。
到会宁会师以后，我跟着三局过了黄河，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于二局没有过去，搞情报的没有了。徐向前、陈昌浩、李特他们三个人就叫宋侃夫和我想想办法。我们对“五马"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于是就用一部收信机，一路上搜索敌人的电台。部队到永昌时，才把敌人的密码搞出来。这时，正好赶上“双十二”事变，我们也是从敌人的电台里知道的，第二天，中央才发来电报。
高台事件时，电报也是我收到的，唐士吉当时也在那里。天气很冷，我一看这电报很重要，就接过来抄。高台受到围攻时，敌人已经不用密码了，完全用的明码，我就抄一句送一句，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候攻城了，打巷战了，上房了，最后是董振堂军长牺牲了……。
后来，部队到三道流沟，在梨园堡前打了一仗。在那里耿锡祥把一部收报机的管子烧了。因此，撤了他的台长，由汪名震担任台长。
后来由于西路军损失很大，处境很不好，经常陷入敌人的包围。三月中旬在石窝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同志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剩下的部队分为左右支队开展游击活动。
我们直属队一直跟着李先念同志在祁连山坚持斗争。
石窝以后，又向前走了半天，翻过一个大山，在一个山沟里碰到了耿锡祥他那个电台。这时，我们打开收信机听敌人的情况就不是靠密码了，而是靠听，听他的电台声音，判断他动没动?。当我们了解到敌人在石窝附近还没有动时，就在这个山沟里休息了一个白天和晚上，到第二天才走。我们带着收信机，一直带到祁连山里面，这时搞侦察工作更困难了。
在安西时，我们离敌人更近了，后来在红柳园附近被敌人包围，在那里坚持了半天，我在晚上跟着牲口冲了出来，在一个水池边上碰上了徐明德、唐士吉等十几个人，我们一起就再向前走，前边没有山了，是一片平原。这时我已经走不动了，怕敌人来追，又转向北走，正好北边那个山上有清水，算是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十几个人组成两个班，由卢富贵当班长，徐明德当副班长，我们白天不走，晚上找大路走。到大泉又碰上了刘寅，就这样和他一起到了星星峡。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