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秋，我华中各根据地已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苏南军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不仅坚持了阵地，加强了根据地建设，而且开辟了郎(溪)广(德)和长兴外围地区，为我军南下开辟了前进阵地。十二月二十七日，遵照中央向东南敌后发展的方针，粟裕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及地方干部三百多人，由苏中渡江南下，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在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同志任副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任参谋长。
我们电台通信人员在李景瑞同志带领下，跟随粟司令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后，李景瑞同志任司令部三科长，程希道同志任电区队长(主管后勤)，朱培章同志任机务房主任。当时开通两部通报台。一台，又称战报台，队长何军，报务主任刘雪清，报务员有季函等同志。何军同志调离后，由刘雪清同志负责。二台，又称战略台，队长黄俊良，报务主任陈均力，报务员有季凌、樊邦协、蔡华勤同志，他们四人均是好手快手，还有徐义宁同志。不久，黄俊良同志调离，二台便由我负责，一直到苏浙军区北撤时止。苏浙军区所属第一纵队电区队长是向瑞桃同志，报务人员有翟中和、翁履康、王墨、张来一、何坤等同志，第三纵队电区队长孟克同志，报务人员有朱根传(病故)、胡俊(在团台工作，已病故)等同志。第四纵队电台负责人许圣和同志，报务员有王光耀、霍然(女)等同志。
我们二台负责对上联络延安党中央和新四军部台(电台代号8003)，对下联络笫一、第三、第四纵队和浙东纵队及金肖、浦东等支队。因此，我们台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均跟随粟司令行动，直接保障首长的作战指挥通信。在浙西山区，由于我们电台功率只有十五瓦(实际输出功率还不足十五瓦)，通信距离过远，和延安台的联络十分困难。但大家不恢心，想方设法改善联络条件，如爬到树上去，努力把天线架得高些，反复调试天线力求选准最佳发射方向；先找准收信机频率那里干扰少，再以此校准发信机频率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逐渐摸到了规律，能保持在每日零时后与延安台通报。延安台的电报不多，也不太长，但等级很高。这些都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无论如何也要准确及时地收发每一份电报。因为这些电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军的指示，是我们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保证。
延安台的作风好，工作耐心，不急不躁，对下级台很照顾，使我们感到可亲可敬。久而久之，在我们报务员心中，延安台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工作的标准。
军区机关驻孝丰城北之仰峰岕(村庄)时，有一段时间，军粮供应紧张，我们电台人员除了值班的外，不分男女都要到白岘后方粮站去背麦子，翻山越岭，来回需要一天时间。洗晒后，磨成面粉，解决一点吃粮问题。就这样，还是常常要饿肚子。有一次反顽战役中，大家实在饿得发慌，看着满山的竹笋又不能去挖。最后，商量出一个办法，用台上唯一的一只铜面盆，去向房东换竹笋吃。起先房东执意不收铜盆，而要送部分给我们充饥，但看到我们态度真诚，不好违犯群众纪律，才收下铜盆。竹笋本来是好的东西，但离开油、盐，真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噎。但为了保持体力，坚持工作，大家还是强迫自己吃一点下去。有时，有的房东也送一点米给我们，报务员总是省给摇机员吃，因为他们摇马达，挑电台，体力消耗大。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的情绪都很饱满。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驻井村时，每到傍晚，我们电台的年轻人和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即被俘后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军官组成的反战组织)组成的两支排球队，在打谷场上拉上绳子代网，双方便进行精彩的排球友谊赛，其他同志也很卖力地为双方队员加油!喝彩!
我军挺进江南敌后，发展抗日斗争，深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此却怀恨在心。当我军进入浙西地区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七十九师、突击总队、忠义救国军等部队向我新开辟的浙西根据地发动进攻，迫使我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一九四五年三月间，顽五十二师、六十二师等部队从浙皖边向我孝丰地区进犯，粟司令亲自指挥部队采取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方针。我们军区机关前指从仰峰界出发，遇上大雨，干部战士周身淋湿，加上道路泥泞溜滑，真是吃尽了苦。到了章吴村刚住下，司令部机要科就送来一份万万火急报，我们立即架线开机联络有关纵队，但由于发报机被雨淋过，内部线路受潮，机器失效，没有输出功率，联络不通。大家非常着急，并同时将情况报告了机要科。我和季凌等同志商量去潮办法，决定用木炭生火烘烤。果然，发信机很快恢复性能，电报也较及时地发了出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两天，粟司令的通信员来找我，说首长找我去谈话，我的心情顿时感到紧张。可一见到粟司令，他满面笑容地招呼我坐下，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了。粟司令亲切地问道：小鬼!前天你们电台被雨水淋湿了吧！电报是怎样发出去的呢?我将经过情况向首长作了汇报，粟司令边听边满意地点头。并说：你们真不简单啊!最后，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以后行军，不用扁担挑运电台，改用象扛机枪子弹箱那样背负，这样上山下坡要方便些。再发给你们几块油布，遇到下雨，把电台和有关物品包扎好。你看这样好不好?首长在百忙之中，为我们一部电台想得这么细致、周到，我高兴地连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只是连声答：好!好!事后我得知，前天那份电报，是粟司令指挥部队反击顽军进犯的重要电报，是万万不能耽误的。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前几年在一份杂志上看到在一九四五年×月，大汉奸汪精卫的专机驾驶员要弃暗投明，经过多方关系，与我苏浙军区联系上了。军区随即将情况向延安党中央作了报告。几天后，中央复了电，并安排了驾机起义的具体事宜。后来，驾驶员按照中央的指示，顺利地驾机起义，投诚到我军行列中来。当时，苏浙军区与延安党中央的来往电报，都是我们二台收发的，可见我们当时责任的重大。
十月上旬，遵照中央的指示，苏浙军区部队主动向江北转移。许圣和同志带电台和报务人员，随第四纵队机关乘一条大船北渡长江，大船临近北岸时，突然沉没了，电台全体人员遇难。上海解放后我在九兵团部工作时，在报上见到霍然同志的母亲寻找霍然同志的启事，我特地给她家发去一信(家住常州)告诉她霍然同志在部队的情况和在长江中遇难的消息。同时遇难的还有王光耀同志(无锡县荡口镇人)，解放后，季凌同志帮助他家办了烈属证。
十月下旬，苏浙军区转移到淮安，和有关部队合编为华中军区，仍归新四军建制。十一月十日，又组成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华中军区司令部三科长是李景瑞同志，副科长有朱连。到淮安后，根据首长的指示，把我们一些比较老的通信骨干，送到位于运河边上的界首镇雪枫大学深造培养。到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战争开始前，我们又回到华中军区，我分在一台工作，队长是潘啼同志，报务有员孙毓英(女)、胡玲(女)等同志。我们一台负责联络延安。由于我方电台功率小，联络很困难。电讯实验工厂的朱培章、汤逸等同志，改装了一部五十瓦的发信机，用蓄电瓶带动马达供电，提高了发射效率。从此，我们对延安台的联络，不论白天夜间，都比较顺利。
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于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回忆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