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夏的一天，我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要我设法购买100打“大无畏”牌干电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战略物资控制得很严，干电池也被列入禁运品之类。我当时在上海先施公司西部当练习生，靠师兄弟的帮助，我终于搞到了电池，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地送到了指定地点。
    过了个把月，早我两年离开先施公司的师兄徐黎托人捎信来说，他已从苏中抗大毕业，分配到浦东大队任中队长，希望有志抗日的师兄弟们去他那里，他可介绍去抗大学习。早已向往参军打鬼子的我，再也按捺不住此时激动的心情，经过多次努力和强烈要求，当时负责领导我的康太演同志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离开上海前夕，负责带我去浦东的交通员朱印天约我在法国公园(即复兴公园)见面。他告诉我，这次去浦东还有其他任务，需要化装下乡，他将扮伪军少校，还有一位同志扮上尉副官，要我扮他的勤务兵，还把路上的注意事项也一一作了交待，我不免问了一句：  “我行吗?”老朱同志胸有成竹地点点头。第二天一早我来到约定的旅馆，见他们都已装扮停当，我的“少校”和“副官”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眼前，简直叫人难以分辨真假。老朱交给我一个皮包叫我背上，又嘱咐了我几句。   
    从十六铺摆渡过了黄浦江，在离东昌路码头不远的路边上，一辆黑色轿车已等侯在那里，朱印天率领着“副官”和我这个“勤务兵”，大步流星地登上汽车，我刚一落座，车子就“呼”地发动起来，一直向南汇方向驶去。路上非常顺利，大约行驶了个把小时，老朱同志小声提醒大家：前面就是封锁卡。十几分钟后，我看到从东到西横亘着一个竹栅栏，这是鬼子为了清乡建起来的封锁墙，过了这墙就是所谓的“清乡区”了。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栏杆前。站岗的伪军见是两位“长官”，忙不迭地立正敬礼，后面座位上的“副官”不失时机地把“派司”外加2块光洋递了出去，站岗的伪军接过光洋，点头哈腰地连“派司”都没有正眼看一看，就让车子通过了，我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快正午时分车子到了南汇，在离县府不远处，他俩下了车，朝一个象是衙门的地方走去。我随车子来到码头，只见一艘乌篷船直向码头靠拢来，司机向四面一看，见没有伪警人员，就叫我马上和他一起迅速把汽车后盖里的两只竹箱拿上船，放进舱里，用一些杂物盖好，伪装起来。不一会老朱他俩赶了回来，同来的还有两个伪军官，说是要搭船去大团的。四个人上了船就打起麻将来，叫我给他倒茶、上烟、削水果。船到大团，老朱把那两个伪军“恭恭敬敬”送上岸，两个伪军刚才都在牌桌上发了笔小财，所以眉开眼笑地与我们拱手再见。
    这时日已偏西，离开大团不久，船拐进了一个小港后，东转西折我再也搞不清东南西北了。不多会儿，就见两条小船靠拢过来，老朱同志上前与他们小声嘀咕了一阵然后脱下伪军装，一甩袖子钻进船舱和大家一起起货。我们翻开船舱里堆的杂物，从最底层扛出两箱沉甸甸的东西，哦，原来是2挺法制机枪和6支步枪。两只竹箱也抬上来了，老朱打开其中的1箱，分出一部分电池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两箱电池就是我一个月以前设法买到的那100打干电池!
    在我等候去浙东的几天里，浦东大队在朱家桥伏击日伪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日本鬼子被激怒了，从上海增调了庞大兵力来浦东清乡，对杭州湾也进行了严密封锁。支队迅速分散行动，我被编入一中队。一天，我去支队部放哨，一看见电台就设在支队院子里，王光台长正在用铬铁焊接电池，我怀着几分好奇走上前去，嘿!说来可真巧，从电池的包装上我一眼认出，这就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带来的“大
无畏”牌干电池。王台长见我直盯着电池便对我说：  “这电池来得可不容易啊!运送它的人已被鬼子抓起来了!”
    “什么?朱印天被捕了?”
    我良久地注视着电池，想着王台长刚才说的话，眼睛不由得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