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我在闽西家乡参加红军游击队(红八团)，坚持3年游击战争。1937年9、10月间，我党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内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我们二支队的三团是由闽西及闽赣边的游击队编成，四团是由闽西、闽南、浙南等地方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我们所在的游击队编为三团三营，是1937年10月间下山后，在龙岩的铁石洋和岩石一带集中的。部队下山整编后，我被派往二支队教导队学习，于38年1月结业。
1938年2月，我们从龙岩的白土镇出发，北上赴苏南抗日，部队经新泉、长汀(汀州)、瑞金到赣州乘小火轮至樟树，改乘火车到江西玉山下车，步行至安徽省岩寺潜口，教导队的学员在部队出发前就分派到各团，我因个子小被分配到支队司令部当通信员。
一、军部电训队学习和结业后，在军部电三台、新闻台实习，调一团、五团工作的情况
在行军的途中，支队首长决定，我与邱登龙(张鼎丞司令员的警卫员)、徐翔、李彬祥、朱启明5人去军部学习无线电通信工作，于38年5月到军部三科(岩寺、)电训队报到。我们5人与别的支队调去的王大鉴、刘家福、周光华、许圣和、黄志炳等6、7人合编为第二班。第一期的向瑞桃、郭日忠等十余人已开学一个多月了。我们班学员是6月间随军部直属队由岩寺移驻泾县茂林地区的云岭镇后才正式学习的，学员多数是从部队调来的青年战士，有一些是农民出身，文化低、知识浅。学习一开始，就遇到收发报机件名称弄不清、听不懂，英语字母、单词记不住，英语拼音咬音不准确等一连串的困难。但在学习过程中，电训队主任、教员，对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学员都非常热情，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学习中的困难，为了不辜负支队首长和电训队领导的期望，我逐步安定了学习情绪，暗中树立勤学苦练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克服了学习中的种种困难。
电训队设在离云岭镇不远山林里的小祠堂内，课堂与宿舍兼用，学习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专业教员是在职工作的无线电副总队长兼二台队长吴志恒；无线电机务教材，是电训队的曹主任临时编写兼教学的；学习用的课桌椅和一些教具，都是几个人共用，连学习的纸张、铅笔都很紧张。
学习以专业为主，也学政治。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齐心协力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军，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为全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不为个人升官发财等为内容。学习是很紧张、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学员们都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自觉克服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废寝忘食，勤学苦练，一天学习十多个小时，不仅没是怨言，而且一心只想早日学习到技术，掌握本领，奔赴前线杀敌。特别是一些农民出身的学员，遇到的困难更大，英语单词是电台通报时必不可少的，非学不可；为了学懂，记得住，采取死记硬背英语字母电码符号的办法，一天到晚都在念，连吃饭、睡觉也在背“的的达，达达的的的”。
电训队的组织领导是精明强干的，办事效率高，领导、教员与学员之间的关系团结融洽，办学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员都能够自觉遵守、维护教学的各项规定和制度。同学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只学习了半年左右的专业知识就毕业了，赴工作岗位的同志都能在频繁的战斗中完成繁重的通信任务。
皖南军部电训队一共办了八、九期。第三、四期在我们没有结业之前就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第五期也在筹办中，开始几期都挤在那座小祠堂内。我们第二期学员是1938年10月(或儿月)毕业，多数的学员分配在军部一、二、三台见习。我被分配在第三台见习，1939年初调军政治部新闻台工作。
军部三科下属电总队，总队下设一、二、三台，还有机务房和由步、骑、电话兵综合组成的通信连等机构。三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兼无线电总队长，副总队长兼二台队长吴志恒，电训班主任曹维廉，机务房主任张相友等领导。
一、二、三台都住在云岭镇罗里村周围几个小村庄上。第三台联络对象最多，除四个支队、两个(江南、江北)指挥部外，还有一些团的电台等十多家，第三台队长温诤，报务员廖希贤、吴茂达、温凤山等。
我于1939年5月调一支队一团电台工作，队长是葛仁炳。电台功率较小，使用4块B电作发报电源。一团部队是从江苏南部前线调回皖南的。活动在铜(陵)繁(昌)南(陵)等地区，团长是一支队副司令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一团和二支队三团、三支队的部队，在1939年共同进行了200多次的战斗，其中以五次繁昌保卫战最为激烈。繁昌保卫战中取得了毙伤日军中佐以下450多人的重大胜利。
1940年2月，一团部队调回军部附近的父子岭一带整训、待命，离军部只有几里地，不需要使用电台。因此，一团电台撤销，机器和电台人员调军部另行分配。我又到军部第三电台工作。当时称三台为“两多一重”的工作电台，即联络对象多，来往电报多，通信任务重。值班人员一上电台，就要连续不断地收、发电报，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连大、小便都没有时间。工作虽然繁重、辛苦、紧张，但报务工作人员深知自己担负的工作责任重大，大家心情是愉快的。1940年4月，日军“扫荡”时，敌机配合空袭，机枪子弹、炸弹落在三台周围，工作人员也不离开岗位。
我于1940年5月间，又奉命调三支队五团工作，因五团电台设备当时被借调到皖中挺进团使用，我暂留支队司令部电台工作。三支队司令部已使用有线电话，架设了几十里路的长途干线供平战时使用，这是沙林同志任通信参谋时对三支队有线电通信建设的贡献。1940年4月、10月，日军又先后两次为了巩固江防，从芜湖、南京、杭州等地，调集了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一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向我皖南的铜、繁、南、泾县等地区进行大“扫荡”。特别是10月份，对我皖南部队的一、三、五团部队的驻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空军的配合下，沿着繁昌、铜陵、泾县的汀潭、云岭等地猛进，妄图摧毁我军部指挥枢纽和后方基地。
10月份的反“扫荡”战斗，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历时一周。我军共毙伤日伪军一千多人，粉碎了敌人“扫荡”，保卫了泾县、云岭人民和军部直属机关部队的安全。这一次反“扫荡”，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次战斗重大胜利的原因，除了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杀敌，地方党、政、民的无私支持援助外，叶军长机智灵活，料敌如神，指挥正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叶挺军长从前线返回云岭军部时，沿途群众夹道迎送叶军长，欢呼反“扫荡”的重大胜利。
坚持在无线电通信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在抗击日军和粉碎几次大“扫荡”的战斗中，为保障首长指挥作战的顺利进行，不惧艰险，不顾疲劳，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日夜坚守在岗位上，随叫随应，迅速、准确地将首长的指示、战斗情况报告给军部，来往的电报都及时迅速地发出去、收进来，从而保证了对日战斗的胜利。我当时在五团电台工作。
二、“皖南事变”中指战员浴血奋战的情景
1941年1月4日下午，五团从泾县沙土角出发，随军部北移。出发前，经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和编队组织，机关、部队进行了轻装，电台机器、备用设备等由人挑改为分散人背，不用的东西就地埋藏。五团与军特务团合编为第三纵队，行走在军直属队的右边，途经章家渡过河，沿茂林、铜山、旌德方向前进。当部队涉过章家渡进入茂林地区时，就遇到了大雨，部队奉命在该地休整一天，然后继续冒雨行至铜山时(1月6日上午)，就遭到国民党一四四师部队的拦阻，经激战数小时击溃了阻拦我军前进的顽军。从这一天起，每翻越一座山岭，就遭到顽军二、三道防线的阻拦，我军只好边打边进。当五团先头部队已越过牛栏岭向旌德方向前进时，晚上突然接到支队(纵队)司令部电报，要五团部队立即撤回，向茂林、云岭方向突围。因此，全团连夜急行军，途经园岭、丕岭到达高坦时(高坦曾一度被顽军占领)，听传达说，茂林、云岭已被顽军占领了。我军退路被切断了，部队立即转进到石井坑(军部驻地)，接受担任东流山一线防守顽军进攻的命令。部队防线布置好后，电台架设开机工作。后来了解到团部离军部很近，军部用有线电话指挥战斗更为方便，因此五团电台就停止了工作。我军被包围在周围只有三、四十里范围内，均为群山连绵，高山峻岭，深沟纵横，人烟稀少的穷山村。这样多的部队在那里活动，吃、住都有问题。住的可在露天下，可人吃的粮、油食品，牲畜吃的草料供应，都没有来源。当时听团领导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说：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军长和饶漱石两人负责，部队由叶军长指挥，坚决突出重围，并要求皖南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抗击顽敌的进攻。全体指战员听到这一重要决定后，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同时对顽军更加憎恨，不顾行军作战的极度疲劳和战斗伤亡，继续与数倍于我之顽军作殊死的博斗。五团部队在东流山战场上与顽军激战四、五个昼夜，一天击溃顽军四、五次的猖狂进攻，杀伤了顽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团直属队，凡是有枪的指战员，都到前沿阵地参加战斗。
到了1月12、13日，五团阵地和团直属队驻地已被顽军占领，电台人员也冲散了，只有背发报机的运输员跟着我退到石井坑，将电台带到军部无线电总队，请示曹科长后，将机器砸毁埋藏，通信联络文件全部烧毁。
我到五团电台，除跟部队行军外，凡是宿营、部队临时休息，都要架设开机工作，经常保持与纵队司令部(支队)、军部电台，以及有联络任务的兄弟部队电台联系，及时将军、纵队、团首长的指示、战斗情况、报告收进来、发出去，保证首长指挥作战的顺利进行。
1月13、14日，各纵队的防线终因顽我兵力悬殊，弹尽粮绝，先后被顽军攻破占领，有一些冲散人员也到军部驻地。1月13(14)日黄昏时候，叶挺军长在山坡上组织军直属队和各纵队部分指战员(约七、八百人)作最后突围的动员。叶军长讲话的大意是：顽敌已四面向我军阵地猛攻，情况十分危急，号召大家有枪的，拿起枪走在前面，坚决杀出重围，冲出去就是胜利。当时看到叶军长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但他沉着镇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动员讲话时，石井坑周围我军防线已被顽军冲破，子弹有时也落在山坡周围，与顽军博斗的枪炮声、撕杀声清晰，可闻可见。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叶军长与突围队伍在一起，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奋勇杀敌，冲出重围的决心和信心。将要突围时，我还见到军部电台一些认识的同志，如廖希贤、吴茂达等。因当时周围枪声四起，编制序列很快就冲散了。突围一开始，我们就攀越一座很陡的山崖，走山路我比较熟练，一直走到前面，到山顶向深山沟行进时，被顽军发现，立即组织密集的火力封锁，后续部队多数没有冲过去。第二天拂晓，我和五团译电员黄甫芳两人向深山沟出口处走去时，听人说已被封锁，根本无法通过。当时我们预感到立即突围凶多吉少，即与老黄同志商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不惧艰险，到皖中找新四军部队；第二，不能因“皖南事变”损失而动摇革命意志。随后我们向深山找隐蔽地方。开始顽军连续三天搜山，到第五天我们才离开，按原定计划沿着泾县、南陵、铜陵等县，经历了两个多月，夜行昼伏，在沿途群众无私的援助下(吃住、向导、探明敌情)，顺利地避开了盘查、拦阻，终于在铜陵县境内的陈家庄(距长江不远的地方)，遇到我新四军七师派往“皖南事变”地区收容失散人员的队伍，我俩向带队领导潘家珠说明身份后，他立即派地下交通，连夜送我们到无为县西乡，于1941年4月顺利到达七师司令部驻地。我们是在皖南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下才归队的，正如皖南人民所说： “新四军与人民鱼水情深，人民拥护新四军”。
三、在皖中根据地七师工作两年多
七师部队是在皖南突围部队和原有皖中部队组建而成，七师政委曾希圣，副师长傅秋涛，参谋长孙仲德，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七师部队的通信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有不少同志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李树政同志等，后来他被军部三科任命为七师电台中队长。陈达云、贾守仁、王振芳等同志对组建电台、开展工作，都尽心尽力地发挥各自的力量。当时开展工作，最大困难是通信设备严重不足，二是通信干部严重缺乏。组建七师部队初期，原有3个团，一个师部。不久又新组建了两个团。但只有4部电台1部新闻台。通信技术干部原只有2人，即五十六团队长陈达云，挺进团(五十八团)队长郑家璜。 “皖南事变”后突围到七师的有李树政、郭龙飞(不久调军部)、温诚(温凤山，不久叛逃)、郭金海、王振芳、李士毅，不久从二师调来一位报务员郭英。5个团部队都是在日、伪、顽军严重分割的地区内活动，师部与军部、师部与各团通信联络，全靠无线电台。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师的通信干部都表示不能坐等军部发给电台、派通信干部，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来解决困难。电台设备不足，请示师首长同意，派地下交通到敌占区购买，能买到整机更好，买到零部件就自己组装收发报机。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基本解决了5个团的电台和新闻台的机器。老报务员到团电台工作，1人顶3人用，既是电台队长，又是报务员，机器坏了自己维修，又兼任机务员。在师部台和新闻台工作，也是一人顶几个人用，电报多要连续工作，还要兼任新报务员的教员，负责教学工作。郭金标、唐壮华等6、7位同志就是在电台上先后培养出来的新报务员，从而解决了技术干部不足的困难。1943年，军部才先后派几批新的报务员来，通信干部才缓和一些。七师部队，各团通信工具除无线电台外，还有一些有线电话，师有通信连，团(支队)是排，各团都有通信参谋。
我在七师工作期间，先后在师部电台、新闻台、五十五、五十七团、皖南支队等电台任报务主任、队长。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紧张，对敌斗争比较频繁。我们的师、团首长，对通信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对通信干部在物质、生活上也是关心体贴。不论是宿 营或行军作战，对通信技术干部的安全总是很重视。行军作战时，派有专门警卫部队保护，这使我们这些作通信工作的同志感到很安慰，因而在工作中遇到艰难困苦和危险，从不讲条件，也深知自己担负的工作责任重大，都能自觉积极地去完成任务。如1942年，五十五团在桐城东乡的三官山战斗时，团部被顽敌包围，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星交待，有一份急电发往师部，电报发出后，电台才能拆线突围。呼叫师部电台很长时间未出来，政委非常焦急，有一些发火，敌军的枪炮弹有时落在电台周围，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完成任务，我沉着镇定，下了不怕死，死了算的决心，继续耐心呼叫，终于叫出师部电台，把急电发出去，才拆线突围。在匆忙中，担马达的运输员掉队了，只好又回去找到后，才一起突出重围。又如1943年在皖南支队电台工作时，只有我一个人，当时虽患“黄疸病”，发高烧4、5天，仍然照常工作。这些不惧艰险，一心为工作，一心为革命事业的思想，是与党的教育、首长们的体贴关心分不开的。
四、1944年2月至1 945年底，在淮南新四军军部三科干部大队学习与工作情况
1944年2月，我由皖中七师调回军部三科电信干部大队学习，大队长是何永忠。经过半年多的整顿三风文件学习和思想小结，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思想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要纠正工作与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性，必须掌握和应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同时经过组织的审查，弄清了我在皖南事变中的政历是清楚的、表现是好的。
学习结业后，留在军部电台区队，分在第二台工作。我们的队长是刘枕戈，还有平凡与我，我先后任报务主任，五、六、七台队长等职。1944年以后，华东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均在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和大力开展军事整训，提高各行各业的业务技术素质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因而军部电台区队各个电台的来往电报非常多，每天完成收发电报外，还要挤出时间学习业务技术。前线有一些电台功率较小，通报信号微弱，遇到气候不好(雷电干扰)和敌台的干扰破坏，抄收对方电报就更为困难，既费时间又费精力。但是，我们报务工作者，树立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决心，任劳任怨，耐心细致与对方配合工作，把方便让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
在深入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敌占城市工作，向人民群众阐明我党里应外合的指导思想，争取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敌伪军政人员，团结一致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指示，军部二科派出一大批同志到敌占城市工作，为能及时指导工作，军部三科决定相应成立第七专业电台，为二科指挥。于是，1945年3月，又将我从五台调到七台工作。七台因工作环境的关系，多半是在晚上，电台功率比较小，信号非常微弱，因天气的影响，信号就象蚊子叫一样，加上遇到敌台干扰，特别是日寇投降前，来往电报又多，常要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当时只有我一人)。但为了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同时也看到抗
日战争即将胜利，工作再繁重辛苦，情绪仍很高涨，工作上疲劳也就自然消除了。
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三科的工作范围、任务也随着战争发展而扩大了，在党的领导和各级军、政首长的关怀支持下，三科及无线电总队领导狠抓通信机构组织建设，从军部到各师、旅、团司令部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多功能的通信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通信技术队伍。三科长曹丹辉兼无线电总队长，副总队长黄荣，下辖有通讯营(电话、骑兵、徒步通信等三个连)，电台区队(当时七、八部电台在工作)区队长郭龙飞。有培养有线、无线电技术人员的通信学校，负责人是曹维廉。机务室主任朱连等。
抗日战争中，我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7、8年，和许多做通信工作的同志一样，在工作上不怕艰难危险，不计条件，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在皖南事变时那样危险的情况，尽管敌人的枪炮弹打到电台周围，仍然坚守在机器上，并始终保持空中电波不中断，保持与上下级和兄弟部队电台的联络，及时把战斗情况汇报给上级。严守党和军队保密纪律与制度，这是通信工作者的天职，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严守保密规定，同时经常不断地检查和教育本单位同志，遵守保密规定，深知保密工作是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手段。报务工作人员要严禁用明码在机器上谈论公私事情。
电台上日常使用的联络呼号、波长，要按上级规定定期更换。为使更有效地达到保密的要求，使用白天、晚上两套不同的呼号和波长。报务工作人员要经常不断加强业务技术学习，提高技术素质，才能有与天斗(雷电干扰和恶劣气候)、与人斗(识别敌台假冒我军电台和敌台干扰破坏)的本领。
在敌占城市工作的电台，要尽量使自己电台信号少在空中暴露，严防敌台假冒我军电台，经常注意和善于识别敌台假冒。
建立健全交接班制度。报务人员要严守值班制度，在工作中无人替换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收发电报要按电报等级和收到电报的先后顺序，发报时要严禁使用花腔怪调，卖弄小聪明，影响正常工作。交班时除记录好本班通信情况外，还要口头向下班交待在机上遇到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如遇有敌台假冒我军电台，要立即报告上级。
抗日战争时期，我抗日根据地在被敌人严重分割情况下，无线电通信工具，发挥出重大作用，就是在现代战争中也将起重要作用。
五．解放战争时期我的工作情况
1945年日寇投降后，第七台撤销。我回到军部三科。不久又奉科长命令，带一部电台跟随军部供给部的同志赴山东省，为军部直属队北移山东省临沂城的沿线(天长、淮阴、宿迁、新沂、郯城)准备驻地、粮秣、民伏等工作。
1945年11月，军部直属队进驻山东临沂城后，新四军军部三科奉命将三科所属通信部门的设备、人员与山东军区三科通信部门的设备人员合并，组成华东通信联络分局，局长曹丹辉、副局长闻述尧。分局内分设三、四个科(除抽出部分通信技术人员和设备充实前线外)，原山东军区三科和新四军三科的李临川、黄萍、刘化乡、张起信等同志，留在分局各科负责工作。我在分局一科任参谋。当时分局下辖通信营、通信学校、两个电台区队(其中报社设一个)、机务室等。1946年5月，我与原军部三科参谋刘×去华东局党校学习，至1947年1月结业。
在党校学习结业后，我被派往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部三科任参谋。三科长是倪士梁。因部队刚组建，通信部门很不健全，只有一个电台区队长何军和一个通信排。这支部队是1947年1月初，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峄县、枣庄)战役时歼灭和缴获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等部队武器、人员新组建的，当时有105口径榴弹炮团、野炮团、骑兵团、战车、工兵等四个团。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参谋长钟国楚。部队组建不久就参加莱芜、泰安战役，歼灭北线来犯敌人李仙洲集团五万多人。当时因作战需要调我去榴炮团帮助工作，就留在该团任观察通信队长。我是从事无线电台通信工作的，对于炮兵通信是外行。因工作需要就边干边学。通信设备有无线电步话机(对讲机)、报话机、有线电话、旗语等。这次战斗是陈司令亲临前线指挥(炮车驾驶员、炮手多数是俘虏兵，有的中毒较深，在战斗行军中，故意造成翻车损坏大炮的事故，给战斗造成一些困难)。部队参加南麻战斗时正遇阴雨季节，给炮兵部队行军作战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上级决定榴炮、野炮两个团撤过黄河，到惠民一带休整。部队过黄河以后，我被派往渤海第二军分区工作。
1947年10月间，我到二分区驻地临邑报到，开始任通信科长，后机关精兵简政，通信、作战合并后任副科长。分区平时任务是训练，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和保护群众生产。为了配合野战部队作战，不久成立了4个团，组建新十三师，分，区司令(师长)李发，参谋长隋××。我们分区部队(十三师)在1948年春秋先后两次参加野战部队组织的胶济线西中段(张店、周村)战役。秋季参加济南战役，我们师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晏城、牙口等地敌军。分区(师)司令部设有骑兵、电话、徒步通信三个排，组成一个通信连(队)；配有一部电台，队长芦博，有二女一男报务员。战役战斗中，通信连和电台的同志都不惧艰险，不顾行军作战的疲劳，特别是一些女报务员，一到宿营地就架线开机工作，及时准确地与上级和兄弟部队电台保持联系，无论是报务员或通信连的指战员，都能坚韧不拔、不惧艰危地保障战斗通信工作的顺剩进行。
1949年1月，我又奉命从山东渤海军区三科调回华东通信分局(住山东益都城内)待命，不久又奉曹局长命令，带一部电台和一部分通信人员(电台队长、报务员，一些步兵、骑兵、电话通信人员)到山东滕县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报到。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是温仰春，高詠先是一科长，我是三科长。纵队将从华北、山东和华东军区抽调去南方各省接管工作的党政干部，按省、地、县三级建制编为支队、大队、中队，当时在山东滕县临城一带集中的干部约有7、8个支队。纵队从49年3月开始从滕县步行南下，到江苏丹阳县城，有的干部大队已按原定去向在途中就到各自省、县去了。队伍基本走完后，我即将原带去的电台和通信人员回到华东通信分局。分局命令我参加上海市军管会，任电信处联络员(接收上海电信局四川北路收信台)。大约是6月底7月初，曹丹辉局长找我谈话决定，要我负责(还有文克等同志协助)为福建省委组建一套通信工作班子。接到命令后，立即到江苏省苏州集中(当时福建省委领导驻地)，先后从华东通信分局和山东一些分区抽调来3名电台队长，10多名无线电报务工作人员，还有4、5名团、营、连一级的通信干部和一部分步、骑、电话通信兵等近百人，除了配齐3部电台和报务员外，还另带3、4部备用电台设备。经过简短学习和编队后，于7月中旬，我们就从苏州乘船后换乘火车到浙江省的江山下车，随十兵团部队步行到福建省浦城，到建瓯后，省委、兵团领导研究调整分配福建省、市、地区领导班子时，把我从这个队伍中调出参加福州市军管会邮电处接管工作，任助理军代表，负责电信方面接收任务。厦门解放前夕，市军管会需要邮电方面人员，又把我调去厦门市军管会邮电组任军代表。就这样经过多次工作变动，调换工作，而被留在福建地方工作至今。
以上是我学习和从事通信工作的情况和简要经历。所回忆的事，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1987年9月23日于福州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