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前身，是由坚持南方八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分编为一、二、三、四支队。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在挺进纵队司令部当书记，纵队电台队长是廖昌林。当时有一个通信连，属特务营建制。闻说一支队(江南指挥部)通信参谋是贺敏学、电台队长是李景瑞。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八日，苏鲁皖游击指挥部副指挥李长江调集十一个团，围攻我郭村挺进纵队，经过六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李部被我击溃。七月八日，陈毅同志率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北渡与挺纵、苏皖支队会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我们挺纵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二团、新六团、九团、江抗二团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苏皖支队为第三 纵队，司令员陶勇。我们第一纵队司令部编有作战、侦察通信参 谋，通信参谋分管通信连，负责步、骑、司号通信及制发口令、密语等。电台归电台队长廖昌林管，报务员有郭日忠、平凡等同志。七月二十五日，我军东进攻克黄桥，消灭顽保安四旅。 十月三日进行黄桥决战，消灭顽军主力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趁胜追至东台城。十月十日与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队在白驹胜利会师。此时廖昌林同志调走，电台队长由郭日忠同志担任。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皖南事变”。一月二十八日，新的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苏北指挥部改编为第一师，后兼苏中军 区。原一、二、三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旅，我们一旅旅长是叶飞同志。二月，旅部成立了侦察通信科，我任科长，毛奇新同志为通信参谋，还有两个参谋分管侦察和交通联络站。电台区队长郭日忠，报务员有平凡、王有根、关润建等。旅部有一个通信连，下辖司号排，步、骑通信排，电话班、总机班。旅部平时开通一部电台；有作战任务，由平凡、王有根带流动电台加强到有关团去。团那时也编有一个通信连，并有一个通信参谋负责全团通信勤务工作。
一九四一年底，我被调到师部。当时，师部的通信组织情况是：
三科长李景瑞，我任通信参谋。电中队长李景瑞兼，副中队长廖昌林(四二年，廖昌林任电中队长，李不再兼任)。
师部开通三部电台。一台队长温诤，二台队长廖辉，三台队长朱隽亚，报务主任有陈问心、程希道、徐翔等同志。
机务房有陆延年、周惠明、沈大卫、周华生、诸琦等同志。
师部有一个通信连，辖徒步通信排、电话排、司号通信班、电话总机班。通信连归特务营建制，通信勤务工作分工我管。除给通信连讲业务课外，必须定期制定口令、部队代号及识别信号等。
一旅三科长先后是毛奇新、郭日忠，二旅三科长向瑞桃，三旅三科长先后是柴汝奎、张翼，十八旅(兼一分区)三科长朱培章。苏中军区抗大九分校，设有一个报务训练队，每期训练三至四个月，然后分配至电台任见习报务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三个团渡江南下，四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苏浙边长兴地区组成苏浙军区。四五年四月七日，叶飞率第一师三个团继续南下。
一九四四年九月间，苏中军区经过一次新的调整，司令员管文蔚，副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陈丕显，副司令兼参谋长张藩，副政委兼政治主任吉洛(姬鹏飞)，副主任惠浴宇。四五年十二月，胡炳云任参谋长。新的苏中军区司令部三科长兼无线电中队长是廖昌林，副科长是我。军区开设三个电台，电台队长有张平、周维克、陈旭之、任希文、朱根传等，任希文是在三台任队长，报务主任杨明生。一、二台分别联络延安、总部、军部和苏浙军区以及下属的几个军分区、第十八旅等。当时在溱潼地区有个统战部队叫“联抗”，电台和报务员是我军派去的，电台队长刘颖川(水)，报务员王惠霆。三科下属除电台外，还有一个通信连，一个电话连，一个交通队(管交通船队和汽车)，三科副科长兼交通队长是赵政。机务房有陆延年，李钊。三科教导员钱文祥。报训队长郭日忠，教员有王惠霆、杨觉非等，指导员解决。一分区三科长黄瑞兴，二分区三科长应文华，四分区三科长先后是张翼、谢吉奎。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分散在敌后作战，由于敌、伪、顽封锁割据，各根据地联不成片。保障上下级、左右邻间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台。但根据苏中地区的形势和斗争实际情况，我们适时地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后期改为兵站)。交通联络站是采取统一计划，分工负责，纵横结合的方法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传送情报和机密文件、护送干部，后来兼作护送物资、器材、药品等。交通联络站的组织机构，一师兼苏中军区设总站，总站长是王公道(已逝)，干事苏蕴、张福康等；各军分区设分站，再往下设若干个支站。支站间一般相距四十至五十华里。交通人员多选自当地土生土长的、政治上可靠的基本群众，他们对周围的社情和环境都很熟悉，便于随机应变。交通联络站建立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份，那时我在三分区当三科长，对三分区范围内的交通站址，我至今记忆犹新。分站设在如西薄家湾，向东有营溪、祖师庙等支站；向北有顾家庄、庙湾等支站，向西有珊瑚庄、虾蟆圩等支站；我后来调到师部时，看到了全苏中的交通联络站全图。总站在台东一仓河附近，向北有龙王庙支站与三师沟通，向西有射阳、安丰等支站与二师、四师沟通。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和叶飞所率之一纵队进驻山东。同时，在淮安成立了新四军华中军区。十一月十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主任钟期光。野战军共编成第六、七、八、九四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五个团。
华中军区司令部三科长是李景瑞同志，副科长是朱连、廖昌林同志。七纵三科长先是从供给部门调来的一位同志，他不懂通信业务，因此，不久组织就决定让我去七纵任三科长，谢吉奎同志任付科长。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五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约十二万人，向我苏中根据地发起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奋起迎击， “苏中战役’’开始了。李景瑞、廖昌林率领电台和其它通信分队跟随粟裕司令赶赴前线。七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我军连续进行了宣(家堡)泰(兴)战斗和如(皋)南战斗，歼敌整编第83师第1 9旅的两个团及整编第49师师部和该师的一个半旅。这时，李景瑞同志打电报给我，要我迅速带领十余名机、报人员和部分通信器材由淮安赶赴前方去。当我赶到海安时， “宣泰，和“如南”战斗已胜利结束三天了(即八月三日)，当时部队正在进行十天左右的休整，并由下而上进行群众性的战斗总结。粟司令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形势，科学地总结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斗经验。并指出了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中，我军存在的问题和暴露的弱点。着重指出：通信联络不适应部队快速前进，连续作战的要求。有时电台联不上，电话打不通，指挥员的决心和命令传不下去，下面的情况报不上来。由于通信联络组织不好，某些担任突击任务、穿插任务的分队互相之间，多次发生误会，造成误伤。
李、廖科长对粟司令的批评和通信联络中存在的问题很重视，正在苦苦思索着改进的方法。我到后，马上给我介绍了前两次战斗情况，并在一起研究起来。我们三个人一边摆情况，一边设想方案，互相启发，交流思想。我边谈边翻阅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通信联络条令、条例。我们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战，已不同于过去分散情况下的游击战，通信联络必须敢想敢干，联系实际来个大改进，单一的无线电通信已不能满足指挥的要求，必须及时组织和运用好有线电通信手段。而实际上，在前几次的战斗中，有线电通信暴露的问题最多，往往战斗激烈时，线路中断了，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有线电通信组织上来个改进。有线电通信组织的原则，我军和外军都是按“由上至下”建立线路，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按照原定计划由后(上)向前(下)，将线路架到既定地域时，找不到那个部队指挥所；通过炮火密集区，人员伤亡比较大；有时器材不足，困难很多。后来我提出，事在人为，应当创造性的工作，对“由上至下”的通信组织原则是否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改为“由下至上”。因为，高一级指挥位置较下一级指挥位置相应要稳定些，纵队以上指挥机关目标明显，位置易找，由下向上架线，可以节省时间，也利于集中使用线料。李景瑞同志边听边想，经过深思熟虑后，很赞成我的意见，当即要我起草文件面呈粟司令员，并认真汇报了为什么要改成“由下至上”的理由。粟司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赞扬说：“好！你们有创造，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当即就批了“同意”。
“关于重新规定有线电通信组织原则和要求”的文件下发后不久，我军进行了苏中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八月十一日，攻克李堡，攻占丁埝、林梓、东陈等据点，以及尔后的几次战斗，通信联络工作顺畅，尤其是有线电发挥了其应有作用，实战检验证明“由下而上”的原则，符合我军当时战役战斗的实际情况，改得合理，改得及时。以后，我华东军区、三野各部队一直沿用这一原则来组织战时有线电通信，直至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粟司令对我们通信工作是很重视、很关心的。他经常到电台了解人员思想、工作情况，帮助解决报务员生活上和工作中的困难。由于接触多，报务人员对粟司令都很熟悉，经常向首长要个钢笔、皮包之类的用具。战争时期，无线电是主要的通信工具，因此，首长们都把电台看得至关重要。有一次在曲塘附近过河，电台掉了队，叶飞同志得知后，焦急地询问为何掉队?再向前就有敌人，担心电台人员遭受损失，要我立即去找。不多会电台赶上来了，他才放了心，并要电台紧跟他走。在战争环境中，报务人员很辛苦，整日整夜行军，到了目的地还不能休息，还须争取时间架设电台工作，人员又极少。东进路上，一个电台只一个报务员，简直没有睡觉的时间，那怎么办呢?有时找付担架，让报务人员在部队行军时睡在担架上打个盹，休息一下，留得一点精力，在宿营后能架线工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调到七纵三科任科长，谢吉奎任副科长。电台队长有汪文辉、吴光圻、何坤等，报务主任有丁佐先，蒋竟成等，当时纵队开设三个台。机务房机务主任龚宝康，副主任常纪民。下有一个通信连，辖一个司号排，一个步骑通信排；一个电话连辖两个架线排，一个总机班。
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七纵队改编为第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部三科长仍是我和谢吉奎。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司令部三科长是任应忠。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内线兵团的第二纵队和坚持苏北斗争的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又称苏北兵团和韦吉兵团。十一纵队兼过兵团部的指挥工作。当时，兵团部，没有另设后勤和通信保障人员。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我均在二十九军工作，“上海战役”，结束后，程希道接任二十九军三科长，我被调到野司通联处任人事教育科长；五0年十二月，调第三通信学校任副校长(一大队随校部住大方巷，二大队住西康路，三大队住新街口)，校长郭季田，我与王殿春是副校长，教育长平凡，副教育长余永明，政治处主任张明秀，副主任王××。第一大队长李辛，教导员丁彪；二大队长王惠霆，教导员蔡有成；三大队长周维亚。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东台东的三仓河，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召开过通信工作会议，旅和分区的通信科长都参加了会议。主要内容是整顿通信纪律，提高责任心，纠正发报时的花腔怪调，及在台上谈私事等倾向。
“渡江战役”前，野司在泰州东圹湾镇召开了通信工作会议，李景瑞同志主持，廖昌林也在，军以上通信部门负责人参加，主要研究如何搞好“渡江战役”中的通信联络工作，对航渡期间和登岸阶段的通信联络问题做过细致研究，规定比较明确。李景瑞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要求起航前严禁无线电发信，只准使用有线电、运动通信等；航渡中，可以使用无线电报话机、步谈机和各种信号工具。张震参谋长到会讲了话并预祝“渡江战役”胜利。为了保障“渡江战役”通信联络畅通，我们二十九军自装了一批用于电池的5 W的小报话机，发至团和突击分队使用。我们对营、连以下的通信联络，曾发动群众用江边的竹子自制一种青竹哨子，约四寸长，吹起来可发出呜呜的声音，以此简易信号在登岸时进行识别和联络。在江北各个渡口，各设置一个大钟为信号，以此让渡江成功后回来的船只，很快找到渡口，并能迅速赶运后续部队人员和物资过江。
盐城军部机务主任曹维廉同志，一九四二年在苏中军区住过一段较长时间，办理通过兵站派人到上海购买无线电通信器材事。三师也派材料采购员来苏中军区，向跑上海的商人购买军需物资和各种通信器材。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于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