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赣南各县如赣县，南康，信丰，寻乌，兴国，于都等地，党的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蓬蓬勃勃，一日千里。
那时，我才十六岁，在赣州的赣南中学读书，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帮助总工会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利用假期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27年3月，我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也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叛变了革命，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的鲜血首先洒在赣州街头。四月，钱大钧反动武装袭击赣州，工人中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我们也无法立足，暂时避到万安，在那里成立了旅万支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南昌起义后，我们又潜回赣州，做地下工作。八月底，赣南特委指示我们回到家乡，组织秘密农会，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我们十几个共产党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大埠圩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筹备委员会，大家推举我担任委员会主席，峰山的黄世秦和沙石埠的李灿春两同志为副主席。并决定大家分头发动群众，筹措武器，准备起义。
我家住在赖村，离大埠圩很近。1926年冬，我曾经回来做过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次回家，父亲知道我还在秘密干革命工作，便拿出一笔钱，给我买枪。那时，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瑞金一带时，曾经留下了一小部分，三河坝失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回到赣南家乡来，参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其中有些黄浦军校毕业的学生，在部队里当过连，排长，懂得军事。赣南特委收集了这些人和枪，就拨给我们一百人左右，作为武装起义的基干力量。
由于过去有工作基础，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参加秘密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各乡的赤卫队发展到近千人，他们把鸟枪，土炮各式武器拿出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些势力较小的地主，在这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面前吓慌了，纷纷托人前来讲话，愿意拿出地来。党的组织也壮大了，在韩村，白石，下坑，里南坑各成立了一个支部，我担任白石支部的书记。
我将这些情况在赣南特委的会议上做了汇报，会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举行武装起义。当晚，我们回到乡里，到各支部传达，要大家准备第二天暴动，以听大埠圩两声炮响为讯号，各村便立即向本村的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进攻。
这天夜里，在赣南特委的主持下，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各委员进行了分工，有的负责指挥打仗，有的负责分浮财，深入发动群众，并且研究了敌人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连夜赶写好布告，集合起队伍。大家忙着擦拭刚从隐藏处取出来的枪枝，天亮以前便分散到各个村庄去，领导各赤卫军的行动。
这是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的一天，暖洋洋的阳光，照在大埠圩庙前的墙壁上，新贴的布告，好象每一个字都闪射着耀眼的光芒，马上吸引来了一大群人，他们大声的念着，互相传告着，一个个喜笑颜开了。庙前的大旗杆上，一面大红旗迎风招展。这时，
大埠圩的后山上，轰隆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峡谷间久久地回荡着余音。隔不多久，又是一炮。山头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赤卫队员，挥动着红旗，高声宣告：“同志们，起义了，打倒土豪劣绅呀……”顿时，就听到远近的村庄，一齐响起了枪声。
我站在后山上，朝各处观察。赖村的战斗很是激烈，暴动的农民拿出梭标，鸟铳，向着地主寨子奋勇进攻，土炮的硝烟弥漫空中。不多一会，陆续就有各村的同志到指挥部来报捷，只有韩村，赖村和一个姓彭的反动地主这三个地方，一时相持不下。我们又增调了一部分队伍去，一个多钟头后终于拿下了这些最顽固的堡垒。谁知道这几处的地主都狡猾的很，前一天就悄悄逃到赣州去了。
当天下午，各村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暴动的意义。同时，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农民去挑；把浮财拉到坪上，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当场要求参加农民协会。
我们这里正搞得热火朝天，敌人却大为震惊。匪赣县三区（大埠，沙石埠，峰山一带）靖卫团总毛焕采和李耀东，又气又恼。急忙带了三四十个团丁，扑向大埠，妄图一举消灭我们。我们得到消息后，决定给以迎头痛击。马上放了几声号炮，各村赤卫队一齐出动了，只见漫山上红旗招展，喊声震地，敌人吓得拔腿就逃。赤卫队冲杀下去，活捉了三个团丁，缴获了百枝步枪。我们知道敌人绝不肯就此罢休，一定会搬正规队伍来进攻，便布置各村赤卫队严密防守。
第三天，果然赣州的敌人出动了。原来毛焕采吃了败仗后，连夜下赣州，向伪独立第七师师长刘仕毅告警。独立七师原是赖世璜的杂牌军，抽鸦片的很多，战斗力不强，武器也不好。
刘仕毅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一个副营长，带着两个连，来到沙石埠。 沙石埠离大埠有百十华里，中间隔着一座高山，地名叫牛胛屿，
这一带尽是悬崖峻岭，鸟道崎岖，不易行走，但都是通大埠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这里安排了重兵防守。匪峰山团总李耀东大概料到我们不会放松这关口，便力主由桃江溯流而上，取水路进攻大埠。而匪副营长却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偏要走陆路。
上午十点钟，我们正隐蔽在山上，远远看见匪军浩浩荡荡杀奔前来，靖卫团的队伍在前，独立七师的队伍在后。那个副营长骑着一匹马，在大队最后面慢慢走着，举着望远镜东张西望，一会儿又用马鞭子抽打掉队的士兵，一会儿又跑到前面对靖卫团喝骂一顿，耀武扬威，得意忘形。我们事先告诉了队伍，敌人没有走近，一律不准打枪。因此，当敌人上牛胛屿时，我们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匪靖卫团走到这里，似乎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匪副营长连声喝骂，只好硬着头皮上阵。
我们等敌人爬到半山腰，突然将红旗一展，好象是一支猛烈的电光，紧接着就是天崩地裂似的雷声，所有的土炮一齐打响了！只见漫山遍谷碎石飞舞，烟尘蔽天。匪兵们狂叫哀号，跌跌撞撞，胡乱朝山上放枪。在土炮连续不断地轰击的同时，我们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步枪，乌铳，弓箭和石块一齐朝敌人打去，好象整个山头都在抖动。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立脚不住，都往山下滚去，那个副营长也被打落下马，直滚到山脚。赤卫军趁势猛冲下山，敌人只顾得拼命奔逃，那里还顾得还击。我们一气追到离赣州十多里的地方才停住。这次又缴获了步枪三十多枝，活捉了百个敌人，连匪副营长的马和手表也被我们缴获。
重伤的匪副营长和连长被抬回了赣州，刘仕毅气坏了，又命令他最亲信的参谋肖政平率领六个连，并峰山，沙石埠靖卫团一百多人，号称千人，前来进犯大埠。这六个连是匪独立七师的精锐部队，附有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三门。肖政平当时把部队分作两路，陆路由峰山迂回，水路由夏汶滩上驶，钳击大埠。我们侦察清楚后，当即作了相应的布置。
陆路敌人共四百多，由毛焕秉带路。一路上轰隆轰隆放炮壮胆。我们在各个路口的两侧山头，都布置了队伍，一见敌人，土炮，石块，鸟铳齐下，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还是一个劲地向上攻，并且采取侧后迂回的战术，夺取了我们一些阵地，直打到里南坑。水路敌人由李耀东带路，沿桃江而上。快到大埠圩时，我们原先埋伏的赤卫队员们，便潜到水底，把敌人的船凿沉了三四只，连一门迫击炮也沉到河底去了。匪军们顿时慌了，急得团团打转，一面想方设法捞炮，一面派人去峰山报告肖政平。我们便趁敌人慌乱之际，带领一支赤卫队杀出了大埠圩，砰砰嘭嘭一阵乱枪，打得船上的敌人不敢动弹。另派几个赤卫队员跳入江中，去凿那几条未沉的敌船。吓得匪连长连忙下令，掉转船头，退回夏汶滩。
这天晚上，陆路匪军就在里南坑一带住下了。我们估计肖政平接到水路的报告，一定会赶去。于是，在当夜四更时分，从山上悄悄摸到匪军的步哨内，杀了进去。敌人打了一天仗，现在正好睡，一点也没有提防。我们一冲进去，顿时大乱。匪连长掌握不住部队，只好向沙石埠撤退。我们乘胜追杀，又缴获了百十多枝步枪。匪团总毛焕采在逃命时摔伤了左腿，两个团丁象扛猪一样，一直把他扛到沙石埠。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又被我们打败了。
革命委员会见三次击退敌人，局面比较稳定了，便决定分头去各县发动群众。我带一部分队伍去韩坊，小岔一带，李赞树同志负责信丰，南康两县。这样我们的武装力量就分散了，同时也放松了对大埠一带的控制。反动的地主恶霸钻了这个空子，迅速地纠合了一批地痞流氓和散失的团丁，组织靖卫团。一面又向刘仕毅请兵。这回，刘仕毅派了副团长张慕韩来指挥，兵力是一个营。
我一接到赤卫队的报告，马上带着队伍赶回大埠圩。这时，敌人已经突破了我各村赤卫队的阻击，直逼大埠了。我们长途赶回，当即投入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因为队伍疲劳太甚，加上兵力分散，弹药缺乏，抵不住优势的敌人连续攻击，终于被敌人突破。队伍也被打散了，我带着几十个人，退上了山。
十多天来，一直下着雨。上山以后，雨反而越下越大。连日行军作战，疲劳已极，加上在雨水里泡了这么多天，有好多同志身体就支持不了。敌人搜山的兵力却越来越多，各区各乡的靖卫团都来了，东一把火，西一阵枪，紧张得很。我们扼守住多个要道口，敌人逼近了就抵挡一阵。最后，还有老乡给我们送点干粮来。我们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跑到山田边掏点水喝。可是，我们的弹药全部打光了，敌人到处都是，要道守不住了，老乡的粮食也送不上来。我们躲在石洞里，眼睛饿得冒金星，坚持了一星期左右。最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枪支埋藏起来，人分路突围出去找赣南特委。
这天夜里，哗哗地下着雨。我和陈铁生，卢乂乂三个人，悄悄来到桃江边一个老乡家里。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农会会员。他用隐藏着未被敌人拖走的小船，连夜将我们送过了江。我们经由于都折向西来到赣州，想寻找赣南特委。
黄昏，我们悄悄进了城。第一步打算先找个落脚点，就走到南大街一个大旅馆门前停下了，因为我们认为敌人可能更注意小客栈。我穿着一件长袍子，进门向老板打听有没有房间。老板打量了一下我，问到：“你是哪里人？”我说：“商圩人”老板高兴地说：“怪不得，我听得口音就像嘛！我也是商圩，你父亲叫什么？”我正没法回答，楼上一个茶房模样的人跑下来说：“这里一夜查几遍。你们自己明白，快走吧！”这时，楼上就有个粗嗓子朝下嚷到：“这几个准是赤色分子，快抓起来！”我们一听，回身就走。没办法，只好到卢乂乂姑母家里去。他姑母说：“你父亲在这里抓走没几天，你们这一来，不是自投罗网吗？”卢乂乂说：“没办法，找不到住的。夜里在街上走，更危险。”这一夜，谁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一件商人的衣服，就到西大街找赣南特委。刚跨进门一移脚，就有一个正在扫地的人，朝我急急摆手：“赶快走，昨天枪毙的！”我一句话也没说，拔腿就跑。
出了城，虽说脱了险，但心头仍是十分沉重，惘然若失。我们的事业受到挫折，许多好同志遭到牺牲，这仇得报呀！可是，眼下往那儿去好呢？我忽然想起前些时候听特委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井岗山建立了根据地，便决定奔向井岗去找他。不巧，毛泽东同志带着队伍下山去了。我一直追到桂东沙田终于找到了队伍，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像流浪的孩子找到了爹娘一样，紧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温暖的手掌，激动得流下泪来。
该文写于1958年 赖小鹏整理 （为纪念秋收起义八十周年赖小鹏整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