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电话排
湘鄂赣军区原来就有一个电话排，约有10来个人，排长史XX，班长邱盛根，电话员约8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只剩下排长、班长和我同另一个电话员，到1937年秋，仅剩我一人。
在反“围剿”中，整个湘鄂赣军区和红十六师的部队被打散了，损失很大。当省委书记傅秋涛同志带领我们下山住在湖南平江嘉义时，我们只有二百多人，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军区和红十六师被打散的同志又陆续地在嘉义岭集中起来了，这时部队又增加到一千多人，并组成第一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员傅秋涛，支队辖三个大队。这样，单位就比较多了，对有线电话通信要求就高了，因此在组建无线电台的同时，组建电话排。首先调来排长吴光耀，接着又买了几部电话机，排长和我两个人就开始工作起来了。
1937年底，我们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在团首长的关怀下，又陆续从各营调来大约20人，买了一部小总机和部分单机，排长吴光耀带领两个电话班，第一班负责外线架设，第二班负责维修和内线架设，班长魏於生，电话排就算正式成立了。但调来的同志都是新学的，因此就采取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技术训练，以保证有线通信任务的完成。
1938年3月间，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同志、政治委员江渭清同志，带领一团离开平江县嘉义岭东进抗日。在东进途中我被调为电话排有线电技师。同年7月，团奉命开进江苏丹阳县，经过几次战斗，部队发展非常快，由1千多人增加到3千多人，并成立了团直属机枪连、侦察连、小炮连、短枪连等5、6个连，再加上三个营及其连队，有线电话随之大量增加，为了完成任务，购买了一部分电话机，一部总机，有的是缴获国民党顽固派的。
电话排在平时和战时，都要负责团首长、司令部、政治处和各营的有线电话通信。凡是设单机的单位，都得派电话员守电话，首长或机关向外打电话时，先由电话员要通，找到接电话人，再叫首长接电话。部队转移时，各电话员就负责收线。
1938年11月，我被调到新四军无线电训练班学报务。193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五支队电台工作。
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电中队情况
我于1939年5月在新四军军部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就被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台大队，大队长黄荣。一个月后，我又被调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当时四支队电台报务员很少，他们只有两个人，队长陈X（皖南事变后成了特务），报务主任鲍新泉，我到后共3人，仍旧很少。新组成的五支队及其所属八团和四支队的第九团（暂归五支队指挥）奉命开往津浦路东，因四支队九团电台队长不宜作电台工作，必须将他换下来，因为没人选，也只好让我到四支队九团当电台队长。1939年10月，五支队带领八、九团陆续的到达津浦路东。1940年2月，四支队九团回归建制，我被调到五支队司令部电中队工作。五支队电台中队长鞠文奎（搞机务的）。不久鞠被调走了，由罗映清同志接任电台中队长，副中队长郭继姜，报务主任聂鑫，政治指导员赵国栋，报务员时峰、曹影川、宁守国、刘枕戈、张惠仁、刘波、吴兴、魏於生等。当时五支队电台主要联络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及其九团和八团等台。无线电器材主要是靠缴获敌人的，其次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给一点，兄弟支队支援一点，总之器材来源是非常困难的。
五支队开进淮南路东，主要任务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因此部队发展很快。无线电通信也显得非常重要，电台又供不应求，只好陆续配备，有的只能使用干电池供电的5瓦电台，如独立团的电台。当然团的电台也顶多是一个5瓦电台，信号很小，有时天气变化就几乎听不见信号，只能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电报抄进来。我是1940年5月调往独立三团当队长，以后调到二师路东军分区电台工作。
新四军二师路东军分区的通信工作
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是二师路东军分区的前身。1939年冬，新四军五支队进入淮南路东后，按照既定的任务，一边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一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很快就建立了各区县的或大或小的抗日武装组织，发展很快，有的地方武装，很快上升为团或者抗日大队。因而就组织联防司令部来统一指挥整个淮南路东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1年2月，正式成立新四军第二师师部，并将各支队整编为四、五、六旅，同时在原联防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二师路东军分区，下辖一、二、三、四独立团。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杨梅生，副司令员罗占云，参谋长赵俊，电台区队长聂鑫，独一团电台队长赵新民，独二团电台队长刘枕戈，独三团电台队长魏於生，独四团电台队长吴兴。部队发展得很快，而无线电器材又很缺乏，瓦特数都很小，除军分区用的是15W外，各团均用的是5W电台，而且机器质量都不好，经常出毛病。大毛病就需要送二师无线电大队，请机务员修理；毛病不大，容易修好的，只好又团电台队长自己摸索修理。当时报务人员也总是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而二师路东军分区的报务人员就更为缺乏，除非某团作战任务非常繁重，临时增加一个人。1942年2月，我被调到路东军分区电台区队担任区队报务主任兼流动台队长。
1943年春，二师五旅司令部同二师路东军分区合并，原来的独立团有些充实到五旅部队。合并后，司令员兼旅长成钧，副司令员罗占云（原二师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杨梅生调延安学习），电台区队长仍是聂鑫，报务员有几个记不清了。各团（包括独立团）这时都设有电台，五旅的十三、十四团和司令部都用的是15瓦的电台，独立团仍用5瓦的。
1943年秋，二师五、六旅合并为五旅，旅长成钧。二师路东军分区单独建制，司令员罗占云，政治委员张树才，并新成立独五团。分区下辖三、四、五独立团。分区司令部电台区队长还是聂鑫，我还是担任报务主任兼流动台台长，报务员有汤翠娣、李冰宿等5-6人，三团电台队长赵新民，四团电台队长吴兴，五团没有电台。
日本投降后不久，二师罗炳辉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分别在淮南路东、路西接受日寇投降。罗炳辉司令员命令路东军分区五团跟他去滁州受降。分区电区队派我带一部电台到独五团跟罗司令员（因电台少，罗司令就用我带的电台），大约一个多星期，因罗炳辉司令员有紧急任务离开了滁州，并命令独五团到淮南路西一个火车站（军事要地，地点忘记了）待命。当时我带的电台，在这一个星期中间，工作非常忙，连续七天七夜未睡觉，结果我病倒了，又拉痢疾，团首长对我关心周到，调一个十几岁的小战士照顾我，但医药非常缺乏，找不到药治我的病。团首长着急的说，我们团长政委谁都可以病，就是老魏不能病啊！等第二天团首长派警卫员分别到乡村为我找药，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一个民间药方，服药后第二天下午我就觉得好多了。当时，我想好长时间不工作了，很耽心，可是我行走还是困难，就叫摇机员将收发报机搬到床上，我打开收报机一听，啊唷！许多台都在呼叫我，我想一定有情况，立即回答了二师前线指挥电台，接着他们就给我发了一份61个字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并告诉我，还有几万字的电报给我，但现在不能发了，以后请注意联络。我立即将电报送交机要股长，译出后，原来是一份敌情电报，国民党派两个团大约三、四千人，在我接到电报的当天夜里23时，到火车站围歼我们团。我抄收电报的时间是18.30，而敌人围歼我们的时间是23时，真是险啊！我们马上就将车站周围和要道布满地雷，并在附近埋伏一支小部队。果然，顽军按时来了。正由于我们有了准备，结果大量杀伤了敌人，而我团安全转移。我病还未好，就将我调回二师路东军分区司令部电台休息。
1945年12月，二师路东军分区，改编为淮南路东独立旅，旅长罗占云，下辖三、四、五独立团，旅司令部成立通信股，股长兼电台区队长余清泉（原电台区队长聂鑫调淮南军区通信科任副科长），我仍是区队报务主任兼流动台队长，还有一个报务员。三个独立团只有两个团配有电台，独三团电台队长赵新民，独四团电台队长吴兴，独五团没有电台跟随旅部。
在军分区各级领导关怀下，聂鑫同志对整个二师路东军分区通联工作的建设是有成绩的，几年来，军分区司令部及各团电台，都没有出过问题。
1946年秋，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淮南路东地区，敌我力量悬殊，因此路东独立旅撤出淮南，同华中军区部队合并。
1987年10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