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前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作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
1942年4月上中旬，敌伪集中一万五千余兵力，对我苏中军区四分区(南通、如皋、启东、海门)为重点，进行军事“清乡”。在“清乡”区边沿，遍筑篱笆，外挖壕沟，派兵扼守，进行封锁。在“清乡”区内，集中兵力，采取十几路、几十路同时出动，进行“梳篦”和“拉网”式的战术，合击我中心区，妄图在短期内，全部消灭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我新四军。
敌人先是“军事清乡”，后转为“政治清乡”，编查保甲，伪化政治。我军则在敌伪“梳篦”、 “拉网”中穿插，不断给“清乡”队以狠狠打击，摧毁其伪组织。展开政治攻势，反对编查保甲，组织发动群众，坚持反“清乡”斗争。敌人连续遭到失败后，又变为“机动清乡”、 “延期清乡”的花样，均被我苏中军民所粉碎。
反“清乡”斗争，是我苏中军区四分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一场最严峻最艰苦的斗争。我们通信工作者，在这场特殊的战场和斗争形式中，完成了党所交给的通信联络任务。
1943年元月，我奉命由四分区电台，调到南通警卫团电台，接替电台队长唐炳海同志的工作，报务员是于明生。那时部队穿着灰色军装。我到达后受到了团长梁灵光、政委周一峰、政治处主任韩念龙等首长的接见，他们对我表示热情欢迎。不久，殷逸参谋长也调来了。三个月后，我团便进入反“清乡”斗争。
敌伪每天都从各据点同时出发，以优势兵力，采取“梳篦”战术，寻找我军。每过一村，先以“火力侦察”，打一阵机枪进行试探，没有动静就进行搜查。如一旦发现我军动静，便把“梳篦”所拉之网收紧，从四面八方围起来。开始，我军为避其锐气，保存实力和疲劳敌军，采取在敌“碉堡、梅花桩”中巧妙穿插，声东击西，使敌人无所适从，终无宁日。我军则在运动中相机歼灭小股敌伪军，打击“清乡队”，捣毁伪组织。
为了长期坚持斗争，以少数兵力牵制大量敌人，经上级批准，我团全体指战员脱军装，换便衣。部队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班、甚至小组为独立战斗单位，进行分散游击。一旦需要可随时集中，作到分散能独立作战，集中能统一行动，狠狠打击敌人。电台上我和报务员都配备短枪，摇机员都配备手榴弹，成为团机关的一个战斗单位。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障通信。为了适应斗争需要，电台由担挑改为背负，各人的行李都作到最大限度的轻装。尽管4月的夜间比较冷，需盖棉被，但我们都换成簿簿的毯子，有的把被子里的棉花抽出改为双层被单，这样每到一地宿营睡觉时，下面铺着稻草，上面盖得很单簿，冷得团成一堆，大家笑着说，都升成“团长”了。每当睡觉，一听到枪声就“嗖”的一下站起来，把毯子一卷，往肩上一背，便能冲出门外。
电台的通报方式也随之改变。由于战斗频繁，随时要转移，每天架线、撤线数次。每次与分区电台通报后，无法约定下次联络时间。由于除了行军便是架线、通报、撤线、转移。休息时间越来越少，疲劳成了最大问题。经常发着报或抄着报眼睛都睁不开了，手也停了，被摇机员叫醒后，便用手打自己的头，将手指在桌上触痛后，再作报。经常是刚作完报想休息一下，可是敌人又打来了，便立即撤线转移，不管怎样疲劳，在“清乡”区绝不能掉队，掉队等于送给敌人。
由于我军采用了机动灵活战术，敌人的合围计划经常落空。敌又改变花招，组织了许多所谓“机动队”，每队由80名日军组成，各备长短枪一支，日夜出动寻找我军。进而“机动队"也脱军装，换便衣，搞所谓“以游击对游击”，妄图蒙骗我军民，搞突然袭击。当时我军确有随时被敌人合击歼灭的危险。但是，为了粉碎敌人“清乡”计划，鼓舞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无论遇到多大艰难困苦，我们决不跳出“清乡”区。为了坚持斗争，随时掌握敌军的情报，需要通过分区敌工部了解，同时，要报告我团当天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台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电台能否保障对上的联络，关系到部队的存亡和反“清乡”斗争的成败。我们电台工作者，意识到肩负的担子是有多么重啊!经常遇到在抄报时，门外响起震耳的枪声，耳机里又有天电“咔嚓”干扰声，室内有团首长分析敌情的说话声，复盖了对方发报的“的达”声。每当此时，我更加沉着、冷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抄报上，有时恨不得把头钻进耳机里去。当我把电报抄下来后，等得焦急的团首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则如释重负，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但又立即投入紧张的撤线和转移中去。
在反“清乡”斗争中，与敌人遭遇是经常发生的。记得1943年春的一个深夜，寒风袭人，团部在漆黑的原野上行进着。突然侦察员回来报告： “前面发现敌人，正向我方向而来”。团部命令： “就地卧倒，准备战斗”。我和摇机员立即卧倒在一条沟边，我迅速把子弹早以推上堂的枪口，对准前面百米处的大路，摇机员也拔出手榴弹，打开了盖。这时卧在我身边的摇机员，用海门口音喘着气说： “队长，背上的马达压得我出不来气了”。我立即用手捂住他的嘴，并迅速用左手插进他背上托着马达。这时，敌人由西向东而来，先看到了一条长黑影，紧接着听到了“喳喳”的皮鞋声。敌我距离在缩短，150米! 100米……，看来一场残酷的遭遇战马上就要发生。我从自己急速跳动的心中，似乎也听到了周围同志的心跳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大队日军立即奔向东北。一阵激烈枪声之后，逐渐稀疏了。这时传来口令： “快向西南撤”!当我们跑了七、八里路就地休息后，才知道刚才是前卫部队有意开枪把敌人引去的，是为了保护团部的安全。
在当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又和敌人遭遇了。当时，我们住在陈村，该村分东村、西村，中间只隔一条河，以桥相通。我团住西村，太阳刚落山时，电台已作完报，准备撤线，等天黑后转移。这时，侦察员突然来报告说： “鬼子机动队已进了东村”。敌人是否住下，是否要来西村，情况还摸不清，团首长命令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并派人到河边隐蔽警戒和监视敌人。同时命令电台等天黑时，立即架线与分区通报。天很快黑下来了，线已架好准备开机。我建议去东村河边听一听，能否听到电台的马达声。经团首长同意后，我随侦察员出发。同时，交待摇机班长：“等十分钟后，试摇马达，等马达表摇起来后，立即停止，等我回来报告后再决定”。我们隐蔽在河边树林里，看到河对面的鬼子跑来跑去，乱叫乱嚷，正在生火做饭。这时我就伏地细听，开始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后来听到一阵很轻微的马达声，我判断敌人是听不到的。回来后，立即呼叫分区，幸好分区正在守听。外号叫“小皮匠”的译电员刚送来报后，我就发出了。不久，便收到了分区的回电。当我们撤完线后，团机关的人全部不见了，只见门外一个便衣班在等着我们，班长说： “快走，东村的敌人马上要来西村了”。当我们走出十多里休息后才知道，电台正与分区通报时，有几个敌人来西村老百姓家抢东西，被我们埋伏在室内的同志，用刺刀解决了，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所以团部的同志先走一步。
当时“清乡区”内分为3个中心区，东区(启东)、中区(海门)和西区(南通)，我军就在3个区内跳来跳去。记得每当跳出一个区时，总是由先头部队，在民兵和群众协助下，把敌人筑的篱笆打开一个洞，两边派出警戒部队，我们迅速钻过去。每当敌人合击东区，我们便跳到中区或西区。敌人由于经常扑空，便狡猾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这样，我们便经常处于敌人合击圈内。记得在43年夏季的一天，我们由中区跳到了西区。第二天从早晨到下午，侦察班的同志一个个地来报告： “敌人离我军有lO多里，最近的l里，共有7、8路，向我军驻地逼近。显然，我军已进入敌人包围圈，不突围是不行了。可是向哪个方向突围，这是关系到部队命运的问题。梁团长和殷参谋长身穿便衣，手拿望远镜去周围侦察了一番后，殷参谋长又向老百姓家借了一付粪筐，化装去远处侦察了一番，回来后提出了突围意见……。
突围开始了，部队向西冲去，电台随一个班行动。此时，西边枪声大着，东边和北边也响起枪声，紧接着枪声都集中到西边来了。这时传来命令：“改向东北方向冲!”前卫部队已从东北方向冲开了一个口子。敌人很快又集中到东北方向来了。这时又传来命令： “向西北方向跑步前进”!跑了七、八里地，听不见枪声了，部队便就地休息，我们突围胜利了。
这次突围成功，是殷参谋长的巧妙安排。他在侦察中，发现只有西边最沉静，判断敌人决不会留个口子让我军突围，沉静之中必有重兵埋伏。我们便将计就计向西突围，敌人以为中计，把其他方向的敌军都集中到西边，实际是中了我军调虎离山计。当敌人察觉我军真实的突围方向改为东北，重新组织部队向东北追来时，我军则已向西北方向脱险而去。
在反“清乡”斗争中，生活是很艰苦的。夜里冻得睡不着觉，只好站起来在室内跑步。由于每天要打几仗，有时走的很累，刚到宿营地，想睡一会儿，门外枪声响了，我们就得拿着枪冲出去，又要继续走很多的路。因此部队十分疲劳，边行军边睡觉成了一种休息方法。每当就地休息十分钟，除了警戒，大家一倒下便睡着了，就是闻到一堆臭狗粪，也能睡得着。经常吃不上饭，饿肚子行军也成了常事。有时刚要吃饭敌人打来了，便边走边吃。当地群众生活也十分困苦，部队弄到一些粗粮，只能节约着吃。我们天天与敌人斗，与疲劳斗，与饥寒斗，但大家坚信我们一定能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经过9个月的反“清乡”斗争，我军不但没有被消灭，相反锻炼得更坚强了。我军不断毙伤敌人，缴获许多武器，原先每连只有少量机枪，后来每班都有一挺机枪，每个战士都有一支三八枪。并有大批青年参军，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民兵的队伍也壮大了。1944年春季，我分区主力向“清乡”区敌人进行反攻。我团如虎添翼，向敌据点发起猛烈进攻。日军被迫退缩到较大据点固守，已无力再出城“扫荡”，通、如、启、海又回到人民手中，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
1986年11月14日于郑州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