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信机构及人员编成
新军部成立后，军部的通信机构也随之建立起来：
1、军司令部任命颜伏为参谋处第三科科长，参谋有张炳生、周华生、刘卓、黄基华等，刘卓负责简易信号和口令。
2、军无线电通信大队长陈士吾。大队部辖第一至第六台（含新闻台）和机务室。一台队长肖易侠，报务主任胡莹，主要联络延安、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山东军区及部分地下党台；二台队长张翼，主要联络地方省委、区党委电台；三台队长颜吉连，主要联络一、三、六师及所属各旅电台和军独立旅电台；四台队长朱连（兼），主要联络二、四、五、七师及所属各旅电台；五台队长赖平，主要联络行署、专署、统战对象电台等；六台（新闻台）队长刘恋，配属军政治部，主要抄收新华社新闻，也抄收美联社、中央社、路透社、同盟社等新闻，并兼抄收延安党报台的党报（即整风文件等）。纠察台，设在三科兼无线电台通信大队部，不属常设电台，根据需要开通和关闭，主要纠察电台工作作风、纪律及技术状况等。机务室主任朱连、曹维廉，机务员有徐小弟、张浩、李杲等人。
3、1941年2月，军部三科在盐城成立了电训队，主任曹维廉，支书兼队长任希文，报务教员黄子坤等。
4、军部通信连长赵明才。通信连下辖电话排、司号排、通信排。
5、军部机关建立内勤电话，军首长及机关主要部门装有电话单机，担负主要联络任务的电台也装有电话。
6、新军部成立后，成立了“立教办公室”,更大规模地开展无线电侦察情报工作。“立教办公室”不归三科领导，但通信工作人员和器材仍由三科负责。
重建军部后至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黄花塘这段时间里，军部通信人员变动频繁，联络对象时有调整。在军部一台先后任队长的有：肖易侠、张起信、孙洪、宁波等；在军部二台先后任队长的有：张翼、钱刚、刘振国等；在军部三台先后任队长的有：颜吉连、张起信、钱刚等；在军部四台先后任队长的有：朱连、温诤、刘勃、张克南等；在军部五台先后任队长的有：赖平、罗兴英等，该台于1942年10月撤销，人员和联络任务合并其他电台。1941年4月，曹丹辉同志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后，经七师到达盐城新军部，被任命为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地三科科长，颜伏同志调任六师作战科长。年底，经组织批准，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长陈士吾调党校学习，由军部三科长曹丹辉兼任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大队长，1942年3月，陈士吾同志从党校毕业回到军部，此时刘少奇同志要回延安，经少奇同志批准并指示陈士吾带一部电台，负责沿途的通信保障工作。25日，陈士吾和 军部机要科长薛丹浩及报务员黄子坤、赖平等携15瓦电台一部随刘少奇同志从盐城出发，到山东滨海区时，因去延安的路上，敌人封锁很严，人多了行动不方便，于是，少奇同志决定留下陈士吾，一名副官和一个警卫排随行，电台及其它人员返回军部。六、七月间，根据中央军委三局的通知，新四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改称无线电台通信总队，由军司令部三科长曹丹辉兼任总队长。新军部成立后，军部电台与五师电台因距离较远，联络困难，经军委批准，自1942年7月1日起，五师电台直接与中共中央军委台建立联络，同时与军部电台中断无线电联络。同年，军委三科驻郭李庄时，曾设总报务主任一职，黄子坤同志任总报务主任，10月，黄子坤同志调任他职，由张起信同志接任这一职务，年底，中央军委三局要求各大战略区设专台，加强与中央的联络，军部三科调张起信任专台（即一台）队长，同时军无线电台通信总队总报务主任一职也就自行撤销。
（二）、整顿通信纪律，完善规章制度
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后，继续领导大江南北的抗日健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由于军部与延安及所属各师距离遥远，且敌、伪、顽封锁十分严密，故新军部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台，无线电台通信成为当时我军的主要通信手段。新军部成立后，全军的通信工作有了较大地发展。但由于电台数量的不断增加，造成通信联络困难，平均技术水平低落，通信质量下降，速度亦受到较大限制；同时，部分无线电报务人员违反通规通纪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通信联络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整顿通信纪律，健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对全体通信人员尤其是无线电台通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以保证通信联络的顺畅，保障军首长及时实施其指挥，就成为军部三科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7月，军部三科在苏北阜宁侉周召开了第一次全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由军司令部三科长曹丹辉主持。实际到会的有劲无线电台通信大队机务室主任朱连和曹维廉同志，三师颜吉连、王甫连同志以及军部和三师的全体党员通信干部，共计40人。其他各师因敌人封锁，交通不便，未来人参加，会议共开了两天。
军部三科长曹丹辉首先在会上作了报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电台管理、电台联络、通信保密和通信纪律的指示、规定及军首长关于无线电通信组织领导、报务人员值班守则、工作纪律等指示精神。中央军委的指示中表扬了无线电工作同志：“百团大战之胜利，不仅又一次显示了我军指挥之统一，战术的灵活，而且说明了我军通信联络上的成就，如果没有通信联络上的成就，欲将分散的大军同时配合出动作战任务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委的指示中还着重指出各级领导应重视并注意在前线作战、转移时，将电台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地带，指定战斗部队负责警卫和掩护。对无线电报务人员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关心照顾，更要在政治及意识上进行教育，帮助其进步，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报务人员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才能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中央军委的指示中还指出，我军无线电工作同志虽仍保持过去的优良作风，但由于电台数量的增加，技术水平低落，通信质量下降，速度亦受到限制，为此，应对电台人员集中训练，加强技术上的熟练及政治意识和党的观念。目前，尚有忽视纪律与麻木不仁的现象，军委要求全体无线电工作同志要切实遵守通信纪律，以使敌特分子技穷，使我军指挥有所保证。要保证军委三局各项秘密规定的绝对执行，严防敌伪冒充，禁止答叫怀疑电台，严禁和私定密码与私人电报，禁止伪造通报情况或冒充急电与假冒叫急，禁止拍发明码电报及不必要的英文谈话，禁止机上争论与谩骂，禁止在秘密台通报时涉及有关公开台事项，禁止无故扣留收据和拒绝抄报等不良行为，如发生违犯纪律现象，应受严格纪律处分。通信机要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将电台各种联络规定，自用密码及呼号波长销毁。有关通信秘密规定，由队长亲自携带。如电台失落，无线电通信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将本区域内联络规定及波长一律改换，并将情况及经验教训报告军委三局。
军首长关于无线电通信组织领导的指示精神是：以师为单位，检查总结对无线电通信的指导监督工作；确定电台技术行政关系，调整军部及各师干部关系。军首长的指示中着重指出应消除成见，提高互助互尊的精神；在各无线电台通信大队、中队设政治委员，挑选能干人才，加强电台政治领导；各级党政机关要重视对电台干部的政治教育并认清我军当前所处环境，要建立统一指挥的领导，必须健全无线电通信。
会议还传达讨论了由军首长签署颁布执行的《无线电报务人员值班守则》和《无线电报务人员工作纪律》。
这次全军通信会议时间虽短，但效果较好，会议结束时，代军长陈毅、参谋长赖传珠到会讲了话。会议结束后，军司令部三科及时将会议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三局并通报所属各师和独立旅。在向军委三局的报告中，总结了曹丹辉同志任军部三科长以来全军通信工作尤其是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优缺点，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具体措施：1、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学习新的领导方式，灵活、严格地遵守正规工作制度；2、强调纪律与服从上级指示，保证军委、军部颁布之一切通令、工作条例与通报规定的绝对执行密切联系起来；3、加强政治工作，健全党内生活，不断检查技术党性、发扬自我批评，及时克服一切不良现象；4、严密地注意收集、统计、保管、爱护各种器材，否则应分别处分。
这次全军通信会议，既是对重建军部后通信工作主要是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今后工作的一个推动。百团大战的胜利和中央军委对全体无线电工作同志的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全体从事通信工作的同志们的革命斗志。全军上下掀起了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和军通信会议的热潮。
军司令部三科首先设立了纠察台，目的是贯彻落实侉周全军第一次无线电通信会议精神，保证通信联络顺畅。纠察台队长胡莹。主要纠察军部和所属各师、旅、团电台在通报中无理取闹、骂人、发脾气、花腔怪调等不良作风。纠察台的同志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及时将纠察到的情况报告三科。三科长曹丹辉对纠察台的工作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上机纠察，对纠察到的情况能及时通报各有关单位，并提出改进意见。1941年底，纠察台想三科报告了一师电台近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三科长曹丹辉根据军首长的指示，立即电告一师首长及通信部门负责同志，指出了该师在电台通信中存在的问题，表扬了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严守通规通纪
的朱静亚同志，并对健全一师无线电通信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建议，要求将改进后的情况及时上报军部。军部三科除在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设立了纠察台外，还要求各师、旅团等电台在工作空暇时，都注意纠察军部及其它电台，以便更好地共同遵守纪律。军部三科纠察台的设立和纠察情况的及时通报，使全军无线电台通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得到及时的纠正，使侉周第一次全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会议的精神得到具体落实，无线电报务人员中违反通规通纪的现象大大减少，通信质量和速度得到了提高。
军部三科在设立纠察台的同时，还由三科长兼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长曹丹辉亲自组织了对军部所有无线电报务人员的测验，以便在业务上和政治上全面了解每个同志。测验分为业务技术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成绩评定分一、二、三等，对在测验中成绩优异的同志还颁发了奖品，奖品有笔记本、牙膏、牙刷等。军部纠察台队长胡莹成绩优异，获笔记本一个。通过这次测验，军部电台的同志普遍在政治上和报务技术上比以前抓得紧了，报务技术不太熟练的同志积极向技术好的同志学习，技术好的同志也能认真负责地帮助他们，并制定出具体帮教计划，掀起了在政治学习上和报务技术上“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各项工作的开展，机报任务完成得比过去好，压报也能以突击形式发出，每台每天收发报量由平均4000字增加到8000字，通信质量与速度有明显提高。
侉周第一次全军无线电通信会议后，各师、旅也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贯彻会议精神。一师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李景瑞兼任师电台中队政委后，除抓好全师通信工作外，还注意加强对师无线电台通信中队同志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对军部纠察台及其它各台通报的本师无线电通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而使全师的通信工作尤其是无线电通信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在二师召开的第一次全师参谋会议总结时就通信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张副军长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通信联络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解决通信干部缺乏的具体意见，要求加强通信人员的培养训练及管理教育。张副军长的指示，着重谈了各级通信参谋在各种情况下应如何工作，包括平时、行军时、战斗时和战斗后的通信工作，十分详细。张副军长的重要指示不仅深深地教育了二师的通信干部，也使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的干部们增加了对通信联络工作的感性认识，为二师今后通信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和无线电侦察工作，还抓地下交通。1942年初，他还亲自兼任师无线电台中队政委，并要求所属各团政委兼任本团电台指导员，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七师的通信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1942年6月，军部移驻苏北阜宁郭李庄时，召开了全军第二次无线电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由军部三科长兼无线电台通信大队长曹丹辉主持。参加会议大队有一师廖昌林同志、二师黄荣同志，四师熊梦飞同志，其他各师因距离较远，敌人封锁，交通不便，未能到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关于电料分散采集、划分电台波长区域避免干扰及来往电报紧急区别法等。
（三）、确保联络畅通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军加紧对我哥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扫荡”日、伪、顽都花大力气侦测窃听我军无线电通信，妄图获取我党、政、军重要情报。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三局于1941年和1942年，多次电示新四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无线电通信保密斗争，确保我党、政、军核心机密安全。军部三科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来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这些措施主要是:加强通信保密教育，不断提高无线电报务人员政治素质；经常改换波长呼号和通信联络规定；严格执行秘密联络规定、建立纠察制度；多听少叫，简化通报手续，禁止无用会话，以减少信号暴露的时间；建立战报台，负责半公开文件的收发，以
减少机要台的报量；提高通信技术尤其是收听能力；加强政治责任心，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1942年11月，军部三科根据中央军委三局的指示，将军部一台改为专台，重点保证与延安中央台的联络，专台队长张起信。盐城新军部成立后，军部一台即担负了对中央军委的联络，此外，还联络八路军总部、山东军区和上海地下党台，工作繁忙，有时积压电报较多。一台改为对延安专台后，在队长张起信同志的带领下，全台人员积极努力，利用晚间信号好，突击收发电报，有时一晚上能收二三十份报。专台的设立，使军部与延安中央军委的联络较以前稳定可靠，军部与中央军委之间的来往电报均能及时收进与发出。对上无线电通信联络的顺畅，为延安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命令的迅速贯彻落实和新四军情况的及时上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军部三科在保证对上通信联络顺畅的同时，还以军部电台为核心同所属各师、旅建立了两个无线电通信网。军部三台联络一、三、六师及所属各旅和军部独立旅；军部四台联络二、四、五、七师及所属各旅。对临时担负作战任务的团，军部电台还与之建立无线电专向。因三师驻地较近，军部与三师建立了有线电话，步骑通信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1941年10月，我军发起陈道口战斗。军部三科派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三台长钱刚、报务员余家东携15瓦电台一部，保障陈毅代军长作战指挥的通信联络。整个战斗中，电台工作十分繁忙，联络对象有：延安、军部、115师、参战团等二十多家，要发的电报都是“万万火急”，钱刚同志灵活机动，先与主要参战部队的电台沟通联络，然后发通播电报让他们抄收，发完电报，迅速调整频率，逐家取得收据后，立即结束联络，然后再呼叫其他有关电台，将电报逐一发给他们。采用这种方法后，陈毅军长指挥战斗的电报都能在规定时限内发出。21日，我军攻克陈道口，俘顽8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陈军长在进行陈道口战斗总结时，表扬了电台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通信联络任务完成的很好，对保障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四）加紧培训人员和筹措器材
皖南事变中，我军通信人员和器材受到重大损失，新军部成立后，全军部队迅速发展，急需各种通信人员和器材，以加强部队建设。为此，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在鼓励支持各部队采取各种形式培养通信人员和筹措器材的同时，积极想方设法为军部及全军部队培训人员和筹措器材。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与先期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地区。8月，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苏北指挥部在黄桥镇成立了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简称电训班）。
电训班学员来自挺进纵队文工团等单位共18人，学员班长徐整，学习组长朱隽亚。10月，指挥部又从苏中各联中和部队选了20多名新学员参加训练，共计40余人，编成三个班。11月，华中总指挥部在盐城成立，苏北指挥部电训班与总指挥部的电训班合在一起训练。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与1941年2月在盐城中山街14号办了第一期电训班，以原苏北指挥部电训班、华中总指挥部电训班为基础，又另招了部分学员，共有120多人，编为三个排九个班。
电训班先由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长陈士吾负责，后由黄子坤任训练班主任，教员孟勇和缪X。第一期电训班9月在苏北阜宁毕业。
10月，军部在转移到阜宁西南的停翅港后，又开办了新军部成立后的第二期电训班（即第十三期）。学员30多人，大多来自抗大五分校，编为四个班（其中一个女生班）。电训班主任曹维廉，政治指导员郭力军，文化教员陶植，报务教员孟勇、刘恋、刘建华，英文通报和电学原理由曹维廉兼教。该电训班于1942年5月毕业。
新军部成立后所办的两期电训班，学制均为八个月，较皖南事变前军部电训班学习时间长一些。主要课程有：政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英语（英文通报用语）、电学（电工基础和无线电原理）、收发报及电台实习。训练条件也十分艰苦，由于电信器材缺乏，每个班只能发二三各蜂鸣器，发报练习是换人不停键。经过刻苦努力，到毕业时，大多数学员发报达60——80码，数码抄报也能达到120码。
电训班学员年龄多在20岁左右，主要来自部队和军校。他们经过了反“扫荡”作战的锻炼和抗大严格的军政教育，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较丰富的军事生活经验，素质较好。在军部三科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下，电训班也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曹维廉。电训班党支部十分注意对全体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家不断提高对通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激励学员刻苦学习技术。在天气寒冷的的冬天，学员们穿着单薄的衣裳，上课时常冷得打颤，手指肿的象胡萝卜一样通红，掐不住铅笔，只能一把抓在手里抄写，但学员们不仅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点不叫苦，而且还要求教员发得快一点，以期早日学好报务技术，为打败日本鬼子做贡献。电训班党支部还采用上大课和个别谈话等方法，经常对全体学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有不少学员在毕业前因工作表现好，学习成绩优异而被吸收入党。
电训班的学习临近结束时，一般要组织学员到军部电台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分配。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军部电台和立教办公室工作，而大部分学员则分配到全军各个部队，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
新军部成立到1942年底，因敌人“扫荡”，战斗频繁，军部电训班只办了两期就暂停了，由各师自己培训人员。军部三科派出电训班报务教员孟勇到各师轮流教学，在二师、三师和七师各办了一期电训班，后因敌人封锁，没有能够到其他各师去，孟勇同志就留在七师工作了。
军部三科在大力培训无线电报务人员的同时，还注意指导全军各单位采用师傅带徒弟等方法，培养了部分电话员、司号员和通信员，充实了全军各级通信力量。
新四军初创时期通信器材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向国民党政府和第三战区索要，靠军委三局支援，自行采购和战场缴获。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从1939年开始就基本断绝通信器材供应，加上新四军距延安遥远，军委三局支援困难和战场缴获少，且我军地处大江南北，距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较近，故自行采购便成为我军筹措通信器材的主要方法。
1941年9月，陈毅、刘少奇和赖传珠联名签署《关于电料分散采集办法》电告各师，指出：“应完全打破对上级依赖的心理，相反的唯有依靠前线部队与各根据的的党军去完成物质采购的任务”，要“把这一采集工作看为上级党授予之重要任务之一，”并具体分配了各师采购区域范围：一、三、六师方面须向上海采办，二、四、七师向南京、芜湖、徐州采购，五师向汉口采办。规定年底前应完成现有电台40%的预算。采办足到明年上半年的器材，日常消耗之电池级灯泡（电子管）导线军部不再供给，并责成一、三、六师负责供给军部与独立旅电台器材。
全军各级通信部门，遵照军首长的指示，积极设法采购通信器材，并各自建立了较为固定的采购渠道。因通信器材整机价格昂贵，为节约经费，大多购买的是廉价品或代用品。四师师部驻仁和集时，买到三部旧收音机，才花了180余元。在积极采购器材的同时，军部三科还发动全军通信人员开展节约活动。军部电台用过的电池以前是直接扔掉的，后经大家研究，将用过的电池后面钻两个小洞，灌入一些盐水，电池仍能使用一段时间。节约活动的开展，既使通信器材得到了充分利用，又减轻了通信器材采购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