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我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要求参加革命队伍。当时，长沙办事处负责人是徐特立同志，和我谈话的是王凌波同志。他要我到延安抗大去，并说，去延安需要路费八十元，由办事处负责解决。我从湘潭出来时，身上只有六块钱，刚到革命队伍，什么事都没有干，就要花公家八十元钱，感到过意不去，就要求到江南新四军游击队去。正好，新四军有一个交通付官李梓林到长沙办事处来，因为长沙办事处为新四军军部买了一台印刷机，还有一部电台，由李梓林来运回去。这样，我和胡锷两人就跟李梓林同志一起到了新四军南昌办事处。
我们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或二日到南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驻地在南昌市陆蒙山路(三眼井)高升巷二号(此系张勋的产业)，南昌办事处实际是东南分局办公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外搞统战，对内领导地方党和采购、转运物质、人员来往、交通等。办事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主要有：曾山、黄道、涂正坤、胡金魁、李梓林、郭潜、李坚、陈丕显、谭启龙、余雅鹿、陈清凤、黄知真、邱司务长、吴太平、王良益、俞国兴、陆云火、王一帆、唐X X及警卫班、炊事班等。
办事处原来有一部电台，队长袁德钧，见习员秦焕臣(不久调军部去三支队当电台队长)，这部电台已在一九三八年夏天，日军增兵九江，南昌情况紧张时，跟随江西省委疏散到了吉安。在那里，将电台开设在赣江里的一条小木船上流动工作。这时，南昌办事处没有电台，但很需要，我们刚好从长沙运来一部，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找我谈话(因我在长沙办事处交了个人的履历表和入党申请书，黄道同志知道我在国民党军当过通信兵)，要我们两人留下来把电台开设起来工作，胡锷为队长，我为付队长。当时的联络对象是军部二台和吉安台(江西省委)。约在十一月份，吉安台撤回南昌办事处，联络对象改为军部二台、延安台。没有干几天，调来一名见习员李仕毅。
我们在办事处电台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没有机要员，电报的翻译和送报都是黄道同志自己干，俞雅鹿同志也担任过短期的译报工作，南昌办事处工作很忙，地方党的同志来来往往，汇报情况，住几天就走。我们刚到那里不久，就在一九三八年的中秋节前，冯达飞同志从延安带来一批人，约有八十多人，经过办事处，住了几天再到军部去。李景瑞、黄荣、郭隆辉同志就是那一批来的，李、黄、郭还看过我们的报房。后来罗炳辉同志也是经过南昌办事处。曹丹辉同志探家和返回部队都经过了办事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吉安电台回到办事处来了。这时，胡锷同志已经走了，他听觉不好，不适应做电台工作，要求回到长沙办事处，但在抵达前因长沙大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办事处失去联系，就在湖南地方上工作。他走以后，袁德钧、李仕毅和我三人在一起，机要员王国才和邹群两同志也从吉安回到办事处。约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军部要调一部电台去。因袁德钧同志那部电台是军政部发的15瓦台，使用手摇马达，质量好些。我们这一部也是l 5瓦，从长沙买的，质量差些。结果，袁德钧同志就带上我们这一部台到军部去，留下他的电台给我们使用。这时李仕毅已提升为报务员。我和李仕毅同志一直工作到南昌失陷前夕(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昌失陷)。
南昌失陷前夕，国民党南昌党部已开始撤逃，但不和我们通气，我们还是从国民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因为他要我办事处的车子帮他带家属)。办事处是在紧急情况下撤离的。电台随办事处经向塘、樟树、三曲滩，在三曲滩附近之南岸村短停。这时，周恩来同志自皖南军部返后方(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三月十五日离开云岭)，在这里住了三、四天，经周恩来同志与三、九战区交涉后，办事处在上饶、吉安设通讯处(系江西省委)。吉安通讯处住吉安市乾明后巷12号，我们电台带警卫班住市西郊五、六华里处。结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不准吉安通讯处设电台，这样我们在六月份又由李梓林交通付官护送，自吉安经赣州到南丰、再到南城、鹰潭、抵上饶郊区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我们在离开吉安时本准备到平江去，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平江惨案(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涂正坤主任、罗梓铭少校等全体工作人员)，才决定去上饶的。上饶办事处有：主任胡金魁、秘书程雪村和一部分警卫、勤杂人员。那时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其实国民党是处处限制我们，国民党三战区又不让上饶办事处设电台。这样，我们电台又于七月初由李梓林同志护送，自上饶一金华一兰溪一岩寺一太平一小河口一章家渡一云岭，到茶里张家的新四军司令部电总队。我们到浙江兰溪的那一天，正是一九三九年的七月七日，兰溪县城街上，一些青年学生正在宣传抗日救亡。
二、在新四军军部
我们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到军部的，到了军部以后，李仕毅就到三台去工作了。当时军部三科的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长是胡立教，参谋田××，好象还有一个管理股，付官唐××，还有会计、管理排长和指导员。
三科下设：
机务房：主任张相友，机务员郭远来、温××、陈××(当时在小河口)。一九四0年，张富根来到机务房，曹维廉、俞雅鹿同志也到了机务房工作。
电训班：主任曹维廉，教员李树政(后到七师任中队长)，学员排的排长是陈定远(现名陈超)。
军部一台；住茶里张家。队长袁德钧，见习员陈达云、虞文正、冯飞、何军、陈问心。我到军部时在一台值了几次班，曹丹辉同志在一台值固定班。一台的电台是国民党发的、军政部造的15瓦电台，使用充电机。其它都是使用手摇马达的1 5瓦电台。一台联络延安和八路军总部。
二台：住东山。队长罗兴英，报务员郭隆辉、黄立强、汪志斌等。联络三战区司令部、原南昌办事处。
三台：住岗上李家。队长温亮彰，报务员赖平、廖希贤、吴茂达(吴群)、李仕毅等，指导员扬温年(也可能是二台的)。联络新四军所属部队的电台。
四台：住丁家山(一九四。年初住白果树。春季反“扫荡”后住岗上李家西边小村子)。四台的任务是保障东南分局的无线电通信，分局对外称民运部。电台队长袁德钧、付队长王振芳，见习员陈家和(时间不长)。联络延安台、中原局台、浙江省委电台(该台队长扬石现，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至十一月，只联络两个月就失去联络)、上海党的电台(上级于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O年春夏间两次来电要沟通联络，但先后只听到两次呼叫，我们长期呼叫、守听、回答均无效)。四台是一九三九年八月成立的。
吴志恒是雇来的报务员，这个人技术很好，在军部成立初期负责过军部无线电总队的工作，以后又负责过第一期电训班。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0年初，皖南情况比较紧张，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为适应突然事变，军部机关有些变化。一九四0年春季反“扫荡”中，四台并入三台行动，袁德钧可能到一台去了。战斗结束，四台离开了东南分局并入总队伙食单位，住岗上李家附近。
四台并入三台以后，军部成立了侦察台(五台)，李仕毅到了这个台工作，李树政任侦察台报务主任，又从前方调来了林英。曹丹辉同志在“皖南事变”前被任命为付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长。
另外，我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军部期间，经历过这么几件事：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国民党国庆节，南昌国民党部组织国庆游行，我们办事处也派了一些同志去参加。当游行队伍到中正路时，有群众喊口号：“共产党万岁!”国民党表示很恼火。而事先混在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中的国民党人员就喊“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这样他们就借口将我们办事处参加游行的一些同志抓去。实际是国民党有意制造事端，有计划的陷害，搞磨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左右，陈毅司令员在皖南军部机关连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三天报告，主要讲苏南对敌、伪、顽的斗争形势，统一战线以及群众工作等内容。接着，在丁家山对东南分局和皖南特委的全体干部又作了两天报告，内容大致相同。两次听报告，我都参加了。
一九四0年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晚上，在军政治部附近的树林里，项英付军长给军部机关连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一九四O年五月四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一九四0年五月间，曹丹辉同志通知我，准备调我去福建省委电台工作，并要求待命出发，后来是刘友海同志去了，因他是福建籍人，便于开展工作。
三、在三支队
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奉命调三支队司令部任电台队长。三支队原电台队长温凤山调回军部，三支队司令部驻桥头杨，政治部驻方村。支队参谋长张正坤，政治部主任胡荣，他们在“皖南事变”前夕，分别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原司令员谭震林已赴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支队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有：马松荣、颜伏、邓克林、胡彪等。通信参谋沙林，付官主任曾水元，支队供给处主任郭义鸿。
三支队辖第五团、挺进团(驻江北)。我任支队电台队长以后，报务员有朱先纪，见习员王达雄(后与朱讲修调换)，机务员郭远来。联络对象：军部、五团、挺进团、三团、江北游击纵队(电台队长陈达云)、渡江指挥部(为新四军军部转移江北做准备工作，由曾希圣同志负责．电台队长刘生雄，现名刘恋。这部电台可能是五团的电台)，共六个联络对象。“皖南事变”中，和江北游击纵队、挺进团、渡江指挥部的电台仃止了联络。
第五团电台队长郭金海，见习员朱讲修。因当时五团没有电台，故所有人员都在支队部电台。
挺进团电台队长郑家璜。
三团电台队长陈家和，属三支队代管。
一九四0年十月，日军万余人对皖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我皖南部队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展开反“扫荡”作战，历时一周，获得重大胜利。就在这次大规模“扫荡”前夕的一天晚上，三支队正在支队政治部驻地方村，举行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工作组参加会议。一团江渭清同志、三团黄火星同志也到会。会议刚开始，首长们正在讲话，前沿部队就送来敌情报告。胡荣主任当即宣布会议停止，各部队干部立即返回，准备战斗。我回到驻地，立即到报房了解联络情况，一切正常。次日拂晓前接到通知，立即撤线出发。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流动哨兵在九郎庙(距支队部驻地二、三华里)发现敌人。我们报房就靠近支队参谋长的住处，当我们撤收机器时，参谋长张正坤大声喊我们：赶快把机器带走，铺盖行李不要拿了。我们迅速把机器、行李收拾好，追上队伍，翻上张家大山。这时，五团五连在山下阻击敌人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战斗十分激烈。支队机关在山上组织战斗，架设电台工作。黄昏后，机关开始向敌后转移，由于夜间视线很差，行军纵队被敌人截断。先头部队前进至龙潭肖时，突然发现有哨兵问“口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带队的同志误认为是我们三团某连，未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约十分钟左右，敌人的机枪就向我们开火，部队迅即向后撤退(我们电台是由作战参谋马松荣、侦察参谋胡彪带领着)，撤至较安全地点整队时，总数不到一百人。整队后继续行动，当到达清水塘时，三团的一个营在此，还有军政治部敌工部林植夫部长，拂晓前在营部吃过早饭后，营长告诉我们，他们要立即转移，天亮后敌人可能占领这个村子。当时不知道张正坤参谋长、袁国平主任和胡荣主任的去向，马松荣参谋决定由侦察参谋胡彪和一个战斗班，以及一些非战斗人员，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座约二百米高的山中隐蔽，他同林植夫部长去找首长。我们把机器藏在半山腰的柴草中，人员分散隐蔽在山顶的草丛中。大约在上午八、九点钟，敌机就开始轰炸，接着敌人就进了村子。同我们一起在山上隐蔽的其他人员，逐渐的疏散远了，只剩下胡彪和我们电台的人员。村子外边的敌哨兵，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我怕敌人万一搜山时发生意外，就把身上带的电台联络文件和委任状等埋在草丛中的土坑里。手握驳壳枪，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搜山。黄昏后，敌人撤离了村庄，胡彪同志下山与地方猎户队取得了联系。我们电台的全部人员，由猎户老乡带路去找地方关系，在一个村庄碰到了皖南特委一位姓林的同志(我在东南分局认识他)。吃过饭，林同志说今天敌人可能要到这个村子来，我们只好再上山隐蔽。当天没有发现敌情，下午四时左右，支队部派通信参谋沙林同志带一个警卫班来找电台和电话总机班。我们立即与沙林同志去清水塘山上把电台取出来，但联络文件没有找到，事后向曹丹辉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这次事件后，支队部改驻方村，数日后移驻沙土角。
四、在“皖南事变”中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下午四时左右，我们电台随支队首长自沙土角驻地出发，开始北移。出发前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要求在行进中每天写日记。行军途中下大雨，下半夜翻过张家大山后至公安堂宿营，立即架设天线与军部电台联络。第二天继续行军，到土塘黄(原一团驻地)，吃过午饭又开始行军，当到达云岭南保村(原军卫、军医处驻地)准备宿营时，军部来了命令，要继续向茂林方向前进。当晚徒步涉过章家渡河，在离茂林不远的地方宿营。这时新调来三支队一位参谋长和一位政治部主任，原参谋长张正坤任司令员，原政治部主任胡荣任政治委员。新参谋长是黄序周。在这里停留了一天，继续向丕岭开进。吃中午饭前，胡荣政委从前沿回来，在一个村口的路上对我说：“王队长，你们电台这次受到军部表扬，支队和军部的电报都没有延误，上级还给你们增加了夜餐费。”(我当时搞不清楚为何增加夜餐费，因当时的技术津贴分三元、五元、七元、九元、十二元，胡立教同志就是十二元。我在南昌办事处时，因家庭困难，给我定为每月十五元。当时有个规定，技术津贴高的，就没有夜餐费。)午饭后继续开进，翻过丕岭就无法前进了，整个支队的司、政机关人员在山坡上就地露营。因国民党军已在前面筑有工事，先头部队已对敌发起攻击，打了一夜，未能攻克。天亮前，支队部机关又从丕岭转向高岭，高岭山顶也在打，晚上又从高岭转向高坦村西边的一座大山，这时满山沟都是人。拂晓时，部队已经冲出去了，支队机关未能跟上，天亮后又回到了高坦。
在高坦休整时，电台架设工作。上午十时左右，张正坤司令员命令，机关金体人员集合，由他亲自带队突围。每个人都准备好手榴弹和一切手中武器，准备立即向茂林方向突围。这时，我们距敌阵地只有一千多公尺，处在敌机枪火力的射击范围之内，只要一行动就要接火。晚饭后，机关、部队向高坦村北面的山岭突围，翻山越岭约二小时左右，先头部队突遇敌人的猛烈火力射击，机关人员遂即返回，这时行军秩序很乱，大家都向没有枪声的方向前进。拂晓后我们登上了一座高山，当时在山上的各部人员很多，清点电台人员时，发现背马达的摇机员掉队了。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又从山上下来找支队司令部，支队司令部已走散了，五时左右找到了军司令部(这里大概是西井坑村)。
找到军司令部以后，参谋处处长张元寿告诉我，军部电台总队胡立教、曹丹辉同志都在这里，我向曹丹辉同志报告了行动中的情况，他就叫我们留在军部电台，我被临时分在袁德钧队长、郭隆辉主任那个台工作。该台当时联络三战区司令部电台。因为我们台的马达没有跟上队，第二天我就去找马达，但原路已被敌人占领了，未能找到。结果背马达的摇机员也找到军部来了。
十二日，我们在西井坑，正要吃饭，电总队协理员林健同志来电台作传达动员，他说：我们要坚守一个礼拜，已发报给三战区，是他们指定的行军路线，要他们让出路来给我们走(电报是发了，但未回电)；已发报给陈毅同志，要他把韩德勤俘虏起来，韩和顾是把兄弟；已发报给二支队，赶快向我们靠拢接应。话还没说完，后边山上(可能是东流坑)就响起了机枪声(军教导队防守)。我们立即撤线出发，当晚翻了一座大山，十三日拂晓前到达大康王的山沟，在这里停了一天。大康王山口是国民党第一O八师防守，这个师以前和我们搞统一战线，刚到这里，阵地未部署好，就诡称不愿意打我们，叫我们过去，没有吃饭的，准备做饭吃。当时出去了一部分同志，敌工部长林植夫出去后给叶挺军长写了一封信，叫去和他们谈判。叶军长很生气，说现在还谈什么判，不是谈判的问题，而是给我们让路的问题，所以没有理他。约下午四时许，叶军长组织机关干部准备突围，但因迫击炮连掉队，故停止。黄昏后，敌人从后面冲下山沟。至此，军部机关全部冲散，各自分散于柴草中隐蔽。第二天午后，遇到彭子龙同志，他说叶军长负伤后被扣。
敌人每天搜山，我们在山上停留了三天，才遇到军教导队五队副队长归金科等人。这时我们共约十多人，计划经小岭、大岭、何家湾等地过江找部队，行动办法是夜行昼伏，以免暴露。但归金科不同意，坚持昼夜走，所以抵小岭前就遇上了泾县的便衣特务队，所带的武器、法币被搜劫一空。受此打击后，当晚抵小岭，分散开来，自找老百姓家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找部队。彭子龙同志当晚就离开了小岭，后来回到新四军七师。归金科同志带的几个人，当时隐蔽在小岭附近的一个造纸厂做工(后下落不明)。杨蕴年同志带勤务员一名不知下落。我和新闻台见习员吴定潮同志，几经曲折，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才与我地下党桂风乡党支部书记郭大培取得联系，得知我军的具体地址，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左右，找到新四军七师供给部所在地无为县三官殿白苑洲胡家瓦房。
有一支歌；从沙漠到海洋，从黄河到长江，那儿有工农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斗啊!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全中国人民同声歌唱。
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否则就将导致无法挽救的损失。项、袁首长在皖南军部的指战员中，威望很高，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但思想右倾，盲目相信敌人的许诺，不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造成重大损失，大家都感到痛心。约在一九四0年十一月，对部队动员时讲：部队在皖南三年了，要北移，三战区必须给十万元开拔费，要子弹、手榴弹若干，棉衣……，要等答复以后再行动。后来听说，三战区都答应了，什么子弹到宣城去领……实际都是国民党有意的骗局。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事变中，牺牲了一大批优秀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如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子芳、朱镜我、黄诚、张正坤、胡荣、冯达飞等，一般干部就更多了。电台上有衰德钧队长，汪琪光等，非党员有廖希贤、汪志斌等。
遵守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同甘共苦，人民就会拥护、热爱我军。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南昌办事处电台在江西南安村时，开始群众不了解我们，不给房子住，不敢和我们接触。当了解我们以后，和国民党军队一比较，群众就改变了态度，请我们到家中去住。新四军在皖南群众中有良好的声誉。亲历“皖南事变”突围的同志，都离不开群众的帮助。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于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